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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我匆匆去了一趟法蘭克福,為一個半年前的約定,見一位朋友。

3月的法蘭克福,比每年舉行書展的十月還冷了許多,說來正是春寒料峭。也因此,短短兩天時間,我們在飯店玻璃窗下,曬著太陽談話的一些畫面,回想起來很溫暖。

那位朋友當時剛從一個工作二十五年的崗位上退休。不像過去多年來每次見到他都是西裝筆挺,身材高大的他穿了一件皮夾克。由於在我抵達的前兩天,又摔傷了右臂,所以動作也遲緩一些。

不過,他讓我分享了一個消息。就在幾個月前,世紀之交的時候,法國一家媒體選出近二十年來影響歐洲的人物,德國有三人入選。一是前總理柯爾,一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unter Grass),另一位就是他。

衛浩世(Peter Weidhaas),這個前一年法蘭克福書展以盛大的退休晚宴歡送他,接著以「書展先生退休」或「書展教父走下舞台」相關新聞出現在德國與歐洲媒體的人,的確當之無愧。在他二十五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主席任內,不但一手把這個書展打造成出版界的麥加,也牽動全世界的文化產業神經。

衛浩世出生於1938年。青少年階段,正是二戰結束之後,德國在重建經濟的時期。他們父輩忙於工作,無暇照顧下一代的教育,只會以傳統的權威方式來要求子女。衛浩世在這種環境裡長大,「厭惡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但又缺少勇氣。」他先是在學校裡成了一個桀驁不馴的學生,終至遭到開除,後來為了尋找支撐和方向,開始大量閱讀。讀書固然幫他找到生命的意義,但也讓他陷入另一個憂鬱,自疑,甚至自恨的境地。因為隨著戰時猶太人遭受屠殺的過程逐漸遭到揭露,他也開始感受到自己文化裡的原罪,對自己的國家甚至週邊的人怎麼可能參予過這樣的事件而感到不解與憤怒。最後,他激烈地反抗自己的家庭、國家,甚至語言,離開德國,在歐洲展開一段長期的自我放逐。

他的流浪生涯固然有許多困頓,但也有浪漫迷人的一面。多年後他這麼回憶:

「當你度過忙碌的一天,把你勞累的頭放倒在枕席上時,你還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或許是在法國北部的一座修道院的一個房間裡,在一張特大的法蘭西床舖上和十二名黑皮膚的伐木壯漢同床共枕,或是……在義大利福吉亞一座度假別墅裡,和三名從沙灘上看中你的義大利女孩共度良宵。或許你不得不逃離一座茅舍,因為一隊激動的病態土耳其士兵前來巡視,或者你也會在賽納河畔一家廉價客棧花上幾個銅板渡上一夜。」

期間,他做過書店學徒,建築工人,也曾因為瘋狂地愛上一個丹麥的少女,一路追隨她到了丹麥;為了定居在丹麥,他則進了這個少女家族的行業,到印刷廠去當學徒。最後,他和這個少女並沒能結婚。但是他卻由印刷廠的學徒而進入出版業。

之後,他結束了這段瘋狂的求索之旅,決定重回德國。在1968年,全世界學運達到高潮的那一年,他卻反其道而行,回到主流,加入法蘭克福書展,由展覽部的一個助理,而派駐南美而再回到德國,於1974年開始擔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他由一個流浪漢而成為逐漸打造出全世界最大書展的人,儕身全世界出版業界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他也由一個全面抗拒自己文化與祖國的人,成了一個為自己文化與祖國的代言人。

這些過程,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之中寫得很生動。他回憶錄原書名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憤怒書寫在書架的灰塵之上」,我出版他的中文版時,書名則定為《憤怒書塵》。

我第一次見到衛浩世,是在1989年,時報出版公司任內。當時台灣力圖洗刷海盜王國之名,不但修法積極保護國外作者的著作權,也加上經濟起飛等因素而希望全面與國際出版社會接軌。因而就在版權代理公司這些新興行業出現在台灣的同時,新聞局也來找我,希望由時報出版公司出面,第一次正式組一個台灣團,到法蘭克福書展設一個台灣館。

頭一次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人,都要受到一些震撼。在那個紙張出版品鼎盛的年代,更是如此。這樣,在漫天而來的各種訊息與印象中,我以「台北出版人」展館策劃者身分去拜會了衛浩世。

這樣,我們從他每年書展期間「每十五分接見一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之中的一個約會開始,逐漸熟了起來。再後來,成了朋友。我們見面的場合,總是在世界各地的書展裡,見面的時候,泰半都因為書展的過程而疲憊不堪。不過,找個空檔見一個面,聚一聚,反而成了大家紓解壓力的時刻。我們交換各自在工作上的一些狀況和心得,經常會從東西方文化的對比裡,驚訝地發現那麼多相異,以及相同之處。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在1995年。那時我正因為自己公司裡一些複雜的人事問題而苦惱不堪,和他見面去餐廳的路上,沒想到他就突然講起他自己雖然在書展上風光不可一世,但是回到公司要面對董事會各種慘烈批鬥的經過。那晚我們伴著話題,喝了不少酒。事實上,不光是怎麼辦書展,從怎麼整理藏書,甚至到怎麼解決難纏的愛情問題,衛浩世都教了我很多東西。

衛浩世常說:「書展主席的壓力是別人沒法想像的。」

書展的壓力,來自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面。就時間來說,每個書展少則四、五天,多則一個星期。一年的準備,只為了這最多不過七天的時間。如此濃縮的時間,本身就產生極大的壓力。空間,指的是位置。書展的要點,就在位置。每個參展者都希望在有限的空間裡爭取到最好的位置,因此緊縮的空間本身又形成極大的壓力。

書展除了本身的時間與空間壓力之外,還有政治的壓力──尤其在一個書展成功之後。一個成功的書展,除了經濟的效益之外,還會有鉅大的文化形象與影響。這種影響,會吸引各方人馬前來染指。「甚至有些書展之所以成立,就是因為有人想拿來塑造自己的明星地位。」衛浩世說。「所以,每個書展主席,不論大小書展,都會面臨極大的壓力。」

就衛浩世自己任內而言,他最沉重的壓力有兩個方面。一個壓力來自外部,出自於美國和英國這些強勢文化。以美國為主的英語系出版者,挾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總是要求法蘭克福書展對他們有特別待遇,而衛浩世則基於法蘭克福書展是個全球書展的本質,力主平等對待各種語言與文化。於是衝突不斷。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新的書展,以法蘭克福書展為挑戰目標,更擴大了這種抗衡與爭鬥的縱深。另一個壓力,則來自內部。由於他個人的成就太過奪目,法蘭克福書展的影響力也太大,因此不免為許多人所覬覦。

這樣回頭看看,會發現衛浩世主持這個書展的成功有幾個方面:一。可以在這麼鉅大的壓力之下挺過二十五年(這段期間他們書展有兩位同事承受不住壓力而自殺);二,成功地與各種強勢文化週旋,吸引他們持續共襄盛舉,把法蘭克福辦成一個書展中的書展;三,盡可能地從平等的立場,一視同仁地對待各種語言與文化;四,以高效率的經營團隊運作以上這一切。法蘭克福書展每年有來自一百多個國家,接近七千名參展者,二十五萬名參觀民眾,展覽場地橫跨八個館,然而整個書展的正式內部編制人員不過五十人左右。

當然他也不是沒有付出代價。在他還沒有退休之前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的左手手指會經常輕微地顫抖。等他退休之後看到他的時候,注意到他的手指不再有顫抖的情況,我跟他說,他高興地回答一聲:「是啊。」

我問他:到底是什麼因素支持他能在這麼鉅大的壓力下生存過這麼長的時間。

衛浩世回答:「我曾經逃離過我的社會,我是下了決心才重回這個社會。所以我不能讓這個社會的壓力再把我擊倒──我不想再次退出這個社會。」

除了這個根本原因之外,我覺得書展這個工作可以和他個性相投,應該也是原因之一。每次在世界各地的書展上,看到他夜裡坐在哪個飯店酒吧的一角,喝著他最愛的伏特加,那種流浪的氣味都會讓我想到這才是他的寫真:他有著在出版世界睥睨群雄的氣慨,也有著浪跡天涯終不悔的浪漫。

他退休後的第一年,我頭一次和他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不只有一個短短的約會,而是吃午餐。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說,二十五年來,那是他一次看到自己所經營起來的書展。過去這二十五年,他大多時間是被囚在會議室裡,每十五分接見一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士,走進會場的時候,也都是匆匆地在別人伴送、開道之下趕赴一個定點,從沒有機會仔細看這個書展一眼。現在,他則可以走進人群,體會那種熙攘與熱鬧,也可以像任何一個參展者一般,佇足在他想逗留的展位之前。「有人認出我的時候,堅持要送我一本書,」他指指桌上幾本書。

我看著他,想著他用自己被「囚」在會議室裡二十五年的說法。任何事情,做到極致的時候,都有些極致的感受。那天,我和這個走進人群的囚徒一起在會場走了一段路,一方面是帶著分享著某種秘密的心情,一方面也是想再近距離看看他如何環視這個書展的神情。

法蘭克福書展,的確在衛浩世手中發展成一個太過特殊的書展。法蘭克福書展的質變,在於其量變,正由於其規模太大,所以無法用其他任何書展來比擬。也由於規模太大,所以不只一手建立這個書展的教父,任何人去參加這個書展,都可能不自覺地成為「囚徒」──囚禁於自己時間限制之下只能經常來往的展位之間,人士之間。

我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也有十七年的經驗了。對如何使用這個書展的心得,也經歷了三個階段。最開始那一兩年,比較摸不著頭緒,約會也不多,還有時間與心情東看看西逛逛,所以經常以一些意外的驚喜為收穫。後來,對這個書展熟了,認識的人也多了,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從動身出發之前就排滿了約會,每天都以搶購到多少版權為收穫。再之後,大約從發現那個「囚徒」的那一年開始,我也不想每天都只是忙碌於追逐那些(以英美出版品為主)的版權了。我不時會故意空出一段時間,無目的地逛逛。有意外的驚喜出現很好,沒有,我覺得還是很好。 這三個階段不同的使用法蘭克福書展的方法,沒有對錯。只是看個人的心情與需要的取捨。所以,衛浩世說每個人來到法蘭克福書展,都可以打開一個自己的書展,是真的。

近兩年來,我要參予台北書展基金會的事情,衛浩世起初是攔阻我最力的幾個人之一。他寫信給我說:「書展會吃掉你的。你是個出版人,犯不著。」

我不記得有沒有跟他解釋過,在我最後決定還是做這件事情的許多原因中,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想多一些機會,就近吸收這個書展的魔法師的經驗和心得。

舉一個前年的例子。

在2004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我和他討論到,當書展的發展方向碰上不同見解的主張時,應該如何化解僵局。他很簡潔地說了一句:「 We must fight FOR them.」(我們一定要為他們而奮鬥。)開始的時候,我以為聽錯了,就問他的意思是不是「 We must fight AGAINST them.」(我們一定要跟他們奮鬥。)他搖搖頭,說不是,強調他講的是「FOR」而不是「AGAINST」。

我問他為什麼。大家主張不同,不應該努力說服對方嗎?

他給我舉了一個例子。他說,過去在冷戰時代,蘇聯及東歐集團的出版社,為了輸人不輸陣,每年都由蘇聯政府大力資助前來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但是柏林圍牆倒掉,蘇聯解體之後,沒有人資助,一大票前蘇聯及東歐集團的出版社都沒法來參加了。如何對待這個情勢,有兩派主張。一派是就讓市場機制自行運作,等他們有能力的時候再來參加,這樣形同暫時放棄這個市場。衛浩世則主張更積極地看待這個市場。他認為英美及其他西歐國家勢必要進入這些地區,法蘭克福書展應該扮演更積極的媒介角色。於是他除了提供一些補助之外,更派遣許多專業人士到俄羅斯及東歐地區去主辦各種出版研討會,幫助當地的出版人熟悉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版經營。

後來,這些地區出現了許多成功的出版業者。「他們不但回來了,」他跟我講的時候帶著笑意,「我剛剛才會場上還遇見一個俄羅斯出版人,說他有今天的事業,不能不謝謝我。」

衛浩世要說的是,當我們和別人主張不同的時候,與其要花盡力氣遊說他接受你,不如回頭幫他開拓出他原先不相信存在的那一條路。因此,要「 We must fight FOR them.」而不是「 We must fight AGAINST them.」

他這些心得,不只對我在思考書展這件事情上有用,對我根本的出版人思路上也有用。

但是在他給我許多建議中,我相信他自己覺得最重要,我也越來越來有此體會的,倒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一些生活上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次。

一次是他要我多注意和自己孩子的相處。他說:「你出版再多書,不要忘了,你的孩子才是你最重要的出版品。」

一次,則是去年夏天。他突然寫信要我一定去休個假:「你一定要聽你顧問的話……休息的重要,只有在你休息過後才體會得到。」

我真的去休了一個幾年來從沒有過的長假。而這位顧問說的的確沒錯。

有一次曾經聽他接受訪問,談到他終年奔波世界各地,怎麼面對那麼多離別的場合。記得衛浩世這樣回答:「有離別才會有相會。」之前,我就注意到不論我們在哪個場合多麼興奮地會面,多麼高興地暢談過後,到分手的時候,他總是道過一次再見,就頭再也不回地大步離開。絕不回顧。聽了「有離別才會有相會」之後,我開始很喜歡體會和衛浩世分手時候的感覺了。

因為你好像從此再也見不到這個人了。

你也好像明天就要再見到他了。

*在衛浩世寫書幫我們了解法蘭克福書展的時候,寫這篇文章希望有助於讀者對這位作者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