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過以下的關鍵字

尚無搜尋紀錄

【內文試讀】

前言─—黃美賢醫師



我這一生都在和病患與觀眾分享音樂與醫學的療癒藝術。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這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相似處。兩者都需要高度訓練、熱情、專注,還有分享的天性。當音樂家看著一段樂曲,那些音符只是紙上的黑點──是聽覺的視覺呈現。一旦經過分析、消化和瞭解,而且一旦音樂家加入他或她自己的聲音、經驗和創造力,那些黑點就會奇蹟般地轉化成令人震撼的美麗樂章,或令人心碎、充滿感情的音樂。身為醫師,我們也同樣看到,診斷結果可以直接來自一堆實驗室檢驗報告或大批X光片。醫學就像音樂一樣是門藝術:我們將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合併後,加入經驗和創作力──然後得出只適用於某個病人的最佳診斷結果。就像我們聆聽音樂,我們也必須聆聽病人的話。



以音樂療癒人群是我自己家族的共同信念。我先生,小提琴家張萬鈞(Lynn Chang)是一對醫師夫妻的長子,如果他沒有在一九七四年還在哈佛大學唸書時,於義大利贏得國際帕格尼尼大賽首獎的話,很可能也會成為醫師。當他回到美國時,他很高興地退了有機化學課(雖然我覺得他會成為一個好醫師!),轉而成為一位職業音樂家。他用他的音樂關懷他人。作為演奏家和老師,他指導並鼓舞了許多年輕人,跟著人生旅程的腳步,持續追求他們的夢想,無論是不是和音樂有關。有些他的學生進入美國的頂尖管弦樂團,從洛杉磯到芝加哥到波士頓都有。其他人則一邊當醫師、工程師或科學家,一邊持續音樂生涯。我們都相信,音樂感動人生,並產生真正的社會改革。二○一○年十二月,萬鈞獲邀在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為得獎者詩人劉曉波演奏,他也是一位身陷囹囫的人權鬥士。在那裡,對著一把象徵性的空椅子演奏,他的音樂傳達出有力的訊息。安徒生常被引用的話聽來真實無比:「語言表達不出的意思,音樂可以。」



本書描繪好幾位我的音樂與醫學上同事的生活,他們投注相同心力,透過他們的醫術與音樂來改變世界。這是關於隆伍德交響樂團的故事,它是波士頓一個由醫療專業人士所組成的樂團。正如交響樂團中每個樂器都扮演不同角色,隆伍德交響樂團的每位成員,也在這個醫界音樂團體中扮演獨特的角色。有些人是活力十足的年輕學生,人生才正要起步;其他人則是資深的元老級醫師,有著多年的管弦樂團經歷。二十八年來,樂團一直在音樂、醫學及社區服務三個元素間尋求平衡,盡其所能地讓世界變成一個更好、更健康、音色更優美的地方。



我們一直在投入心力讓我們的社會恢復生氣。過去一百年來,醫學的發現與技術已根絕了許多疾病,改善了生活品質,並延長人類的壽命。但醫學技術仍有未盡之處。身為醫師,我們必須回歸醫學的根源。通常,診斷結果並不是靠著另一次的實驗室檢測或電腦掃描,而是安靜地和我們的病人坐在一起。一個人的「生命跡象」不僅在於溫度和血壓,也在性格與情緒中。我們的音樂訓練幫助我們去傾聽,而不只是聽見,而且能辨認出,每次的診斷中都有一首歌曲。



黃美賢醫師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波士頓



* * * * * * * * *



第一堂鋼琴課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之一是我們家的第一堂鋼琴課。事實上,那是我大姐的課,但它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黛安七歲那年,爸媽覺得她已經夠大,可以學鋼琴了,因此,一台閃閃發亮的史多利&克拉克直立式鋼琴,便成了我們家的焦點。在當時,我們並不到音樂學校或鋼琴教室去上課,而是到處教課的鋼琴老師到我們家來。鋼琴和鋼琴老師的到來,是一件大事。



第一堂三十分鐘的課過得很快,黛安和老師一起坐在鋼琴椅上,而我則躺在附近的地板上,盯著天花板的圖案看。她學著把拇指放在中音C的位置,還有每根手指的編號,從一到五。她學習基本的音階,還有約翰.湯普生的《當代鋼琴課,第一冊》的最初幾頁。一等老師離開,黛安回去玩她的洋娃娃後,我就爬上鋼琴,把我所聽到的都彈出來。

這種情形持續了好一陣子。黛安每個星期上她的課,而我也每個星期模仿我所聽到的內容,直到我媽終於問我,我是不是也想上鋼琴課。我當時三歲,簡直樂翻了。就某種意義上而言,音樂一直都是我的主要用語。



雖然我是我們家唯一一個這麼早開始學音樂的小孩,不過,我們五個在七歲之前都已經會彈鋼琴。直到數十年後,我才明白,這種早期的訓練,對我們腦部神經元的可塑性有多重要。當時,這就只是我們家會做的事而已。一旦我們顯現出對鋼琴的天賦與熱誠,我們就能得到選擇第二項樂器學習的機會,作為獎勵。我的姊姊、哥哥和我都選了小提琴,我妹妹則愛上大提琴。而我那個總是很激進的小弟則選了小喇叭來折磨我們。



家裡會玩很多音樂遊戲。我們其中一個人會在鋼琴上彈出一段旋律,其他人要創作樂曲,來美化這段旋律。或者我姊姊會用鋼琴彈一段複雜的和弦,而在另一個房間的我要仔細聽並把所有的音符寫下來。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變成一個關於在森林中獵狼的捉迷藏故事,我們全都躲在窗簾後偷看。而蕭士塔高維契嬉鬧而諷刺的《黃金年代波卡舞曲》,則由我妹妹編成瘋狂的四手聯彈曲。這曲子成了睡前的儀式──彼此的手交錯,而音樂聲漸次加強,直到我們最後爆出陣陣隆隆的大笑,聲音已是三倍大。



等我們大一點,我那善於組織的姊姊黛安,開始將樂曲中的中提琴改編成第三支小提琴,如此,全家人(那個變節的銅管樂手除外),就可以演奏四重奏。我們在學校、教會、家庭聖誕派對上演奏,也為年長的祖父母表演。當夏威夷青年交響樂團創了青少年管弦樂團時,我們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加入。音樂會時,指揮會介紹樂團,並解釋夏威夷青少年管弦樂團是一個由十二到十五歲的孩子所組成的樂團。他們教我這時要從我在小提琴組的後排座位站起來,並生氣地跺腳。「……還有一位十歲的孩子,」這時他會帶著微笑澄清。



每一年,青少年管弦樂團會到夏威夷的其他小島去巡迴表演。我們會在清晨五點起床,從檀香山飛二十分鐘到在茂宜島、可愛島、摩洛凱島的學童表演,甚至會到人口稀少的拉奈島去,當時那裡只有一間校舍。大部分夏威夷離島的孩童和我們年紀相仿,他們很多人從來不曾在學校接觸過古典音樂。我們很高興和他們一起坐在午餐區,秀給他們看我們的樂器。





回饋大家庭



我很幸運能就讀普納胡中小學(註),這是美國最古老的私立學校之一。學校在1841年由傳教士所創立,以便讓他們自己的子女能受教育,現在已是種族與文化的鎔爐,有來自夏威夷各島的孩童。普納胡頌揚多元化與創造力,課程重點在優異的學業、藝術和社區服務。學校很自豪校友有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音樂家、獲東尼獎提名的演員、企業家,如美國線上創辦人史帝夫.凱斯,以及政治人物,包括──歐巴馬總統。天資聰穎的學生,受到鼓勵要回饋我們的「ohana」─我們的大家庭─我們的社區。



註:Punahou School:普納胡是美國最大的私校,學制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1882年,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在普納胡讀過一年,歐巴馬則從五年級讀到十二年級畢業。



我滿十五歲之後,每周到施奈勒兒童肢障醫院當志工。那裡的病童主要來自玻里尼西亞,在那裡,「內翻足」是常見的新生兒缺陷。他們會被送來檀香山接受整形矯正,花幾星期的時間休養治療,然後返回玻里尼西亞的家鄉。由於許多孩童需要接受複合式治療,時間長達數年,施奈勒成了他們的第二個家。雖然我不懂手術的細節,但我很快瞭解他們住院的週期,並和很多病童變得很親。



我開始注意到,想家與缺少外在刺激會讓他們的痛楚加劇並延緩復原的速度。我和醫院員工一起想出好幾種能減輕他們身體與情緒痛苦的方法,我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待在醫院看電視,而當時也還沒有DVD和錄影帶。有時候,我們會帶書去讀給他們聽,還有遊戲給他們玩;有時,我們會看《芝麻街》。但是,總會有音樂。在此之前,我已經自已學會彈吉他,因此,下午的時光總是在唱歌中度過,或者我會試著教他們彈吉他和鋼琴。我甚至把我高中的弦樂四重奏樂團請去醫院。音樂會讓他們露出笑容──短短一個下午,病痛、思鄉和醫院的單調生活都消失無蹤。



我在施奈勒醫院的經驗改變了我。到我離開夏威夷去上哈佛大學時,我已經決定我的未來要奉獻給孩童,而且還要以某種方式,把音樂、健康、社區服務和教育都整合進去。但我不知道,哪個要優先。我該成為音樂家嗎?教師?音樂治療師?醫師?



我大一的闡述性寫作老師,比我自己更瞭解我的左右為難。每個星期的作業,會讓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的選擇。有個星期是去觀察奧本山醫院的繁忙大廳;另一次是寫篇關於教授白金漢布朗暨尼可斯學校二年級學生的看法;還有一次是關於一場古典音樂會的評論。



此時,我已見過宿舍裡的一些同學,包括一位名叫馬友友的年輕大提琴手,一位衝勁十足的小提琴手張萬鈞(我未來的丈夫),以及一位優秀、多才多藝的鋼琴手理察.柯根。即使還只是大學部學生,這三個人已經對國際樂壇造成很大的衝擊。我逐漸認知一個事實,我是來自夏威夷的一尾音樂小魚,被放到大大的新英格蘭池塘裡。雖然這事實肯定沖淡了我想成為音樂家的夢想,但我的音樂知識以及對這項藝術的愛好愈來愈強,因為我成為校園裡最幸運的追星族。



在一九七○年代中期那些任性的歲月裡,我的朋友和我成為一個由一位音樂研究所學生所組成的臨時樂團成員,每當馬友友、萬鈞或理察要試奏一首新的協奏曲時,我們就會到場。排練是在傍晚,而音樂會,票總是賣光,也常一直進行到午夜。我甚至發現自己不可思議地,在由大提琴大師羅斯托波維奇主持的大師講座上,為我一位拉大提琴的朋友伴奏鋼琴(他後來成為放射科醫師)。





父親的智慧



大四那年的聖誕假期,我們五個孩子都回家一起慶祝佳節。那時,我大姐已經回到夏威夷,開始她的律師生涯,中間三個在美國本土唸大學,最小的史帝芬則還在唸高二。



聖誕節隔天,我們在家等父親下班回來,好慶祝我妹妹的生日。大約六點半,醫院打電話找我母親,「是你先生,情況緊急,你可以現在就到醫院來嗎?有人可以陪你一起來嗎?」我哥哥大衛準備開車載我媽,走這十分鐘的車程,而我則被分配去取消晚餐的訂位。



然後……好幾個小時都沒消息。



終於,大衛和媽媽回來了,還有我爸爸最好的朋友,「爸過世了。他在YMCA跑步之後,心臟病發,昏倒在樓梯間,再也沒醒來。」



「什麼!?你們為什麼沒有在醫院打電話給我們?我們不能去醫院道別嗎?怎麼會這樣?」他才五十八歲。



接下來的日子,一片模糊。我記得,和格蘭特.李牧師談了好久,他是我們教會的牧師,和我很親。我問他,上帝為什麼這麼做;我問他,上帝不管我們家,用意何在。我記得,當時對格蘭特沒辦法解釋這無解的事很生氣。不,祂並不生我們的氣;是的,世間一切,事出必有因,但有時候,在當下並不清楚。我想,我告訴他,我無法接受這種說法。我記得,他只是充滿憐憫地看著我,一句話也沒說。



喪禮之後,我們得決定下一步要怎麼做。黛安和史帝芬在家,所以,媽媽不會一個人孤零零地。我們另外三個小孩都還在唸大學,爸會希望我們怎麼做?當然,我們都知道答案,就是回到美國本土,照他所期望的表現良好,作為對他的紀念。因此,我滿懷哀傷地回到哈佛。我現在主修東亞研究。我考完最後一次預醫科考試,完成一篇四十二頁的舒曼鋼琴五重奏分析報告。教授給我了A-,因為我遲交。



一直到我年紀漸長,我才能接受父親的去世,並瞭解他的智慧與遠見。他給了我們音樂這樣禮物。他教導我們要有對知識的好奇心,並完全獨立。當他去世時,我們才知道,雖然他擔任聯邦法官的薪水不多,但他很有遠見地,為我們五個小孩都設立了教育信託基金。感謝他的深謀遠慮,即使他不在了,我們也都能順利唸完大學和研究所,幾乎不需要申請貸款,而我媽的後半輩子也能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