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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壞事不會發生在你我身上?

Michael Pesce.寄養社工員

每每思及走上社會工作的因緣,特別是踏入兒童福利這個領域,我都會聯想到我媽媽成長的過程。她的童年多在孤兒院,三歲時外公死了,留下外婆還有一堆孩子。為了生存下來,外婆只留下幾個孩子,送走其他孩子,媽媽是被送走的其中之一。在我童年時,不斷聽媽媽說家庭不穩定會帶來什麼影響,例如無法好好上學、無人可依靠等。這些話無形中一直影響著我吧。

我想改變世界,如果「愛」可以立法,我現在應該已經投入政治工作。聽起來很落伍,但如果能為好事立法,或許人們的生活就會好一些。我對政府部門的興趣來自服務人群的經驗。我從大學開始就從事一些兒童福利議題及青少年司法有關的工作與獨立研究,我喜歡做這些事。

研究所階段,我在州政府的社會服務部寄養照顧領域實習。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踏入寄養與領養服務的領域,這個領域和我童年以來接觸的議題息息相關。我曾擔任行政職務,與少年法庭體系合作。我做了四年個案工作的直接服務,接下來又做了四年招募寄養家庭的工作。後來,我在一些民間機構從事寄養服務,我的職位不是督導就是方案規畫人員。以前我的職稱是社會工作督導,現在則是執行長。從事社會工作二十多年,我熱愛社會工作,社會工作滋養了我,也很滿意我的人生。

我最在意的是,我必須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對其他人重要,對我也很重要—一些有價值的事,即表達關懷。方法很多,可用一對一的方式表達對孩子或家人的關懷,也可循倡導途徑。最近我從事比較多社區工作與倡導工作。回頭想,這就是我投入社會工作的初衷。

然而這個工作並非總是如此美妙。記得有一次聽到某個個案的狀況,心裡便想:「噢,天啊!我真痛恨接到這個個案。」那天下午回到辦公室,個案資料就擺在我桌上。案主是患有精神病非裔美籍婦女。她殺死雙胞胎子女之一,並把屍體弄得支離破碎,讓人無法判別死因,可是她未曾被起訴。她討厭男人,討厭白人。所以,看吧!我這個死白人,最後負責這件個案。

她是個可怕的女人。她和子女見面時,我必須在旁監督,她把孩子的座位安排在無法與我眼神交會之處。她從不稱呼我的姓名,總是用座位號碼稱呼我。她恨我,我根本拿她沒輒,她一直把我當作騙子,每次發生一件小事,我就得到法院一趟。這簡直是騷擾,是一場惡夢。她跟她的子女說,白人男人怎麼強迫黑人婦女懷孕,然後又怎麼跳上她們的肚子迫使她們流產—可怕,真是可怕極了。我回到工作崗位說:「我做不下去了,我不成人形了,這已經超乎我的能力範圍,我要趕快擺脫。」

這個個案使我興起離開的念頭。不過,那也不是我最後一次有這種念頭,即便現在,有時我還是會想:「我是否想離開自己想望的地方?」然而答案卻是不要,一直都是不要,即便在處理這麼糟糕的個案時,我還是不想離開。

我仍然認為每個人內心都有良善的一面,或許聽起來有點樂觀,像是二十一歲的人才會講的話,但我覺得人人都應該成為他們理想中的人,並盡力而為。即便只有非常短暫的時間,但如果我能找到誘發良善之道……。在我工作領域裡,人們經常認為親生父母很糟糕,沒錯,毒品、其他事物、其他壓力、還有其他種種,把人搞成這樣。發瘋和吸毒者並非出自人們自己的選擇,沒有人會說:「我長大之後想當個吸毒犯。」然而事情就是發生了,發生的原因上百種,也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有時,當我們區分「他們」和「我們」時,等於在彼此之間築起一道鴻溝。我們沒有什麼不同,誰說事情不會發生在你我身上,誰說我不會無家可歸,不會經歷嚴重的憂鬱症?我可能會罹患精神病,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切記我們只是人,這很重要,我盡量做到記得人為何的這一點,但並不表示我被惹火時,還能像個聖人。其實我認為他們很奇怪,也常常想不通為何他們會來這裡。不過當我冷靜時,我盡量看到他們好的一面。

假設親生父母因為時常酒醉、坐牢或其他等等作為,帶給孩子不良影響,我們會懷疑:「他們能給孩子什麼呢?」可是搞不好他們會寫詩給孩子,或者買襪子給孩子,如果這就是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孩子長大了也許會說:「我媽總是買襪子給我。」即便父母帶給孩子不良的影響,孩子可能還是深愛父母,但我們往往貿然將他們分開,自以為是地斷定好壞。這實在沒道理,天底下的事可沒那麼單純,單純到可以把天下的父母分成好父母與壞父母兩種。我一直很不解,我們竟然可以如此相信事情就是那麼單純。或許是為了比較好辦事吧。

有個機構的執行長曾告訴我:「我認識一位大律師,他說:『你們這些從事兒童福利的人,不可能成為有權力的人。』我那時很生氣地對他說:『我們怎會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呢?我們為貧窮、受虐、心智障礙的人工作,難道這不重要嗎?』」我們社會不重視這些底層的人,所以也就不重視為他們工作的人。以前我為此感到憤怒,現在已經釋懷了。社會希望我們讓那些人保持安靜,不要出現在報紙上,不要出現在我們的家門。好像如此一來,就會國泰民安。領悟這點之後,你的想法就會是:「好吧,事情就是這樣。」我知道我能倡導的有限,無法改變世界,無法在短時間讓兒童及家庭成為國家施政的首要考量。但我可以逐步改善這個狀況嗎?當然可以;我可以用自己小小的力量讓世界更好嗎?當然可以。

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告訴他人,在這個工作中你必須學會讚美自己,直到現在這個想法依舊不變。看到自己做的某些事,仍然會說:「幹得好!」至少要對自己說:「不錯,我做得不錯。」這是底限。這番話又回到了同一件事,回到我從事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我記得媽媽想要一個穩定的家。所以切記,奉獻很重要,付出很重要,試著為人們做些什麼,讓事情變得更好。



內文試閱二

用在地的觀點做在地的事 黃盈豪(社區社工)

我是在實習時確認自己想走社工這條路,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讓我接觸到人,也可以為人們、為社會做些改變。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那時我在台北一家醫院的精神科工作,工作穩定、待遇也不錯,既有專業形象,又符合主流期待;但地震發生後,我開始思考到底要繼續留在台北,還是投入災區。

雖然精神社工感覺很專業,但在醫療科層體系當中,社工排在醫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之後,社工在裡頭其實很無力、權力也有限。除此之外,則是我想返鄉。我是南投人,從小父母就鼓勵我們到外縣市,所以我們兄弟都到大城市就學、就業,這讓我感覺與家鄉的連結越來越遙遠,跟原生家庭也越來越疏離。九二一地震剛好發生在南投,這是一個契機,我可以名正言順地回家鄉工作,尤其我唸的又是社工。最後,在諸多考量之下,我決定到災區。

後來,我到大安溪沿線的泰雅族部落,投入災後重建的工作。

剛到災區時,其實很不穩定,不確定自己要做什麼,因為這裡沒有固定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一切都要摸索;頭兩、三年,其實很挫折,因為我們是以外來者的身分來到部落,不會當地語言,又有很多跨文化的衝突,無法深入當地角度思考事情,很多案子都推行不成功。「協力造屋」方案的推動,就是其中一例。

九二一地震導致許多房屋倒塌,必須重建,因此我們推出了「協力造屋」方案,這個方案背後的理念就是用換工的方式讓大家有房子住,不要讓建商從中賺取利潤,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蓋房子。那時我們沒有跟當地民眾對話就開始推行。我們組成了協力造屋隊,希望培養當地人成為蓋屋種子,設想第一棟蓋好之後,這些種子就可以再教其他人。可是我們根本不了解部落之間的關係,以為各個部落的人都可以一起參與,但其實不同部落之間有許多扞格之處,很難一起共事,最後只剩一個部落的人過來,可是這個部落內部也有一些衝突,最後竟然是外縣市其他部落的人來完成蓋屋的工作。整個事情變得很荒謬,跟當初計劃書設想的完全不一樣。

那個計畫現在看來是失敗了,目前整個部落使用那種方式蓋房子的不到五戶,最後大家選擇的還是貸款買建商的房子。現在覺得當初真的太自以為是了,我們自認為有很好的理念,可是卻沒有深入當地人的感受,不了解當地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成了自以為是的好。

不過,這就是社區工作好玩的地方,對部落你可能有個天真的想法或浪漫的夢想,然後就去找大家一起做看看,執行的過程你的視野會跟著被打開,也會看得更清楚,接著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不同東西。這個案子表面上是徹底失敗,但我們卻學到很多東西,同時也意識到在地觀點的重要性。

後來我們有很大的改變,放下專業的身段,社工們開始學習部落的文化,也認真在部落過生活,而且只要有多餘的經費聘請新人,我們一定僱用當地人,這是我們原先設定的目標與價值,而且我們也真的這麼做。當初第一個進來的當地人,十多年後的現在依然是團隊核心人物,他幫助我們跟在地人聯繫與對話,並且成為重要的工作夥伴。當地人進入工作團隊之後帶來很大改變,我們開始有在地的觀點、在地的支持,現在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當地人,我們也越來越知道如何從部落的角度看事情。

十幾年下來,我們學到最好的工作方法就是「在部落生活」。九二一地震前,台灣社工並沒有駐站模式,社工是在社會局或機構裡工作,然後外勤到部落家訪;但九二一之後,開始有「生活重建中心」,因此才有社工蹲點在社區,我們很幸運遇上這個機會,得以運用社工的身分住在部落,跟部落學習、認識部落發生的事情。

第一年我們也採用較傳統社工的工作方法,將個案工作、家庭訪視、資源連結視為主要工作計畫;但第三年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進到部落生活之後,我們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是工作機會,沒有在地的產業及工作機會,什麼都做不來。所以後來工作計劃就變成了「家屋重建」、「共同蔬菜班」、「部落共同照顧」等等。

但傳統的社工訓練卻可能阻礙發展這種方案的可能性,因為大家覺得「蓋房子」並不是社工的專業,「發展一個產業」也不是社工的工作。當我們破除社工的限制去開發新方案時,得到的評鑑結果卻是最低分;我還記得那時評鑑結束之後,工作人員抱在一起痛哭,非常挫折,我們覺得我們在山上待那麼久,但評鑑委員只來幾個小時,就判定我們不專業,他們覺得社工怎麼可以跟居民一起種菜?怎麼可以去蓋房子?這不是社工該做的事。但我們在當地很真實感受到這就是大家需要的東西,我們必須透過這個方法讓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

那時我們陷入兩難,外面對於社工應該做什麼有一套想像,可是那些東西並不貼近在地;當我們想依照當地需求做一些事時,又被外界質疑這不是社工該做的事。同時評鑑委員也以「個案量」的思維來評鑑我們,把我們跟都市社工放在一起比較,認為一樣是補助,都市社工的個案量卻遠高於我們,不考慮部落的地廣人稀而質疑我們的成效。這種僵化的量化思維與脫離實務現場的評鑑制度讓我們深惡痛絕。花了好長一段時間,透過經驗整理、深刻反思,進一步轉化成後續行動的養分。於是我們一方面從事人才培力,也成立在地組織「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更以泰雅族傳統「Gaga共食分享」的概念,發展「部落共同廚房」方案,我們認為如果能發展部落產業,用產業盈餘來支持部落共同照顧,就不用依賴政府,就有自主性,而原鄉的社工也能走出一條有主體性和在地思考的路。

泰雅族的傳統就是共食分享,而我們推動部落廚房邀請大家一起來吃飯和工作,透過農特產品直銷、部落深度之旅、泰雅風味餐、手工藝、自然農法等部落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創造部落在地就業機會,一方面利用盈餘支持我們的部落共同照顧計畫,進行老人送餐、學童獎助學金和課後照顧等服務。

當然,要堅持理念,必然會碰觸許多生存議題,但我後來漸漸體會出一個哲學:「夠用就好」。部落廚房一開始是要做共有分享,但當我們在做部落產業、當我們要營利時,就會發生價值衝突,因為這時談的是:「怎麼賺錢?而且是私有的」。本來是有人路過,我們叫他過來部落廚房吃飯,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可是當我們營利時,就會考量成本、薪資等等問題,於是共有的東西漸漸不見,大家都在想怎麼賺錢,而且希望越賺越多,但賺多少才夠?部落產業到底追求的是什麼?我覺得我們起初並不是為了賺大錢。生活中有許多更有意義的事在部落發生,我們做這些產業,只是為了支持生活往前最低的要求,生活中還有比賺錢更重要的目標。因此我認為「夠用就好」,而部落的產業也可以抱持這樣的信念適度發展,而不是無止盡的擴張。我學習到,部落的發展是分享共進的,而外面資本市場強調的發展,卻是私有而重視競爭的。

在這個工作團隊中,我們有一個信念:「人比事情重要」。意思是某件事情沒有如期完成沒有關係,但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裡,這個人到底學到了什麼,他是否被好好對待。比如說,有些人可能無法達到團隊的期待、沒有把事情做好,若依照一般公司行號的角度,這個人可能會被評比為績效不好、甚至被開除;但我們的重點則放在這個人本身,而不是事情有沒有做好,也許這個人有他的家庭議題或有一些生命的議題,而這個工作碰觸到他的這些議題。藉由工作的過程,我們可以跟著他一起面對這些議題,協力前進,這才是最重要的。我期待我們不只是工作關係,而是一個互相分享和互相陪伴支持的團隊!

另外我們也時常講一句話:「慢慢來比較快」。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讓事情完成,而犧牲掉許多東西,例如為了求快,因而無法建立信任關係,導致無法持續合作。我們在災區觀察到,許多機構在頭幾年工作成果豐碩,可是後來卻沒有延續下來;而我們一開始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但成果慢慢浮現。因為很多事情真的快不來,要認識一個人、跟一個人建立關係、或是了解一個部落、培養起一位在地工作者,都是需要時間的;我們必須接受這個過程,而不能跳過去,必須從每一磚每一瓦慢慢疊起,才有辦法踏實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