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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

書生卻進安民策,盜弄潢池事可哀!

這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曾國藩送唐鏡海先生之詩,其實這首詩不啻為他自己的寫照,唐鏡海哪有這樣的功業呢?說起曾國藩來,一般人總要聯想到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襲天地會的餘緒,啟發民族革命的偉業,為社會主義作先導,當然不能算「盜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稱他作長毛賊,而十五年的天國,居然被一個書生打平了,這不是很可哀的事嗎?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繼洪楊而倡排滿運動,建民國而復皇漢聲威,不免就要唾罵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當時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經說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詞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群率張其羽翮,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為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癬疥如蛇蚹,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見《檢論》雜誌)。以民族罪人加諸曾國藩而託之於其子孫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猶有餘羞」嗎?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許之,說:「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里服耒之民,以破強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規嵩,下不失為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檢論‧對二宋》)。更推論他們的為人治蹟,說道:「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群保鄉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向義,……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為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然其行事猶足以愜人心者,蓋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為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終身衣不過大紬,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棋宴遊,或具酒肴,雜以茶茆,言談時及載籍,文辭恢啁間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於姦,初政十年,吏道為清矣。……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汙吏,不畏強死。群校所推,以曾左為主。雖下未齒王導謝安之流,誠令監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矣!」(《檢論‧近思》)。可見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義一點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體任自然」,「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垂統」的人物哩!要說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就是他「沒世不免惡名」的原因,那更有點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數洪楊,足徵國藩是為文化而戰爭,為宗教而戰爭,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據傳說:彭玉麟始終不願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並曾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為什麼都不敢作呢?我們試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樣豪邁不羈,他曾見過洪秀全,勸以仍用孔孟學說,秀全不聽。後來他立功邊徼,氣凌朝右,尚不免懍殿陛之森嚴,以天威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國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舉妄動呢?後來剿捻匪,辦教案二事,均為盛名所累,不得國人諒解,一轉眼間,鐘銘世勳,聖相威嚴,卻變為謗譏紛紛,舉國欲殺,可見舊社會的潛勢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埋狐搰的勾當,難道就能成功嗎?事後論人,自己不免忘掉時代環境了!他們在實際上確把滿清的政權轉移於漢人,無形中又增加了會黨的勢力,替民族革命隱隱做了下驅除難的工作,就在這一點來講,也算功可補過吧!況且他們的眼光,已著重在全世界上,帝國主義者乘方張之勢,壓迫欺陵我們,漢滿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無的,為整個中華民族謀出路,計劃出一種復興的方案,守舊維新,安內攘外,雖然沒有達到救國救世的目的,畢竟是個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們稱贊啊!

梁任公以史學家的眼光,批評曾國藩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同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見《飲冰室文集》論私德)。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 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這把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而為「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的由來說得很明白,見解非常平允,可謂曾文正公一個知己。但梁先生還不曉得曾文正公之所以偉大,因為他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曾公同時之新學家容閎,及今人郭斌龢氏對於此點頗有所見,容氏說:「曾文正公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見《西學東漸記》)。郭氏說:「我國過去教育目的,不在養成狹隘之專門人才,而在養成有高尚品格多方發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教育理想,與此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覯。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雖極偉大,要不過為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為我國教育文化之特色,較之梁先生的評論深刻多了。然而他們仍未能說明我國之教育理想,就是「內聖外王」「明體達用」的經世之學,曾國藩所謂「經世之禮」也。不錯,禮學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但如曾國藩其人者,在中國歷史上,依然「不數數覯」,非僅其中之一人而已。為什麼呢?因孔子沒後,二千年來,「春秋經世」之義,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說了。考據詞章義理三種學問的發展,致陷人於「狹隘之專門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譏為俗儒陋儒者。故曾國藩對他們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與博之功力,兼綜三者之長,以恢復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遠非一般號稱「正統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這種意境,則曾國藩豈不變成一個萬能的天神了嗎?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江陵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了。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徵引,只看一個朋友而兼「政敵」的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書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見何小宋(璟)代懇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劼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玆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揄,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宗棠之進用,亦由國藩所薦,乃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利之爭,故皆能持大體。以「撰語自誇,務壓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僅俟蓋棺以後始云:「自愧不如元輔」了。即此可知曾國藩為一代冠冕,絕不是偶然的。

曾國藩的事業之成就,完全由學問而來,無關乎命運,今昔人的議論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軍志的王闓運,對曾公時露不滿之意,他說:「湘軍兵威之盛,豈天數耶?一二人謀力之所致也」。國藩自己也說過:「山縣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舊雨三年精化碧,孤鐙五夜眼常青。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詩)。這是老實話,至於他在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裏說:「時未可為,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謂「天」「時」是指太平軍初起「代興迭盛,橫行一時」的朝氣;或指將衰「權分勢散,廣封騃豎」的暮氣。其家書亦嘗歸功於天,乃謙讓不矜之意,萬不可體會有失。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訴門人俞樾的話說:「李少荃(鴻章)拚命做官,俞蔭甫(樾)拚命著書,吾皆不為也」(見《春在堂隨筆》)。究竟他拚命幹些什麼事呢?豈僅「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嗎?也不是的。假如讀者要知道這位「書生自有平成量」的「聖相」是如何造成,請讓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細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