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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文/苑舉正(臺大哲學系系主任)



對於我們這一代從青年時期即接觸殷海光思想的人而言,水牛出版社再版《思想與方法》,是一件令人高興與感動的事情。我們高興的原因是,殷先生這本著作,在他逝世四十四年後再次受到肯定,而我們感動的原因,是因為本書的再版等於用實際行動肯定一代哲人的價值。



殷先生經歷了一段不愉快的歲月,但生後依然有許多門生不但將他視作終生的啟蒙導師,也當成不畏強權並勇於批判時局的知識份子。我因為年齡的緣故,無能親炙殷先生風采,但我去年(2012年)以殷先生之名,在臺大開了一門通識課程,邀請八位對殷先生思想學有專精的學者,講述殷先生的思想。我個人認為,這門課程深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一方面追念殷先生的思想,另一方面則對於現在的大學生,豎立一個道德上的楷模。



這是我跟殷先生比較有關係的一段經歷,但對於《思想與方法》這本書的再版,我倒是有另外的感覺。我在大學時期就已經接觸過這本書,當時我對於這本書的專論部分,看的一知半解,但對於導論的部分則異常感動。後來,因為研究領域的緣故,再次閱讀本書時,反而認為專論部分比導論部分更有價值。我對於殷先生在引進美國哲學所作的努力至為推崇之外,也對於殷先生的文筆尤其感到佩服。邏輯經驗論的深奧名詞與複雜的概念,在殷先生筆下不但清晰明瞭,甚至往往有一針見血的感覺。對於這種能夠說明複雜哲學概念的功力,我至今依然望塵莫及。



最近,我再次閱讀了本書。這一次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部分,既不是導論篇,也不是專論篇,而是本書附錄中所刊載,由羅業宏先生所寫的文章「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一篇反對殷先生批評胡適先生觀念的作品。殷先生有此雅量,不但能夠容忍別人對他文章的批評,甚至還能夠賞識它,並將這篇文章納入本書。這種雅量突顯殷先生的人格,即就事論事的精神。



從本書的再版,可以看得出來殷先生是一位擁有知識、常識、見識、膽識與賞識的人。他具有哲學的專業知識,分析國家前途的常識,指出時政弊病的見識,不畏強權的膽識。在那個不見容不同意見的時代裡,這些能力已經難能可貴,但我個人覺得,殷先生所展現的諸多特質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他能夠賞識別人對他的批評。我認為,在殷先生多項能力中,最後一點是最值得我們晚輩欽佩的,也是我們後生努力學習的方向。







推薦序

不認同時代的人  文/許知遠(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小雨過後的清晨,我去溫州街上去看殷海光的故居。 淺綠色的門上的黃色郵筒仍在,仿佛他每日仍出來收信。

日式的木板房屋,已改成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黑白照片、書籍、手稿、他戴過的手錶,都陳列其中。只我一個訪客,在簽名本上,我是這一周來的第一個。

還有多少人記得他?這個倔強的思考者。我看他那些笑容燦爛的照片,在生命的最後一年,他不停在院子裡做苦工,堆積出一土山,種上了茶樹。

他一直是個抗爭者,他用邏輯來抗爭普遍的思維混亂,用極端個人主義來抗爭國民黨的強權,也用大笑來抗爭死亡的陰影。我喜歡他看他給學生的信件,直奔主題的談論一本書、一個思想感悟,偶爾抱怨生活的困境。晚年時,他說「我不認同這個時代」。他還既驕傲又不無自憐的說「像我這樣人,在這樣的時代和環境,沒有餓死,已算萬幸」,如今這句話在臺北小巷裡仍能遇到。



他是一代人的精神導師,也是承接中國脆弱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關鍵人物。即使對於我們這一代大陸知識份子,他的影響也通過的學生李敖、張灝傳導過來。

對我們來說,他的人格比他的學識更有魅力。他的倔強存在似乎也在提醒我知識份子本應的模樣。

中國社會正陷入新一輪的反智氣氛。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維的獨立性,繼續某種社會批判,則是個 「多餘人」。政權、大眾都認定,你對他們的思維方式的挑戰。不管他們是以國家利益、民族主義還是受侮辱的大多數的名義,他們都是集體性的,本能的厭惡個人。

你也會對自己心生不滿,壓力不僅來自於外界,也來自內部。簡單的價值判斷是不夠的,你的頭腦足以面對這個複雜的現實,怎樣理解這個蜂擁而來的資訊碎片,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裡,這需要一套複雜的知識系統,需要手術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壓力與內在的不滿,都可能讓知識份子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加入別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國家權力、市場誘惑,大眾的狂歡。

在這樣的集體情緒中,一個知識份子該怎麼辦?或許,連這個問題本身都在淪為笑柄。誰會在乎知識份子的想法?誰又能理直氣壯的宣稱自己的知識份子的身份?



一個世紀以來,知識份子的地位日趨邊緣化,卻從未像今天這樣無足輕重。他們曾是王朝的變法者,革命的策動者,黨派的組建者,也是廣場政治的鼓動者。諷刺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又是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一次次吞沒,也導致了他們地位的邊緣化,增加了他們的無力感,而無力感又激發了他們的言行的激進化。

在他們的時代,你可以輕易感覺到這種撕裂的狀態。大部分知識份子投入到體制的懷抱,用獨立性換取安全與榮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則充滿了憤怒與絕望,沉浸於言語反抗的快感,自命為受壓迫群體的代言人。而選擇中間道路,追尋自己內心的聲音,試圖捍衛某種更超越性的價值觀的努力,則變得日益困難。

同樣的狀態又發生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當然,我們從未面臨著昔日的嚴酷性與迫切性,尚沒有重大的事件來考驗我們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們中的大多被一種失敗感包圍。我們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學時,啟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暫時鬆動再度活躍起來。我對一九九八年前後的那段自由主義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錢理群、劉軍甯、朱學勤、王小波、林賢治、何清漣、余杰,一些雜誌《方法》、《東方》 、《公共論叢》,幾家書店,風入松、國林風、萬聖,還有他們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爾,當然也有殷海光,是我們智力最初的啟蒙者。我或許至今仍對這些理論不甚清楚,卻記得那個觀念仍算得上激蕩的時刻。我錯過了八十年代,這像是個小小的補償。它加固了我頭腦中的這一想法:世界是由觀念塑造的,再沒有比作家、思想家更榮耀的職業了。而這些作家與思想家們的首要宣導,就是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而現在,我們普遍感到覺得自己曾經確信的價值觀,如今都被社會變革沖得七零八落,發現自己的時代尚未到來,就已經過去了。中國不再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但強烈的壓抑以另一種方式到來。人人覺得急需變革,人人又深感無力。

我很懷疑,自己擁有的不過是一種廉價的理想主義,它從未真正在我們內心生長,只是暫時移植過來,經不起風吹。

這也是一次自我追問的良機。你真的確信那些理念嗎,你能在沒有喝彩的情況下,把當初的信念繼續下去嗎?我們都已年近四十,不僅發現時代的局限,更發現自身的種種局限,但這個時候,我們仍能堅持嗎?時代沒有朝向我們期待的方向進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內心的準則。

每當這些困惑之時,殷海光的那句「我不認同這個時代」就會躍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