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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小說家)
我記得二○○六年香港書展期間,有一個晚上,家輝大哥帶我去灣仔的一間酒吧。同桌還有莫言、黎紫書、胡淑雯。如果以「酒館」──如卡爾維諾的《命運交織的酒館》,以二十二張「大阿爾卡那」和五十六張「小阿爾卡那」的塔羅牌陣,水平、垂直、不規則輪廓、搓洗、排列組合,形成一套建構故事的機制,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或我們置身的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所有「形成小說」的話語──以「酒館」作為一座城市「不斷累聚向下望的身世」,我們眼前的這個酒館的景觀,似乎正是所謂的「香港」。

各種老外(英國的、美國的、印度的、北歐的或南歐的,各種膚色和髮色的),大部分穿著優雅的襯衫、衣香鬢影的女人們,他們拿著酒杯,用英文交談著,像群鳥憩聚在一座森林不同的陰影裡,啁啁啾啾。沒有台北的PUB裡你總覺得是老外男人摟著穿著緊身短裙長髮台灣正妹那種「性的殖民地不對稱張力」。但家輝大哥似乎在眼前這間「灣仔酒吧」之上,用回憶說故事,再複視藻井地疊現出另一個時空的「香港」:他回憶他少年時光鬼混的灣仔,美國水兵、香港妓女們,燠熱潮溼的南方、女孩們浮花浪蕊、男孩們偷拐搶騙,在這燒灼著繁華和屈辱的燈泡櫥當前穿梭的少年眼中,則是一座「傷害啟蒙的遊樂園」。

這或許也正是馬家輝式的「香港」,面對北京的小說家、台灣的小說家,馬華的小說家,所欲描述的「妖怪的自我」:「人渣」們如混雜淌流的記憶資料,早已在「我」祕密的身世結構中了。

所以我在讀日本小說家宮本輝的《道頓崛川》,那個深情回望,暗影錯縱的、戰後的、敗壞的大阪,民間黑市卻又如廢墟裡的螻蟻們充滿生機忙碌的,和美軍勾結盜賣軍用輪胎、黑道、想成為撞球世界冠軍的浮浪少年、毀了好幾個女人一生的酒館歐吉桑、華麗的脫衣舞孃、毀掉的毒蟲酒鬼賭棍、互砍讓對方殘廢的幫派小混混……像一條髒污、被倒棄了化學毒廢物,卻浮著一層豔麗七彩油斑的悲傷的河流。我總認為,能寫出這樣藏污納垢卻如唐卡之繁複迴旋的小說,濃縮隱喻了一座城市「海上花」之夢的,是像家輝大哥這樣的眼睛。

他知道江湖裡那些男女歡情薄、謊言裡的虛無和眷戀;知道經濟關係、權力交涉、爾虞我詐背後的人情義理;在這絞肉機般無情的資本主義峽谷聳立而起,那死生無常、冷酷異境後面,一些老文人老報人老生意人們的尊嚴和不為人知的溫暖事蹟。

後來有一次到香港,其中一個夜晚,家輝大哥又拉我到旺角的小酒館,我們互相噴菸吐霧,他不像平日那個媒體明星的自覺,臉在黯影中無比嚮往與虔敬,跟我說他打算寫一部自己身世之謎的流浪家族史小說(其實我想那或也是「香港」的某種隱喻)。

我聽得入迷,後來他又拉我陪他去附近的「麻雀館」假裝賭客「觀察場景」。但可惜的是我們走到那一整排店家全是「麻雀館」的暗影同時迷麗之街時,一間一間店家正拉下鐵門打烊,那些穿著背心短褲叨著菸、或戴著厚鏡片、表情模糊、說不出的憊懶厭棄的牌客們,挨擠、零落地走出。家輝大哥嗒然若失,說他想從這「麻雀館」充滿雜亂聲響、人臉雜遝的場景寫起。我驚呼那正是我喜歡的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的故事幻術起點啊!他有一個詞:「底層的珍珠」。一座城市的文明、身世、記憶,就是從這樣藏污納垢、壓扁擠塌的垃圾場廢紙塊,妖妖裊裊長出來的啊。

我說沒關係,你下次可以自己再來啊。但家輝大哥沮喪地說,不行,他走進去,隨便就被人認出來。(他的臉透過電視,在香港走到哪都會被人認出)。

這種「灣仔∕香港」的嬉弄,「在之外」,像邊境或細胞膜、不同城市酒店旋轉門穿梭的「業餘間諜」、流動的微形攝影機、過客……,他形成了一種奇幻的自我戲劇:一座一座城市如鏡廊、萬花筒、默片……,那有一種香港仔特有的「阿飛氣氛」,世故的、冷的、嘴角帶著譏誚笑意,無法真正入戲進入他人夢境中當真的身世自憐和排外爭吵,所以他也講民國滄桑,也議論北京與香港人的「指人為狗」事件,或是微博、語言的巴別塔,薄熙來事件,講重慶的吃、北京的出租車……但那一切似乎都是「在旅途中」的轉場。都是電影般的浮花浪蕊。劇終了,觀眾席燈亮起,他抹抹臉上的冷淚,站起身,提著皮箱,鑽進的士,或穿過機場海關,便又是「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那樣的蕭瑟孤寂。

人物品藻時,你發現他愛挑漂亮的人講(不論木心、汪精衛、梁朝偉、吳彥祖);筆下人各自命運詭譎、顛沛飄零,身分或身世在歷史激流的折灣暫緩處,但他似乎皆從其美麗臉孔啟動其感慨。而閑筆城市(或寫香港,或寫「我」這個香港人在別的不同城市移動),光影轉換處,你發現他極愛聊那些市井雜談「俗氣味」的細節作為落點:譬如重慶火鍋、□骨的感嘆、香港的菲傭、北京的爺、風水……,龍蛇雜處,相濡以「沫」(挨擠、擦撞之各色人種、各階層人的體熱汗臭與唾沫),這種挨擠感,層疊雜遝,張愛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裡喜歡的街車聲,油哈味,襖褲疾行在窄弄的糜蒸空氣裡的散文性格,書名曰《愛上幾個人渣》,其實或必須是一香港灣仔出身的,貪戀繁華骨子裡卻虛幻之眼,泅泳過城市最底部污髒水溝卻打撈浮世繪最豔麗之油彩的「阿飛靈魂」,才得以調度如此靈活跳躍,蒙太奇,閃回,剪接幻覺,穿透……,一種既舊又新、亦莊亦諧、知識分子之高蹈姿態渾進市井雜語,將不同時間鏡面之城市縫接,觀看之視窗。

整本書最動人處,當屬輯三「哀傷的粉絲」這一章:諸如〈選擇相信,或不信〉、〈放心,媽,我會給你燒一副紙麻將〉、〈選擇快樂的女子〉、〈哀傷的粉絲〉……篇篇皆沉靜深邃,像中年傷秋在一人生的時點,淘洗記憶河流裡那幾顆被磨圓刨光,如今剩下懷念或哀矜的小卵石。

但緊接著到了輯四「愛上幾個人渣」,那像是薩克斯風手驟轉進亂世浮生的花腔顫音之炫技:從「志明與春嬌」,到「盛女愛作戰」,到「張國榮為什麼叫作『哥哥』?」,到瑪麗蓮夢露……,我有時覺得,馬家輝大哥是田納西.威廉斯那個年代,或費茲傑羅《大亨小傳》那個世界裡的人物。看遍燈紅酒綠、禽島般的漂亮人兒在跑馬燈換片的新時代奢華想像中,匆促草率地登場下場。他冷眼旁觀,卻從不犬儒,他看到那浮華男女一些愚蠢行徑時,也會笑罵一聲:「人渣!」但你發現他是軟心腸的,甚至寶愛著這些虛幻搭景裡庸碌趁熱鬧活得起勁的人們。他本該有香港知識分子的冷和酷,但他有時卻近乎浪漫地同情且理解這些「香港∕灣仔」風格的「漂亮」(未必是美)。因為他自己也是漂亮的。
開賓馳的計程車司機
每回從香港北上中國大陸,尤其是到北京,皆深深記住朋友的提醒和警告,路上愈來愈難搭的士了,搭的士時也千萬別亂說話,那些「的哥」,都是「爺們」,你得罪不起。

果然,句句中的,然而中的又有屁用,我句句都提防不了,因為沒法不搭的士,搭的士也沒法不多講話,那些「爺們的哥」確有辦法把你的嘴巴引開,然後,受其嘲弄。

譬如這個四月前赴北京,搭了三四趟的士,每回幾乎都要在街頭奮不顧身地把車子攔下,或者死不要臉地跟別人搶截車子,只因心知肚明,一次攔截失敗,可能又要再等廿分鐘才會出現一輛空車,那麼,搶就搶吧,反正在此城市總該沒人認得我。但我又猜錯了。想不到還真被人認出。晚上十時多,一輛的士從遠處駛來,我已經站在路邊等了廿五分鐘,絕不可以再有錯漏,於是立即衝到馬路中間,有點似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前用肉身擋車的那位年輕人,儘管他擋的是坦克,我這中年擋的只是區區一輛出租車,而另一位大嬸路人亦跟我做著相同動作,可是我終究是男人,大嬸畢竟速度稍遜於大叔,車子最後歸我所有,她只好臉色青黑地瞪我一眼,但忽然眼神變得柔和,並且弱聲地問了一句,咦,你不就是「鳳凰衛視」那位馬老師?我讀過你的書,也看過你的電視節目,我是你的粉絲啊。

我唯一能做的是尷尬地點頭。粉絲就粉絲吧,謝謝你,但的士照搶,因為我實在太累,必須趕回酒店休息,如果閣下真是我粉絲,想必知道你的偶像體力不濟,請原諒。

上車後,「的哥」問我要去哪裡,我回答什麼路上的某某酒店,他竟說不知道在哪裡,要求我打電話回酒店問問。我手裡沒電話號碼,打不了,他便開始冷嘲熱諷,表示提供清楚地址是乘客責任,他不負責找路。我說,我是外來人,不知道路線是正常的,他住北京,又是司機,理應清楚。他竟道,我也是從湖南來的,我也是外來人,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一路上,兩人就為了誰應該為路線負責爭辯著,北京照例塞車,晚上亦是,整整四十五分鐘沒停過嘴,終於來到了酒店大門,但我發現很顯然他是懂路的,否則也不會輕易找到,可是偏偏要說不懂以便跟乘客吵嘴以圖過癮。司機愛吵嘴,北京的哥,真的,請相信我,真的是「爺們」。

然而我遇過的最「爺們」的一位的哥可不在北京而在上海,但嚴格來說那應該是一位「前的哥」,他開了十多年計程車,其後轉業,從商發財,如今已是小企業的小老闆,每天駕著賓馳上下班,好不耀武揚威。我到上海演講時,他來接機,我捧他幾句,問他什麼時候把公司弄到香港股票市場上櫃,他聳肩苦笑道:發了財,又如何?還不是照樣辛苦命?習慣成自然了,到了今天,在路上看見有路人舉手招喚計程車,我經常竟仍忘了身分,立即把賓馳停在他們面前!

選擇相信,或不信
第一支手機是在一九九七年買的,在香港,在報社工作,那時候我的上司是高信疆先生,他笑道,當年的他亦是拚命三郎,從早到晚向別人約稿談稿,每天至少要打卅通電話,幸好那時候沒有手機這玩意兒,否則他必從拚命三郎變成拚命十郎,提早燒掉了十年生命。

我記得高先生說此話時是坐在香港報社的編輯台前,他擔任香港某報的編務總裁,統領著幾份報紙和刊物,他一邊抽菸一邊笑道:「那時候我身邊朋友極多,離開台灣的報社後,朋友立即減少了八成,如今重回傳媒,又掌握報社編務,朋友立即又多回八成。這就是人生,現實的人生。」

三年前,高先生因病辭世,才六十歲出頭,或許真的只因當年太拚命。

我在報社僅做了一年多的全職工作,即使做不了拚命三郎,至少亦是二郎,下班後的唯一娛樂是跟「突發新聞部」的記者同事去喝酒鬼混,他們每天面對社會百態和人間萬象,紅塵玩樂,所以最懂。嚴格來說這當然是自我開脫的藉口了,自己做的事情必須自己負責,但當時總覺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下推拉,那幾百天的日子恐怕是我生命裡最沉淪不堪的歲月。

所以離開報社時的我是滿心喜悅。

然而在拚命年代裡所做的業障仍在發酵,在鬼混的日子裡,曾在某夜某回把手機號碼在某個不適當的場合裡留下了給某位不適當的女子,我早已忘記,她卻依然記得,而於我重回校園工作後,某夜某回,在家裡,我放在客廳桌上的電話忽然響起,是她打來,而我當時,正在洗澡。

「喂,我想找……」電話那頭,她說。
「哦,請問是誰找他?」電話這頭,我的妻子問。「他現在不方便接電話。」

電話那頭,她用嬌滴滴的聲調問,你又是誰呀?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好久沒見他了,有空請他來找找阿紅,他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得到我,我很想念他。說完,掛線,沒留下姓名或電話。

我洗完澡,回到客廳,坐在沙發上,妻子眼睛盯著電視,沒說半句話。卅分鐘後,她回睡房,坐在床上看書,我也進去,也坐在床上,也看書。又過了卅分鐘,她忽道,剛才有個女人打電話找你,叫阿紅,叫你去找她。說時眼睛仍然望著書頁而不是我。

我也望著書頁,故作鎮定地淡然反問:阿紅?哪位阿紅啊?我認識十五個女性朋友都叫阿紅,一定是打電話來戲弄我,惡作劇的,別理她,神經病。

她沒回應。又過了卅分鐘,伸手把床邊小燈捻熄,蓋被子,閉上眼睛,但不知道是否睡去;我也捻熄我床邊的另一盞小燈,也閉目,但幾乎一夜難眠。

後來她從沒問過半句關於阿紅的事情,我也學懂了手機不離身,永遠不讓手機距離自己超過一米。好多回,我想主動跟她談談阿紅以及其他,但又因為某些理由而選擇了不去開口。是的,我選擇,我選擇了讓事情蒙混淡出,如同她選擇了不去問不去理,或許,她也選擇了相信。愛情的背後支柱往往是意志而非愛情本身,選擇的意志,選擇去信,或不信。

而我知道她自廿歲以後一直喜歡某人說過的這句話,「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前四個字是前半生,後四個字,便是餘下的歲月了。

放心,媽,我會給你燒一副紙麻將!

小時候一家九口住在一個五十平米的小單位,擠呀擠,毫無生活上的舒適度可言,除了有著一種非常獨特的便利:打麻將,完全不必擔心找不到牌搭子,四人一局,整整足夠開兩局,還剩下一位擠不進局的倒楣鬼可以負責倒茶遞水。

所以我家是熱鬧的,幾乎每個晚上都有麻將局,有時候一局,有時候兩局,若有鄰居或親友到訪,還可以背貼背地坐開三局,四局是從來沒有過,房子小,塞不下。

狹窄的空間奔騰著喧鬧,劈劈啪啪,叱喝笑罵,麻將桌上的高低情緒在局促的房子裡翻江倒海,如海嘯,但不是淹沒房內的世界,而剛好相反,是把外面的世界遠遠隔開,讓麻將桌變成一個孤絕安全的小宇宙,你沉迷在裡面,忘記今夕何夕,甚至如廣東人所常說的,「連老爸到底姓甚名誰都不太記得了」。

成長於此,我乃練就一心二用的好本領。每天下午放學回家,或吃過晚飯,家裡有人設局,人聲牌聲,嘈雜於耳,我卻仍可蹲坐在麻將桌旁的小桌子前做功課,偶爾還抬頭瞄一下牌局的高潮迭起,八卦一下誰輸誰贏,算是做功課過程裡的中場娛樂。九十後年輕人經常自詡善於multi-tasking(多元操作),面對電腦同時進行幾項活動,我呸,老子早於四十多年以前早已如此,自六七歲接受母親的「麻將啟蒙」以來(我母親的教育哲學是:只要懂得加減乘除便可學懂打麻將,同理,學懂了打麻將便更有利於學習加減乘除!),就如此,十分鐘讀書寫字,三分鐘圍觀家人的麻將活動,再五分鐘讀書寫字,又圍觀八分鐘,有時候更會被臨時徵召加入戰局,客串十五分鐘,結束後再度把眼睛放回書本和作業本之上。

廣東佬梁啟超亦是愛打牌的,還說過「唯有麻將可以讓我忘記讀書」,所以我把他封為偶像,而我更進一步,自認「圍觀麻將但不忘記讀書」,我比梁啟超更梁啟超。我也喜歡把讀書人那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改寫為「書聲牌聲電視聲,聲聲入耳;馬事女事八卦事,事事關心」,唉,年少的我真是無恥得無可救藥。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成長於此,如果要我追溯一個最深刻的少年夢境,理所當然地跟麻將有關。其實可能還未算是少年,應是兒童年代,大約九歲或十歲,甚至可能更早,那年頭我犯了夢遊毛病,偶爾於午夜熟睡時跳起床,走到客廳,跟隨夢境內容做些怪異行徑,或引吭高歌,或拳打腳踢,家人初時吃驚,其後見慣不怪,像看電視劇般偷瞄幾眼便懶得再理。話說有一個晚上,大概十一點多,牌局結束後,我睡覺,舅舅姐姐外婆等人仍在客廳看電視,我清楚記得做了一個怪夢,夢裡,跟幾個人打牌,刺激亢奮,突然,不知何故,手上有幾隻麻將失去蹤影,我慌張地大吼大叫大哭,跳起來,在桌下椅下到處尋找,甚至拉開客廳雜物桌的所有抽屜,發狂地一邊高喊「我的牌呢?誰搶走了我的牌?快把我的牌還回來。」一邊查找,歇斯底里,像瘋人院裡的病人。

翌晨睡醒,如常返學上課,回家後,晚飯時,舅舅和姐姐不斷看著我笑,是譏諷地笑,是愚弄地笑,是好奇地笑。我問你們這是幹啥,他們反問我昨夜幹啥,原來那個怪夢不僅是虛擬夢境而更附隨實質行動,我確實曾經從床上跳起來,衝到客廳,邊哭邊翻箱倒櫃地找尋麻將,他們厲聲喝止,但無效,我自言自語哭喊悲慟,就只為了那幾隻本來就不存在的麻將牌,在夢中,我曾被麻將傷透了心。

桌上乾坤大,麻將歲月長。麻將桌是我跟親人交流得最緊密最開心的所在,多年以來,坐下聊天,閒話家常,經常聊到第二十分鐘之後便扯出家族史的恩怨情仇,翻臉了,不高興了,談不下去了。然而坐在麻將桌前,專心打牌,輸也好,贏也罷,都是刺激緊張的情緒交流,而這交流,有著「純淨」的面向,純粹由一百四十四隻麻將牌堆砌而得,成於此,敗於此,成敗轉眼空,當牌局結束,眾人離場,把麻將燈撚熄,一切灰飛菸滅,無負擔,無責任,不涉感情卻又能夠拉攏感情,是非常妥善的家庭娛樂。

所以到如今,家庭聚會,我和姐妹們依然爭取機會跟父親母親打個三四小時麻將,在麻將桌上忘掉歲月,忘掉怨懟,忘掉恩義;在桌上,我們平等對待,所以輕鬆愉快。

我七十多歲的「哲學家」母親便曾在麻將桌前感歎過,能多打一場就多打一場吧,天下無不散之牌局,最終誰都要離桌。

我笑道,放心,媽,日後你去了,我會在你靈前燒獻一副紙麻將,附帶三個紙人,做你的牌搭子;呀,對了,另外再燒四個傭人,替你們斟茶按肩。

你真乖,兒子。母親一邊伸手摸牌,一邊回應。

普通話與狗
與其說「不講普通話是狗」,不如換個角度說,許多時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話放到唇邊,便易淪為「狗」,變成「語言的狗」、「政治的狗」、「權力的狗」。

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內吃喝飲食,被拍下錄像放置網上,激起港人「民憤」,留言怒罵。甚至有香港年輕人組成「唱蝗團隊」,創作嘲諷歌詞,於城市街頭扯開嗓門大聲唱歌,對內地遊客予以攻擊羞辱。

內地網民看了,當然不爽,遂留言號召大家到地鐵車廂集體吃食,目標數字是五萬人,若成事實,必成國際新聞,聊作「大國崛起」的另一例證。只可惜至今尚未實踐,「大國崛起」者,略帶遺憾。

其實,既然號召無力,不如改變策略,看看能否生效。譬如說,在全港所有地鐵加設「內地人專用車廂」,專供有需要的內地同胞使用,甚至可以細分類目,愈細愈妙:飲食專用車廂、大聲講電話專用車廂、吐痰無限專用車廂、躺地亂睡專用車廂、打架動粗專用車廂、大小便隨意專用車廂、行乞討飯專用車廂、北京大學所謂教授專用車廂、地方話專用車廂……統統可以,只要有市場便可以了,徹底按照商業規律運作,隨時添減。收費倒是個問題。由於清潔成本會被拉高,或可採用「訂價分殊」策略,搭乘專用車廂的人,必須額外付費,別讓港鐵萬千股東吃虧。

好了,一切就緒,恭請香港四大玄學家擲毫擇吉開通,並邀那位痛罵「不講普通話的香港人是狗」的所謂北大教授南下主禮剪彩。兩地和諧,在此一舉,我們都支持。

嗯,對了,對那位說「香港人不講普通話便是狗」的所謂北大教授,香港人固然反應激烈,但其實,微博之上亦支持者眾,許許多多內地同胞──亦即那位所謂北大教授的親愛的不是狗的同胞──出於義憤,提出異議,把那所謂北大教授罵個狗血淋頭。

罵人狗者而遭淋狗血,現眼報,可笑復可哀。
微博之上,罵些什麼?

你自己搜索一下吧,什麼都有。有人罵他,「香港人是狗,又如何?總比有人豬狗不如來得好!」;有人掀其老底,指他曾在電視評論裡如何歌頌北韓的獨裁者,恨不得化身變為朝鮮人;有人批評其所謂學術成績,說那是地溝油式的所謂文學研究,只適合拿去電視節目裡談談,沒資格在授學上庠;有人揭發其助理曾經以利刀刺傷新聞工作者,理由是,新聞工作者負面報導了他;有人嘲笑其魯迅研究錯漏百出,把歷史寫成小說;有人貼出當年的舊文章舊學報,重提他如何被廣笑為「北大之恥」……微博對他的攻擊比香港傳媒來得狠來得猛,只不過,內地不准遊行抗議,否則很可能會有不少網絡義士在各城各市現身,遙遠聲援在中聯辦門外舉牌的香港人。

其實,語言確是重要的,但問題必須倒過來看:與其說「不講普通話是狗」,不如換個角度說,許多時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話放到唇邊,便易淪為「狗」。這裡說的「狗」,是指權力下的附庸與奴性,是文學比喻。因為,當某些人講廣東話時,沿用南方邊陲的跳脫思考邏輯,頭腦靈活多了,創意百無禁忌多了,但一講普通話,立即陷入六十年來的僵化的政治語言陷阱,舌頭把腦袋套住了,變得易受權力擺佈,左一句「凡事必須有個過程」,右一句「這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諸如此類,變成「語言的狗」、「政治的狗」、「權力的狗」。

普通話與狗,關係應作如是觀。這一點,不必所謂教授也知道,只是願不願意承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