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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九民運和民陣



  1989年4月,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運動,學生與當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峙近兩月之久,中共當局在6月4日出動軍隊大開殺戒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與北京市民,造成了震驚中外的流血事件。由於中共當局刻意隱瞞事實,迄今事件傷亡人數對外仍為不解之謎。該事件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其一,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黯然下臺,趙的下臺標誌了中共黨內政治開明派遠離權力中心,黨內的政治改革力量消失殆盡。這就使得中共步上海峽對岸的國民黨後塵,由革命型轉變成議會型政黨這一平穩轉型幾乎不可能,無疑極大地延緩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其二,體制外的民主力量遭受重大挫折,投入「八九民主運動」的民運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獄,少數碩果僅存的民運人士迫於中共的高壓也只得偃旗息鼓轉入地下。因此在之後若干年內,中國的民間民運力量式微,沒有活躍要求民主的思潮和輿論,不能形成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也就不能形成迫使中共當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壓力。



  「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的嚴家祺、吾爾開希、萬潤南、蘇紹智和劉賓雁於7月20日聯名發表文章倡議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不分黨派,不分團體,不分信仰,不分職業,不分地域,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共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9月,「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宣告成立,原趙紫陽智囊人物嚴家祺和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當選正副主席,原「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擔任秘書長。「民陣」把自身定位為致力於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組織。其綱領是: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制。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動原則。

「民陣」的成立可視為中國體制內外民主力量在海外的重新集結,主席嚴家祺和理事陳一咨均為中共黨內開明派的智囊,萬潤南雖非直接在中共體制內,但與中共也有深刻的淵源。民陣還彙集了趙紫陽主政時期思想前衛、蜚聲全國的電視片「河殤」執筆人蘇曉康和遠志明,以及天安門學運的新秀吾爾開希等,形成了頗為整齊的組織陣容。



  由於「六四」剛過不久,以及當時中共政權的屠城行為遭致人神共憤而在國際上空前孤立,西方政府和國際社會普遍對中共政權還能維持多久產生了疑問,對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力量十分同情期待,因而「民陣」的成立備受矚目,也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民陣」人也說他們是有「根」的,「根」在國內。這一說法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民陣」是「八九民運」的繼續;二,「八九民運」是受到百萬北京民眾和更多全國民眾支持的,「民陣」也將獲得國內民眾的廣泛的認同和支持。另一層隱含義,則是「根」連中共體制內,中共現政權不能長久,鄧小平的自然生命有限,屆時「八九民運」時失勢的中共開明派如1976年毛後鄧小平「三起三落」東山再起,重新主導中國政壇。因此在以後的一年裏,「民陣」的對外公信力持續上升,繼續國內未竟的民運事業。一時間,國內剛被鎮壓下去的民主運動在海外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將海外民運推向有史以來最高潮。   「民陣」領導人頻頻出訪歐洲諸國、北美、日本、澳洲,舉行公開演講會,宣揚民陣政治主張,組建民陣地方分支部。縱有中國當局通過外交途徑向民陣領導人出訪國施加壓力,所到之處,仍受所在國官方和民眾的熱情歡迎。1989年末民陣副主席吾爾開希和秘書長萬潤南連袂到訪澳洲,甫成立的民陣雪梨支部主持了吾、萬的公開演講會,約兩千多中國學生和僑胞出席,座落在雪梨佐治街600號的威斯里教堂被擠得水洩不通。許多人士當場登記加入民陣,就連以後成為聯邦國會參議員的昆省國家黨籍的劉威廉也在那個「中國民運熱」時期加入了民陣昆省支部,當時海外對推動中國民主化高漲的熱情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