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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傳來消息,說是楊絳先生提名要我主持《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的編輯工作。原本我是想過了春節最熱火的這幾天,再去拜望楊先生,這回只好和她電話預約好提前登門拜年,以便及早地聆聽她編印紀念文集的意願,以及對我做何差遣。聽過她講述了與陳奎元院長就此事商談的經過後,我首先表示了對他們信任的謝意,然後說:突然接到這一授命,有兩句話湧上心頭:一是“力不勝任”,二是“義不容辭”。

說“力不勝任”,絕非虛情假義的客套話,而是區區略有自知之明的“實情”。錢先生是“通人”,學問博大精深,汪洋恣肆,會通中外古今。當年讀他的書,我就常常苦於學力的不足。如今約請學界中的人士,來寫紀念這位中國學術界一代宗匠的文章,人們自然會充分對其學術上的卓越成就做出評估。讓我來評判和編輯這樣的一批文章,必定會愈加現出學力不逮的原形。至於面對錢先生傾心專攻的“文學的鑒賞和評判”這一專門領域,我又恰恰是個像他指斥的“不通藝事”的“學士”,而非够格的“文人”。老實說,就個人才識而言,我要應承下這項“力不勝任”的委托,便無法不違背錢先生的遺教,去充當一個不稱職的“掛名主編”。

無可奈何的是,自己的本事再不濟,我也不能够推辭楊先生的這項派遣;為紀念錢先生百年誕辰出點力,我“義不容辭”。

掰開來說,不容辭之“義”,有兩重含義。一是錢先生於我的深厚情誼。錢先生比我整整大二十歲,錢先生和我交往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的交情,只把它說成是忘年之交,是不够的;事實上我們之間存在着的,是深厚的師生之誼。雖然他一再寫信訓斥我稱呼他為“默存師”是“蓄意折他的壽”,但是實際上他對我誘導教誨從未間斷。二十年間,舉凡我向他請教問題,以及請求他幫助解決疑難事項,不管是合理的,還是古怪的,甚至是不情之請,他都一概耐心地解疑釋惑,竭誠相助。與鍾書先生對我的關愛之深、期望之殷相對照,我就愈加對於錢先生有着一種愧疚之感。今天能够為他的百年誕辰編輯紀念文集的事稍盡綿薄之力,不但可以略效弟子之禮,而且也可以算是聆聽先生教誨的又一次補課罷。

不容辭之“義”的第二重含義,遠比個人間“師生之誼”重要得多了。編一本紀念錢先生的文集,其意義遠遠超越了親朋好友們寄托對錢先生的緬懷之情,更重要的,我們是想通過出版這本文集,再一次呼喚學術界、文化界加深認識錢鍾書先生學術貢獻的重大價值,進一步推動新生代學人學習錢鍾書先生學術成就的自覺;希望他們能够擔當起傳承與發展錢先生為代表的一代宗師篳路藍縷開創的文化大業的重任,以期更好地推進我國學術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歸總一句話:紀念錢鍾書,就是號召一切有志於學的人,都來學習錢鍾書。作為與錢先生在同一個單位共事多年的晚輩,我為辦這件有益於學界的大事當個義工,還能不心甘情願!

錢鍾書先生逝世以後,我寫過兩篇紀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題目是《送默存先生遠行》,第二篇題目是《走近錢鍾書》;今天寫的《向錢鍾書先生學習》,是第三篇。設若將三篇文章的題目統一格式,那就可以依次表述為:《送別錢鍾書》、《走近錢鍾書》、《學習錢鍾書》。三篇的寫作角度有差異,命題自當有別,但是我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貫之”的主旨,這就是衷心希望有志於從事文化事業的人都來自覺地學習錢鍾書。

學習錢鍾書,應該學什麼?籠統說來,自當是:鑽研他的學術成果,鑒賞他的文學創作,接受他的豐富知識,領悟他的獨到見解。不過錢先生是博學的大家,在文學、藝術、史學、哲學,以及語言學、心理學、宗教學等諸多領域裏,他都卓有建樹,更不必說他通曉多種語言文字。我們自然盼望中國能够早日湧現出錢鍾書式的博學大家;不過一時出不來這樣的大家,倒也用不到着急,能够有人把錢先生的某個方面的學問學到手、學到家,那也是值得慶幸的事。“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我們能有幾十個、幾百個專家,湊一起,豈不也有可能“賽過錢鍾書”嗎?

學習錢鍾書,最直接的辦法,自然是認真地讀他的著作。但是這種學習顯然不能以讀過了甚至讀熟了錢先生的著述為滿足。正像馮友蘭先生早年所提倡的對待理學的態度那樣:“不是要照着他說,而是要接着他說。”怎麼才能跟上先賢的腳步“接着走”?首先當然得把錢先生認定是我們求學問道的指路人──為我們提供打開學術文化寶藏鑰匙的開門人。知道了路徑所向、寶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們自己步趨前導,邁開雙腿,去獨立地探險尋幽。比如要想學好《管錐編》,要想徹底領悟其中的精思妙想、微言大義,那至少就得把他所論列的十部典籍去一部部認真鑽研;要想透徹地領悟他所論列的西方典籍,那就不得不花力氣去學通一門門外語。“通人”自然難成,能够按照錢先生點撥的路數,將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門外語的“專家”,那也算得上是沒有完全辜負錢先生寄希望於後學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說:“錢鍾書是不可複製的。”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錢先生過人的天賦,常人難以企及;但是錢先生的勤奮,人們是可以學習的。以勤補拙,收穫也許能差强人意。所以,說到底,學習錢鍾書,固然要學習他傳播的知識,但更為重要的是,學習他的治學經驗,學習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

强調學習錢鍾書先生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的重要性,還有一層理由在。因為我們所有真誠尊崇錢先生的學界中人,誰都沒有想把錢先生的學術成就完美化、頂峰化,更不會用迷信的態度把他塑造成無所不通、無所不曉的天生聖哲。學通中外古今的錢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學業也有所長又有所短,有所為又有所不為的。況且,作為博學“通人”的錢先生,術業當然還是有側重有專攻的。如果說以文、史、哲為核心的人文領域,是錢先生所長的話,那麼便應當承認,經濟、政治、法律、軍事之屬,就非其所長,非其所專。可以設想,如果當年去向錢先生請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機,如何根除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無法應對,說不出學理依據,更拿不出有效對策的。但是,話說回來,難道從事並非錢先生所長的某些專業的人士,就不能從錢先生學術成就中汲取營養嗎?顯然恰恰相反,他的不離不棄、永不懈怠的求知態度,他的不肯隨波逐流、不肯迷信權威、堅持獨立思考的首創勇氣,他的知難而進、尋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採眾說、觸類旁通、嚴謹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學方法,對於各類學科的研究無疑具有普適的價值。隔行的學者從錢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雋語名言中得到啓示而產生豁然開朗的頓悟,也不是什麼鮮見的特例。至於錢先生在其專門研究的領域內取得的成就,人們當然也沒有必要將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會變成消滅了一切瑕疵、終結了人類認知過程的絕對真理。在學術上特立獨行、超凡脫俗、以“狷”自命的錢先生,其實是一貫堅持在學術探討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僅坦誠地尊重、而且真誠地歡迎人們和他商討學術見解;對於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錯訛的,總是誠懇地道謝不已。他熱忱於幫助、支持、獎掖後學的許多事例,更是學界中廣為流傳的佳話,感人至深。我憑藉與錢先生的多年交往認定,錢先生內心深處是熱切地期盼着“超越錢鍾書”的新生代在中國學術界湧現的。

“超越錢鍾書”,大約是要靠幾代人薪火相傳地接力,才能辦得成的大業。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實實地“學習錢鍾書”--學習錢鍾書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輩學人,沿着他們的足迹,走上他們開闢的治學之路。

把紀念錢鍾書的活動,變成學習錢鍾書的切實行動,中國學術文化事業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丁偉志
2010年7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