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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現任佛光大學社科院院長暨傳播系教授兼任所長,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陳淑貞博士所著《民視午間新聞幕前幕後:雙語產製與台灣認同的回饋與前瞻》(以下簡稱《民》書),旨在探討民視雙語新聞製播與台灣認同發展的關係,其主要內容涵蓋雙語新聞節目在社會文化、政治及營收等方面背景因素的分析,雙語新聞的語言選擇特色、製作過程、困難與解決方法的描述,以及以台語播報電視新聞,增進觀眾的「台灣認同」的效果蠡測。《民》書共分十一章,都十五萬言,很有創意,資料閎富,研究態度嚴謹,堪稱頗具水準的學術論著。

淑貞以在英國雪菲爾大學攻讀高級學位,經過八年的努力才完成的英文博士論文,譯成中文出版,可見其孜孜矻矻,花了很多心思,才能用兩種語言呈現傳播專著,多麼不容易,治學的毅力值得肯定。一般來說,電視新聞是電視公司的靈魂,播報電視新聞是一個人人稱羨的迷人行業。

電視新聞每天提供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新鮮事,它擴大了人們的視野,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使地球村得以形成。電視新聞的播報提供美不勝收的聲光畫面,使高潮迭起的新聞事件如同千變萬化的劇情,在彩色繽紛的襯托下,吸引了觀眾的眼光,人們因電視增加了生活的樂趣。

陳小姐自從民視於一九九七年創立之後,就加入其新聞部,開拓電視新聞的生涯,曾擔任主播、記者、製作人,歷練多年,工作經驗豐富,這樣資深媒體人的特質從這本學術著作中,字裡行間流露出來,尤其她長期擔任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播報,使她能觀察、蒐集該項新聞製播過程第一手資料,從而領悟從事雙語午間新聞製播的甘苦。台灣電子傳播事業發達,擔任電視新聞主播者大有人在,但能長期以雙語主播電視新聞者實在很少,尤其由於歷史的因素,台語在電子媒介的使用可謂歷盡滄桑。日據時期的台灣,日本政府在台宣揚講日語,禁止台灣人說台語,國民黨於一九四九年播遷台灣,推行國語政策,於五○年代後期下令各級學校不得講台語,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家無線電視台成立後電視節目也限制使用方言。

語言是人類所獨具的特色,而語言能衍生出各種人文現象,如藝術、科學、政治和經濟體系,宗教信仰等,沒有語言,文化無以生存。語言的功能是做為說者彼此之間、說者與環境之間的橋樑,尤其,語言與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一種語言的推行與禁止端賴統治者的意識型態。

一四九二年,有人把一本文法書呈獻給西班牙的伊莉莎白女王,女王大惑不解地問道:「這本書有什麼用處?」在一旁的主教答道:「陛下,語言是帝國最有利的武器。」在整個人類歷史上,語言和國家一直是如影隨形,密切相關。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將他們的語言遠播到任何兵威所及之處,其他的殖民國家也都努力嘗試這麼做。國家常令其國民使用統一的國語,以示愛國。即使是本國的方言,政府也不太信任,因為人民使用那些方言,表示他們對地方效忠,而不是對獨一無二的國家效忠。明乎此,睽諸台灣殖民的歷史,台語從未成為國定語言,其來有自,後來國民政府遷都台灣,為貫徹反共國策,實施戒嚴,藉著限制傳播媒介使用台語,以淡化台灣認同,似可理解。

《民》書以犀利的筆觸從學術的觀點,條理井然剖析民視午間新聞的幕前幕後,探討問題相當深入,主要在探究雙語新聞製播過程,動機和效果,從而釐析台灣認同的底蘊。研究者多年來沉潛於雙語新聞製作與播報,早已是這方面專家,熟練實務運作,平素觀察細膩,了解這項極具特色的台語電視新聞的創立背景、現況與效果,所涉獵的主題才能如此面面俱到,論述鞭辟入裏,實在難能可貴。

《民》書是一篇高級學位的英文論著,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內容分析和焦點團體訪談等多重研究方法完成的,這顯示作者在追尋雙語新聞開播的歷史軌跡,描繪現況與效果,以及檢驗其與台灣認同的連結時,都以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進行的,從這裡可以看到作者針對不同的研究子題與研究階段,嘗試運用適當的研究途徑,來觀察不同的現象,這在在顯示其治學態度的認真,與治學方法的實踐。做學問原本是不容易的,而作者以長年累積的媒體經驗,基於電視語言的使用與認同的創意思維,融合媒介組織、新聞學觀點、閱聽人理論等相關文獻,展現雙語製作與台灣認同的研究架構,甚具理論意涵,對新聞學術的開拓頗具啟發性。尤其,在台灣認同曾是禁忌的漫長歲月裏,新聞自由受到扭曲,人們尚懷抱台語不易從螢光幕聽到的悲情,《民》書以傳播學術的立場予以探究,為歷史見證,更具意義。

《民》書自第六章到第十章對民視雙語新聞的特色,製作過程、觀眾收視的情況等考察詳細,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論述都是基於證據與文獻,信而有徵,符合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精神。對於研究發現的詮釋頗能發揮作者長久以來對台灣社會觀察之獨到,與實際參與雙語新聞製作播報的心得。這些研究成果可作為新聞實務的參考,在台灣或許有不少有關電視新聞的研究,但鑚研雙語新聞的學術論著似乎是鳳毛麟角,本研究彌足珍貴。

傳播制度與政治制度,宛如一體兩面,幾不可分。一九四0年代晚期美國學者對報業四種理論的闡釋充分顯示其精義。傳播內容足以反映時代思潮,台灣近四十年的戒嚴時代,無可諱言,政治因素限制了新聞自由,台語在傳播媒介的使用遭到嚴格的限制,已如前述。隨著社會變遷,戒嚴解除了,民視雙語新聞的出現象徵台灣民主政治正在脫胎換骨,彷彿嚴冬過後的一聲春雷,驚蟄沉鬱已久的大地,旖旎春景,百花齊放,早已降臨。

陳博士早已是著名主播,後來,有志於傳播學術,不畏艱難,遠渡重洋,負笈英國著名大學,多年來與中外學者問學論道,其好學深思,追求真理的精神,實可敬佩。本人有幸在其博士論文的中文版問世之時,先行拜讀,乃不揣愚陋,略表數語,是為序。

這是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原文是在英國雪菲爾大學經過八年努力後完成的博士論文,為方便與台灣及全球華人讀者分享學術研究心得,改以中文出版全文。

自從民視於1997年創立後,我有幸加入這個嶄新的電視新聞工作團隊,並一直在民視學習與服務至今。在民視新聞部中,我擔任過主播、記者、製作人,並長期負責播報民視雙語午間新聞。這樣的工作經驗,不但豐富了我的新聞工作歷練,也為我在新聞學術研究方面,提供了最佳的研究靈感,以及在新聞室裡參與觀察並蒐集到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製播過程的第一手寶貴資料,而終於孕育並誕生了這本學術著作--民視午間新聞幕前幕後:雙語產製與台灣認同的回顧與前瞻

在電視新聞研究領域中,新聞製作常規、新聞價值及專業意理、新聞室社會化過程、新聞組織的權力結構關係、新聞專業人士的工作滿意程度,乃至新聞工作者的教育訓練過程,都曾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唯獨語言使用對電視新聞節目製播過程的影響,是新聞學界相對而言較為忽視的探索主題。由於全世界的電視新聞節目大都只以某種特定的單一語言播出,也就難怪新聞傳播學者容易忽視語言使用對電視新聞節目製作過程的重要影響。即便是在一個雙語或多語社會中,為服務弱勢語言族群,以維繫文化認同為目的而製作的新聞節目,也多半是以某種單一的弱勢語言播送新聞節目。像民視無線台午間新聞節目這樣,在同一節新聞節目中,常態性地同時出現台語及國語,甚至偶爾夾雜外語的語言使用型態,可謂非常罕見。這種獨特的電視新聞語言使用模式,是我每天親身經歷的工作經驗,也是電視新聞研究拼圖中有待補齊的一小片珍貴圖像,因此,也觸動了我的研究靈感,而終於完成了對民視無線台雙語午間新聞的個案研究。

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節目的獨特性,除了雙語使用型態,更在於除了商業目標外,節目的語言政策中,也蘊涵了強化閱聽人台灣認同的政治及文化動機。更有趣的是,政治、文化及商業這三種在新聞節目中看似不相容的節目製作目標,卻因為雙語的使用型態,而巧妙地互相結合,使該節目自播出至今,在競爭激烈的午間電視新聞市場中,一直屹立不搖,且有愈戰愈勇之勢。就是這些獨特而又有趣的現象,讓我將每天的新聞播報工作與新聞學術研究興趣,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完成了這份學術研究報告。

身為民視超過十年經驗的專任新聞主播,依台灣的習慣,也許我已勉強被列入資深電視新聞人的中段班;但在新聞學術研究陣營中,我毫無疑問的是剛起步的後段班新手。這份研究報告之所以經過八個寒暑才完成初稿,實在是因為只能利用下班後的休息時間埋頭苦讀與振筆疾書。所以,對於研究品質的講求,只能盡力而為,距離至善至美,仍有相當落差。又因研究過程遷延時日,書中若干實證資料已略顯陳舊。例如,第六章的內容分析資料距今已有時日,只因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節目的語言使用模式多年,來並無明顯變異,所以幾經考慮後,仍在本書中,呈現論文寫作過程中蒐集的資料與分析結果。又例如節目收視率資料日日更新,但因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節目的市場利基並未變動,所以,在書中也仍然呈現論文寫作時所獲相關收視率資料。這些實證資料更新的工作,將於日後修訂本書內容時一併補齊。

無論如何,之所以決定先將研究報告內容出版成書,是希望早日將研究發現向台灣新聞傳播學界諸先進及所有關心民視雙語新聞節目的社會賢達,做個完整的報告,以便及早獲賜指教,精進個人未來的新聞學術研究能力。

事非經過不知難。得之於人者太多,只有由衷感謝。能完成這項個案研究,實在要萬分感謝民視創辦人蔡同榮先生、總經理陳剛信先生、副總廖季方先生、副總王明玉女士、前總監葉文宗先生、新聞部胡婉玲經理、副理蔡滄波先生、製作中心主任蘇義崧、副主任李靜婷、業務部經理趙善意及許許多多厚愛我支持我的民視新聞部長官與同事,沒有他們的鼎力協助,我斷然無法完成這項研究工作。國內、外傳播學界的幾位師長,包括政大彭芸教授、台師大社科院長林東泰教授、胡幼偉教授、陳炳宏教授、陳雪雲教授、台大張錦華教授、彭文正教授、以及中華企業經理協進會秘書長劉偉澍先生、中研院副研究員王甫昌先生、東吳大學英文系魏美瑤教授、英國Leicester大學大傳系主任Barrie Gunter教授、英國雪菲爾大學東亞所教師Jeremy Taylor博士、論文口試委員英國雪菲爾大學新聞系Ralph Negrine教授、西班牙CEU San Pablo大學大傳系主任Karen Sander教授等學界先進,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耐心提供建議並指引研究方向,讓我銘感五內。我的論文指導教授--英國雪菲爾大學新聞系系主任Jackie Harrison教授,對我諄諄教誨,循循善誘,讓我終能突破障礙,完成研究,更是我永遠感謝的恩師。長輩好友大億集團董事長吳俊億先生、幼獅文化公司總經理廖翰聲先生、救國團秘書處長許石欽先生、台大教授朱靜美、港明高中郭文泉老師、遠傳電信業務經理黃紫誼、補教業者陳雅莉、明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余毓琦、亞洲大學副教授唐淑美、逢甲大學副教授顏上詠、還有Anne、Ted、Brian、Roger、Guy、Rebecca、Ramesh等友人,對我在職攻讀博士期間的鼓勵與支持,是我前進動力。當然,最後要再度感謝胡幼偉教授,在此書付梓過程中協助翻釋校正。更令我萬分感激的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英國雪菲爾大學新聞系主任Jackie Harrison教授,以及國內新聞與傳播管理學界我最敬重的潘家慶教授、王石番教授、莊春發教授,及陳炳宏教授在百忙中慨允賜序指導,使本書奠定可讀的基礎。前輩大老對初入學術殿堂的晚輩如此厚愛,筆者不但永遠銘感五內,更將以幾位前輩泰斗的指引,做為個人日後努力向前的導航與定位。此外,也要感謝五南圖書公司陳念祖副總編輯及文字編輯李敏華小姐與美術編輯童安安小姐,他們專業與高效率的編輯作業,使本書生色不少。

謹將本書獻給最愛我的父母及家人,以及多年來支持我的民視雙語新聞節目觀眾。願本書的出版,能讓大家更了解民視雙語新聞工作團隊日夜不懈的努力與付出。

在1950及1960年代,台語一直受到台灣執政當局有系統地抑制。尤其是在教育及廣電體系內,這種壓制特別明顯。根據一位研究台灣問題的英國學者Taylor的觀察,在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對台語並不友善的環境中,大眾傳播體系中,有關台語作品的唯一例外,就是台語電影的拍製。當電視開始普及於一般家庭後,執政者對電視節目的語言政策,也限定在以使用國語這種唯一的官方語言為主。
經由使用特定教材,教育體系當然臣服於官方這種教條式的語言政策。但電視節目的語言政策,則有其他問題的考慮。電視的多元性、無所不在的特性、快速發展的程度,甚至越洋的影響力,都成為執政者要控制電視節目的理由。
從台灣電視事業發展初期開始,執政者就已注意到,電視有可能成為表達台灣人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基本信仰,以及特別重要的、所謂「台灣認同」的一種有力的修辭媒介。因此,執政當局對電視節目使用語言方面的控制,就變得愈來愈嚴峻。直到1990年代,這種控制才稍加放鬆。

其實,中央政府遷台之初,語言與文化政策的考慮因素之一,就是如何抑制台灣獨立政治議題的發酵,讓整個社會以執政當局的意識型態為依歸。因此,在1999年,當國語仍是台灣唯一的官方語言時,以促進台灣人意識著稱的民視無線台推出雙語午間新聞,就成為特別值得重視的傳媒現象。在這個雙語午間新聞中,民視同時使用了國語及台語,而成為全台灣唯一在同一節新聞節目中,同時運用國、台語的雙語午間新聞。製播這樣的節目,不但打破了台灣電視新聞獨尊國語的傳統,也彰顯了民視創辦者藉由在電視新聞中加進台語,以強化閱聽人台灣認同的強烈企圖心。

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特色,就是在同一節新聞中,混合使用國語及台語;而其他無線台的午間新聞都只使用國語。在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節目中,主播主要用台語播新聞,記者因為不一定能說流利的台語,而多半在節目中用國語做新聞報導。由於是雙語新聞,主播在報新聞時,常常需要在國、台語間做語詞意義的轉換。這種雙語新聞的表現型態,讓台語在電視新聞中的重要性大增,而首度與國語一樣,成為主要新聞時段中經常使用的語言。

有鑑於此,新聞學界確有必要研究民視創建此種雙語新聞節目的社會及政治背景,及其背後在營收方面的考慮因素。此外,雙語新聞的製播會不會改變傳統的國語新聞製作流程,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畢竟,過去有關電視新聞製作的研究,相當忽略語言的選擇對電視新聞製作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民視雙語新聞的個案而言,捨棄單一語言而改採雙語的表現型態,很有可能增加新聞製作的難度。例如,在進用新聞部人員時,語言能力或就要成為一項考慮因素。同時,為能有效率地將國語新聞帶轉成台語帶子,公司可能要添購器材並聘用過音編輯,同時,也或許要投入更多成本於訓練新聞部人員的台語表達能力。此外,混用國、台語也可能會對記者、編輯或主播造成一些難以預料到的雙語轉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必須在極大的時間壓力下設法克服。換言之,選擇雙語的表現型態,可能會使電視新聞的製作難度及製作成本升高,但過去有關電視新聞製作過程的研究,卻並未對此現象進行有系統地研究。因此,有關雙語電視新聞的研究,應可幫助新聞學界更加了解,語言選擇會如何成為影響電視新聞製作過程的一項重要因素。這是本研究的主要價值所在。

簡言之,本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探討民視創建的台灣唯一的雙語電視新聞節目,在社會文化、政治及營收方面的背景因素,雙語新聞在語言選擇方面的特色,雙語新聞的製作過程,特別是因為選擇雙語而造成的困難及解決方法,以及在電視新聞中增加使用台語,對增進觀眾的所謂「台灣認同」,是否具有某些效果。這是本書要依序探討的課題。

根據Uriel Weinreich (1968: 1) 的說法,講雙語的人,必須要處理使用兩種語言時會出現的問題。Hoffmann將雙語使用的特點歸納成:干擾 (interference)、借用 (borrowing)、個人創造 (individual creation)、混用 (mixing),以及符碼轉換 (code-switching)。Hoffmann (1998: 95-100) 指出,所謂干擾,在音韻學的層次,通常被稱為「外國人口音」,在文法層次,則涉及諸如字詞在語句中出現的順序、代名詞、介系詞、時態使用等語法結構的問題。在語句層次,則可能是說話時,從另一種語言借用一個字,或是將某種語言中某字的意義,過度延伸到另一種語言的語句中。至於在進行翻譯工作時,則可會因為書寫的傳統方式而造成拼字問題。
談到語言的借用,Hoffmann (1998: 101) 解釋說,借用來的語詞,可能只是沿用原來發音,或略做語音形態改變或兩者兼具後,融入另一種語言的語句中。至於語言符碼的轉換,是指在同一段發聲中,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儘管使用雙語的人,常常會在談話時同時使用兩種語言,Hoffmann (1998) 卻認為這表示,說話的人,在使用語言的能力上有所不足,也就是指,說者無法在處理兩種語言時,避免造成聽者的困惑,或表示說者無法分開運用兩種不同的語言。不過,David Crystal 卻認為,雙語主義是阻止或預防語言衰頹消失的良方。因為,在雙語社會中,雙語主義可以形成一種空間,讓具支配力的語言與另一種語言可以和諧共存 (Crystal, 2000: 80)。也就是讓兩種語言發揮互補作用,而非處於競爭狀態。然而,很諷刺的是,在一個被壓抑的語言社群中,成員對於弱勢語言的態度,內部衝突愈大,愈可能加速這種語言的衰頹。在一些弱勢語言族群中,老一輩的人往往指責年輕成員説的族群語言不夠道地。但在Crystal (2000) 看來,愈是堅持某種語言的一成不變,愈會加速這種語言的衰亡。因此,讓兩種語言在一個社會中自然地被交互運用,反而是延續弱勢語言的較佳策略。

談到這裡,就必須指出,所謂語言的標準化,往往與社會情境有所關聯(Milrory and Milrory, 1991)。Hudson (2001: 33) 認為,某種語言在一個社會中,被建構成標準化的主要語言,通常會經過四道程序,包括 (1) 選擇:語言的選擇涉及社會與政治因素的考量;(2) 制訂符碼:以文字表述的字典和文法書籍,讓社會成員學習所謂標準語言的正確形式;(3) 語言功能的深化:中央政府的運作功能與官方文件的書寫,都被要求以標準化的語言來完成;(4) 接受:語言的標準化有賴社會成員接受其為官方語言。

根據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的說法,一般而言,無法在文法或發音上使用官方語言的社會成員,往往是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因此,對非官方語言顯露無法接受的態度,其實是一種歧視,這也可以說是,以政治力界定官方或非官方語言所造成的影響。換言之,判斷某種語言為標準或非標準語言,通常和社會情境有關,而絕非僅僅是一個語言學上的議題。其實,將某種語言標準化的過程,就同時涉及對另一些語言的壓制。事實上,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一種口說的語言,從未能夠真正所謂標準化;只有拼字和書寫體系還比較能夠標準化。而永遠一成不變的語言,就是死的語言。因此,所謂的語言標準化,只是一種意識型態。將某種語言標準化,只是「一種心中的想法」,而從未能真正完全實現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2)。

語言學家通常認為,以所謂不夠標準的方式,使用某種語言,通常是由於說者堅拒官方語言,或是沒有能力學習所謂「正確」的語言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5)。語言的標準化,通常被視為某個社會在某一時期被要求具有某種一致性的結果。在此時期內,某種語言被選定為所謂標準語言。同時,另一些語言就被視為標準語言的競爭對手。長期下來,只有一種語言被有影響力的社會成員接受為標準語言,而這種標準語言又經由大眾傳播、教育體系、官方文件、書寫系統等方式,散佈到整個社會,並同時開始歧視無法使用標準語言的社會成員。因此,語言學視標準語言為一種強加於社會中的語言 (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7)。
電視是推廣某種標準語言並維持其地位的有力工具。電視使用某種特定的語言,可以讓人們知道這種語言,並且看到及聽到使用這種語言的「正確方式」(Milrory and Milrory, 1991: 27)。然而,儘管大眾傳媒可以強化人們對某種標準語言的認知,卻未必能讓人們在生活中就採用這種語言。例如,BBC的英語,經由節目播送出去後,被認為是標準的口語英文,但是,幾乎沒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說這種英文。雖然BBC被質疑在語言影響上,並沒有扮演適當的角色,但BBC反駁,該公司角色的扮演,並不在影響英語的表現形式,而是反應語言流動與不斷變化的本質(Humphrys, 2004)。Bell (1982) 的一項研究中也發現,在紐西蘭的數個廣播頻道中,節目主持人是跟隨聽眾、而非領導聽眾如何使用語言。

對身處多語言環境中的電視新聞工作者而言,在製作電視新聞節目時,一項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到底要讓主播用哪一種語言播報新聞。當然,在一個單語國家中,這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在一個雙語或多語的社會中,電視新聞的語言選擇,可能就會牽涉到很複雜的考慮因素。以筆者的看法,語言的選擇與認同 (identity) 之間,可能有緊密的關聯。選擇以某種語言播出電視新聞,可能意謂著想要強化某種特定的國家或文化認同。有學者已清楚地指出,語言是認同的一種表現 (Crystal, 2000),也是維繫認同的最重要指標,以及傳播的核心符碼 (Howell,1992)。Edwards (1985: 3) 也指出,擁有某種語言,對維繫團體認同無比重要。Fishman (轉引自Berg, 1986: 29) 則是發現,語言可以將一個民族的本質符碼化,標示出一個族群的特色。如果說政府或有心政客,藉由某種語言來強調某種特定的國家認同,並強化公民對國家的歸屬感,那已經是一點也不讓人驚訝的作為 (Wei, 2005)。在此狀況下,電視被視為一種重要工具,經由語言選擇後的文化再現,來建構人們的認同 (Hamers and Blanc, 2000)。此外,選擇以某種語言播出電視節目,也可以達到保存弱勢語言 (Mackey, 2000),或是宣揚某種強勢語言的目的 (McMillin, 2002)。
之所以用電視節目來保護或宣揚某種語言,是因為電視通常被認定為具相當說服效果的一種媒介 (Price, 1995)。電視不但被認為,是可以涵化觀眾某種特定認同的媒介;甚至就長期效果而言,可以改變人們的行為 (Barker, 2000; Gerbner, 1992; William, 2003)。電視節目可以讓人們產生某種心像,改變人們對家人、國家或政府的態度 (Price, 1995),乃至於間接地影響人們的行為 (Curran, 2002)。電視節目的功能之一,是認同的強化,提升觀眾對某一群體的歸屬感 (Harwood, 1999)。已有學者明白指出,在歐洲、後殖民時代的非洲、美洲及亞洲,語言與認同的關聯,都是重要議題 (Hoffmann, 1998: 193)。
在歐洲一些國家中,像是英國、德國、義大利、瑞典、瑞士、法國及西班牙,語言與認同是重要議題。政府經由對廣電節目的語言選擇,制定規範,來保護弱勢族群的價值觀與文化 (Blumler, 1992)。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電視成為普及於社會的媒介後,學界對認同一詞的定義,以及認同與傳播之間的關聯,有了新的理論觀點 (Blumler, 1992:156)。以下筆者要介紹幾個國家中,有關電視節目語言選擇與認同之間的關係。這些事例與本研究要討論的民視雙語新聞中的一些議題,在本質上相當近似。若從電視新聞與認同的角度來看民視的雙語新聞,簡言之,那就是一種企圖心,想要運用電視新聞來為台灣的電視觀眾重新界定一種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基本認知,同時也為了保護台語,並積極地宣揚台語的重要性。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其他國家的事例。

威爾斯經驗
威爾斯雖然是大英國協的一部份,但由於威爾斯政府有決心,決定要保護威爾斯語,並設置國家級的威爾斯語電視台。在意識到威爾斯語的衰微,以及威爾斯文化岌岌可危的狀況後,若干威爾斯的有識之士創立了威爾斯國家黨,並藉由製播威爾斯語電視節目,來提升威爾斯的國族與文化認同 (Edwards, 1985)。在威爾斯,威爾斯語並非官方語言。但是,在1967年通過的威爾斯語言法案,確保威爾斯公民在威爾斯的法院及公家機關內,有使用威爾斯語的合法權利。這一法案也帶出了英語及威爾斯語並用的公共標示及雙語學校,並促進了威爾斯人對以雙語播出政治辯論的支持 (Howell, 1992)。
根據1982年通過的威爾斯廣電法,威爾斯語電視頻道S4C在1982年開播,每周大約播出30小時的威爾斯語節目 (Cormack, 1995; Howell, 1992; Edwards, 1985)。在不播威爾斯語節目時,該頻道的節目就以英語發聲。Cormack (1995: 211)指出,這些威爾斯語節目是由BBC 威爾斯部門、HTV及獨立製作人所製作,並由政府資助。在1990年代S4C播出的威爾斯語節目中,連續劇是最受歡迎的節目,約有十萬威爾斯觀眾常看威爾斯語連續劇。其他威爾斯語節目的觀眾,很少超過兩萬人。雖然,威爾斯人成功地開創了威爾斯語的電視頻道,但要製播威爾斯語的電視新聞節目,就無可避免地遭遇到在翻譯方面的實務問題。Howell (1992) 指出,因為電視新聞一定要用現今人們使用的語彙與科技設備播送最新訊息,於是,電視新聞製作人就得克服為英語新聞帶,配上威爾斯語發音及字幕的翻譯難題。這種困難一直存在,觀眾也一直不太滿意 (Howell, 1992)。

愛爾蘭經驗
和威爾斯一樣,愛爾蘭也是個雙語社會,也曾借助電視節目來保存及宣揚愛爾蘭傳統本土的塞爾特語 (Celtic language),因為語言被認為是一種認同及傳統文化的展現 (Howell, 1992)。雖然,政府支持經由傳媒來宣揚愛爾蘭語,但愛爾蘭語在語言使用的品質上,卻不盡理想。在1970年代,愛爾蘭也經歷過在英語仍為強勢語言的環境中,如何在英語及愛爾蘭語電視節目中求取平衡的爭議。愛爾蘭政府曾組織一個委員會,來檢討雙語廣電節目問題。由於愛爾蘭語在愛爾蘭是弱勢語言,因此,愛爾蘭語節目中的愛爾蘭語,就不太標準。於是,閱聽人就開始要求節目中的愛爾蘭語要更加標準化,以改進節目品質,並提升傳媒在這方面的責任 (Howell, 1992)。愛爾蘭加入歐盟後,愛爾蘭語在2007年元月一日起,被歐盟認定為歐盟中的一種官方語言。歐盟文件與演說內容都有愛爾蘭語譯本,愛爾蘭語節目的地位,也獲得提升。

魁北克經驗
在加拿大人口中,由於具文化多元性,因此,加拿大的傳媒政策也涉及語言與認同議題。移民,讓加拿大成為世界上最具文化多元性的國家之一。例如,在魁北克這個加拿大最大的省份中,有六百萬說法語的人,住在這裡。當1952年加國有了電視後,魁北克成為全世界僅次於法國的第二大法語電視節目製作中心。Fletcher (1998) 指出,加拿大廣播公司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製播的法語節目,將焦點放在魁北克省內的議題上,並忽視加國其他地區的事務,於是助長了魁北克人自成一國的國家意識。Balthazar (1997:47) 也認為,法語電視節目讓魁北克的法語族群,更加緊密團結,因此,大大助長了所謂的魁北克意識或魁北克國族主義。經過強化後的魁北克國族主義及文化上的認同,深化了加國人口中英語族群與法語族群的分裂,並可能成為魁北克舉行公投獨立的因素之一 (Mowlana, 1998)。

印度經驗
印度也是一個多元文化、多語系及多元族群的國家。在印度境內有多達18種官方語言,包括英語、印度語,以及1,651種方言。每個地區及語言區域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與認同 (Bansal, 2003)。於1959年建立的印度國家電視台,最初扮演印度政府「文化旗手」的角色,負責促進印度的全國團結一致,並大力宣揚印度語為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 (McMillin, 2002; Skinner, Melkote and Muppidi, 1998:2)。因此,在印度國營電視台的節目中,黃金時段節目都以印度語播出。在接受衛星電視的挑戰之前,只有少部份節目以英語製播 (Skinner, Melkote and Muppidi, 1998:2)。然而,在1990年代,衛星電視打破了印度國營電視的壟斷局面,並加速了非印度語節目在印度的出現。
面對衛星電視的挑戰,印度國營電視台提升了節目的多元性,並增加了數個頻道播送非印度語節目。在1996年,印度國營電視台已有15個頻道,其中包括以印度地方語言製播節目的頻道 (Rao, 1998)。Skinner (1998) 及其他學者認為,衛星電視事業在印度的興起,加速了印度境內非印度語節目多元呈現的風貌。Mowlana (1998:33) 也表示,經由衛星傳送的多語混合節目,強化了對印度少數族群的服務。印度衛星傳播科技的發展,確實讓印度快速增加了不少多元語系的電視頻道。

歐盟經驗
歐盟的創立,標示著形構一種新的所謂「歐洲認同」的企圖。關於經由傳媒,特別是透過電視來強化「歐洲認同」的想法,近年來,引發了對於歐盟傳播政策的爭辯 (Morin, 1988)。由於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歐洲的媒體市場隨之擴張,並出現了更多電視頻道。然而,僅僅借助傳播政策,就想建構所謂「歐洲認同」,並非易事 (Harrison and Woods, 2000)。Casero (2005) 指出,之所以無法建構「歐洲認同」,是因為少了政府力量的支持。此外,歐洲語言的多元性,也是新的「歐洲認同」難以成形的一項因素。Dessewffy (2002:11) 認為,共同的語言是建立共同認同的關鍵因素,而歐盟中有很多種的語言,對建立一致的「歐洲認同」就是一大難題。Schlesinger (1996) 也指出,多種文化之間的差異,也是無法建立「歐洲認同」的另一項主要原因。根據Schlesinger (1996) 的說法,建構「歐洲認同」的失敗經驗,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每一會員國中的傳媒,只呈現該國自己的國家認同。各國傳媒難以將節目中展現的本國認同,轉變成共通的歐洲認同,也很難在製播新聞時呈現歐盟觀點,而不偏向本國利益。其次,歐盟有多達二十多種官方語言。在如此複雜的狀況下,也很難建構出能夠包容會員國語言因素在內,而又實際可行的歐盟傳媒政策。因此,如何經由傳媒的節目播送,在共通的歐洲認同中,反映出各國本身的國家或文化認同,實在相當困難。這是目前歐盟仍待解決的問題。

回顧了幾個國家中,電視、語言與國家或文化認同的關聯議題後,可以發現,這些事例都指出,試圖運用電視強化認同可能遭遇的問題。然而,印度及歐盟的經驗,又與其他國家的情形不太相同。在愛爾蘭、威爾斯及魁北克的事例中,當地政府支持電視台,以播送弱勢語言來對抗強勢的官方語言。但是在印度,則是國營電視台在節目中,強力宣揚印度語,以促進國家團結一致。歐盟則是另外一種狀況。由於沒有共通的語言與文化,又缺少政府力量的支持,導致難以經由電視播送的新聞或其他節目,建構新的所謂「歐洲認同」。

本書在前一節中,提到若干國家中的事例,只是想指出,試圖經由製播電視節目,來強化社會成員的某種國族或文化認同,並非什麼新鮮想法。對於一向強調提升台灣意識的民視而言,或許也可以從此一角度來理解,該電視台在重要的午間新聞時段,打破國語壟斷電視新聞的傳統,製播國、台語並用的雙語新聞之用意。當然,如前所述,對於新聞學者而言,除了探究民視製作雙語午間新聞的動機之外,進一步了解雙語新聞在語言呈現上的特色,以及雙語新聞的製作流程、在製作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法、雙語新聞的市場營收支撐,乃至於觀眾對雙語新聞能否提升台灣意識的反應,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以下筆者就試圖從歷史背景、語言呈現特點、媒介組織內的社會面向、新聞製程面向及媒介經濟面向,以及傳播效果等方面入手,對民視雙語午間新聞此一獨特個案,提出以下幾項研究問題,並在本書以下各章中,依序呈現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發現及其涵義。

研究問題1: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政治、文化及營收方面的製播動機為何?
研究問題2:民視雙語午間新聞在新聞主題選擇及語言呈現方面有何特點?
研究問題3: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製作團隊成員,在社會背景方面有何特色?
研究問題4: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製作流程、所遇之困難及解決之道為何?
研究問題5:民視雙語午間新聞的營收狀況及收視觀眾背景分佈狀況為何?
研究問題6:民視雙語午間新聞觀眾,對節目的使用狀況與滿意程度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