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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做一個憤怒的基督徒

──《我聽見斧頭開花》自序



當我完成這本書稿的時候,我心裡知道,這不會是一本超級暢銷書,它的內容並不涉及大部分基督徒關切的婚姻輔導、兒女教育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它所討論的是華人基督徒甚少關心的異象、公義、社會責任、文化使命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本書的讀者肯定是「小眾中的小眾」──但是,為這部分有異象的基督徒寫作,就是我的異象。



基督徒為什麼必須有異象?



荷蘭傳教士甘治士一六二七年進入臺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一八○七年進入中國大陸,若以此兩個時間節點而論,基督新教進入華人社會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然而,基督信仰之於華人社會,仍然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鹽溶入水中。



為何如此?在我看來,乃是因為華人教會長期以來形成了兩個多少偏離聖經真理的傳統。其一,認為既然世界和人全然敗壞,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便安心地坐等耶穌再來的那一天。在此神學框架之下,形成了一種聖俗絕對二分的反智主義、孤立主義和私人化的信仰模式。其二,受到近代以來的社會福音運動及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學影響,以及儒家和佛教等中國傳統信仰的侵蝕,偏離了「因信稱義」的新教精神核心,強調善行,認同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這兩個極端都不符合聖經之教導。



華人教會需要神學的歸正與生命的更新。基督信仰是一整套的、獨一無二的世界觀。所謂「新造的人」,就是指人在成為基督徒之後,世界觀發生徹底的翻轉。進而,上帝賜予那些世界觀已然翻轉的基督徒以異象和願景。若無異象,民就放肆。有了異象,信仰與生命就能合二為一。布利克理如此描寫那些具有異象的人:「這些人有一種預感,覺得另有一種方式,認為可以建成更好的世界。」他稱這些人為「找路者」,「他們熱愛這個星球,覺得對神所造的世界有責任,想要使所有神的百姓活得有意義。」



沒有異象的基督徒,期盼的是那種桃花源中與世隔絕、自得其樂的生活;而有異象的基督徒,是有智慧和勇氣的基督徒,是有信念和信心的基督徒,也必然是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他們不是隨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他們不是遺世獨立,而是風雨兼程。他們以能與上帝同工而信心滿滿。英國神學家斯托得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追問説:那二十億沒有聽過耶穌的人,和另外二十億聽過,但沒有恰當回應機會的人;那些窮人、饑餓的人、受到傷害的人;被政治、經濟或種族逼迫的人;千百萬被墮胎、焚化的嬰孩;以及所謂「平衡核武」的威脅……我們看見這些事,難道無動於衷?我們看到現況,難道看不見可以改變的情況?改變是可能的。那些未聽聞福音的人,可以將耶穌的好消息傳給他們;飢餓的人可以餵飽,受壓迫的人可以得釋放,流離失所的人可以有家。我們需要有異象,看見神的旨意與能力。



在基督新教的歷史上,最具異象的前輩就是清教徒群體。發掘清教徒的精神資源,是我近年來思考和寫作的重心所在。



因著對公義的堅持,我們憤怒



在清教徒時代,很多牧師和平信徒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才開始流行的,但在宗教改革之後,長期在社會上承擔此種角色的,恰恰就是一批牧師與平信徒。對於他們來說,教會與社會之間並沒有一道高牆,基督信仰不是一種被束縛在教會之中的僵化教條,而是貫通於基督徒生活各個領域的真理與倫理。清教徒不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用美好的見證顯明了上帝的大能,他們敢於對抗這個世界的不公不義。用美國清教徒史家利蘭‧賴肯的話來說就是:「清教徒是事奉上帝的偉大人物,在他們裡面,清醒的激情與熱烈的同情心有著很好的結合。他們有異象而又實幹,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追求目標並講求方法,是偉大的信徒,有著偉大的盼望和偉大的作為,也是偉大的受難者。」



今天的華人教會為什麼失去了光與鹽的特質?我觀察到,很多基督徒反倒比他們不信主的時候還要膽小,無論是面對人性的邪惡,還是面對制度性的邪惡,他們大多默不作聲、忍氣吞聲,甚至自欺欺人地禱告說,統統交給上帝來解決吧。然而,上帝並沒有讓我們做守株待兔的基督徒、如履薄冰的基督徒,上帝讓我們剛強壯膽,跑那當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不是沒有是非判斷的好好先生,基督徒不是沒有稜角的犬儒主義者,基督徒理應像大衛那樣挺身迎戰巨人哥利亞,基督徒應當像但以理那樣無畏地面對獅子。這樣的勇氣,是如何從我們身上喪失的呢?



真基督徒是一群會憤怒的人,而不是心靜如水的假冒為善者。出於對那些將聖殿當作市場的買賣人的憤怒,耶穌親自出手掀翻了他們的攤位;出於對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憤怒,馬丁路德不畏死亡的威脅,宣布「這就是我的立場」;出於對販賣奴隸的「國際貿易」的憤怒,威伯福斯和同伴們推動了廢奴運動;出於對納粹的暴政和種族屠殺的憤怒,潘霍華參與地下抵抗運動並以身殉道;出於對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現象的憤怒,馬丁‧路德‧金率領眾人進軍華盛頓並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們,就是行道者。憤怒出詩人,憤怒也出聖徒,憤怒帶來了起而行公義的勇氣,憤怒帶來了實踐真理的決心,憤怒更帶來了個人和教會的復興。



基督信仰是滾燙的,如溫水一樣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會被上帝從口中吐出去。基督信仰又是具有顛覆性的,它不會與敵基督的、不公義的社會秩序「和平共處」。從英國革命到美國獨立戰爭,從美國南北戰爭到南非黑人的抗爭,憤怒的基督徒們是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主力軍。所以,我願意做一個憤怒的基督徒,願意自己的文字充滿憤怒和激情。詩人 T. S. 艾略特說過:「年輕的時候,我們看問題稜角分明;隨著年齡漸長,我們喜歡說話留有餘地,即便明確的觀點,也要多加限定,喜歡插入更多的括弧。我們能預見自己的觀點可能受到怎樣的反駁,我們對論敵更為寬容,有時甚至是同情。而年輕的時候,我們說起自己的觀點來底氣十足,要麼激情澎湃,要麼義憤填膺。」對我來說,真理讓我得享自由,真理讓我永遠年輕,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沒有變得鄉愿、世故、中庸、冷漠,我的文字反倒更加銳利、更加鋒芒畢露。





我要迎接的屬靈的「不列顛空戰」



二○一○年,上帝讓我經歷了中共的蓋世太保的酷刑之後死裡逃生,上帝沒有讓我成為殉道者。二○一二年,上帝更為我排除了一道道的攔阻,帶領我們全家奇蹟般地離開中國,來到美國,來到這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地方,開始新一階段的生活。



臨行前,王怡弟兄在微博上留言祝福我說:「主啊,我知道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使他們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這是讓我最感動的一句臨別贈言。二戰期間,文學大師 C. S. 路易斯到牛津大學的學生團契分享。當時,很多年輕人都去參軍了,有一些在前線戰死。那些沒有參軍的同學追問說,我們在這個時候讀書有意義嗎? C. S. 路易斯對他們說,這場仗早晚會過去,希特勒注定會失敗,但當倫敦上空納粹的飛機消失後,另一場屬靈的大戰即將來到──馬克思的聲音、佛洛依德的聲音,各種世俗的思想和價值都將蜂擁而至。那時,誰可以升空,去參與這場屬靈的「不列顛空戰」呢?他說,這就是上帝讓你們活下來的原因。這段話深深激勵了我,這也許就是上帝讓我活下來的原因。



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寫作的目標,不再是自我的功成名就,而是榮神益人。《我聽見斧頭開花》這本文集,就是我「不列顛空戰」的「備忘錄」。無論是對清教徒傳統的追慕,還是對華人教會史的梳理;無論是對教會內外黑暗面的揭示,還是對流行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剖析,我都竭力做到「憑愛心,說誠實話」,拒絕謊言,不迎合大眾,講述讓人感到「扎心」的真理。我在很多文章中得出的結論,在這個善惡與對錯的標準已然混淆甚至倒錯的時代,幾乎都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但是,基督徒應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憤怒與激情,因為,最終的判斷標準,就是回歸聖經──經上如是説,為什麼還要欲言又止呢?



數百年來,基督信仰在華人社會中生根發芽,但趙天恩牧師所宣導的「文化基督化」遠未實現,華人文化仍被敵基督的專制、暴力、謊言和迷信所充滿。然而,我欣喜地看到,上帝在這個時代興起了一批信仰純正、異象明確、委身教會又面向社會的作家、學者、藝術家以及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上帝要將「文化鬆土」的使命放在這群人的身上。無比榮幸的是,我亦是其中之一員。我祈求,上帝繼續使用我這卑微的器皿,讓我有分於將福音傳遍地極的偉大使命;我也祈求,與更多的弟兄姊妹共用在主裡豐盛的生命,一起走在「與神同行」的道路上。這一路,有死蔭幽谷,更有花香滿徑;這一路,有公義,有憐憫,有恩慈,有信,有望,有愛。





二○一三年九月

美國維吉尼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