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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本書第五章)

讓你快樂

朋友讓人快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北亞利桑納大學的米利卡撒‧德米爾博士(Meliksah Demir)更深入挖掘,揭示友誼如何溫暖人心 。結論是,友誼中的陪伴元素最能讓我們快樂,光是一起做點什麼事就夠了。德米爾總結,朋友之所以讓我們快樂,是因為他們讓我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德米爾也發現,和其他十五個研究國家的受試者相比,美國人對友誼品質的評價最高。這可能是因為美國文化強調的獨立,指的是從家庭中獨立,而不是獨立於朋友之外。與此相關的是,我們越是遠離父母,或者是單身或離婚(目前有一半的家庭由單身與離婚人士組成),越是需要朋友替我們承擔起很多角色,而且是一直承擔下去。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合作,約在十年前從事一項創新研究,捕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當下」的幸福。他們的發現頗有爭議性,但結論就是一般人更享受和朋友共度的時光,超過和配偶或家人 。當受訪者直接被問到時,大部分有家室的人確實認為配偶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人,當然小孩也是,但這不表示他們樂於去做洗衣燙衣、支付帳單或把屎把尿的工作。卡納曼的研究並未暗示人們應該不理會家庭責任,整天和朋友混在一起,因為這樣做能帶來的長期幸福,不會比在充滿營養美食的地方吃一整天的甜甜圈高多少;但這項研究強調和朋友共度時光的重要性,這是暫時可脫離人生永無休止責任與壓力的喘息之地。對很多人來說,小孩都能帶來生命的意義與目的,而朋友是能讓人重新振作的綠洲,讓人有力氣去應付養家的辛苦。

卡納曼也發現,工作通勤通常都是有損幸福的因素 。如果能有朋友相伴通勤可能會輕鬆一點,因為和朋友一起完成無聊又累人的工作總是比較好。強韌穩健的人際關係,包括友誼在內,確實是預測人們整體幸福程度的好指標 。

你關心對方、對方也關心你,而且你能和他分享愉快的談話和活動,這些可以提升你的幸福程度,這真是太有道理了。而朋友還能透過另一種機制作用來散播歡樂,那就是情緒上的感染。人類已經演進成可以快速感知他人的感受,而情緒的感染或許一直以來便是人類保障安全的機制:如果你的部落裡有誰一臉驚恐,你也會跟著害怕起來,因此拔腿快跑。如果某人看起來很開心,你也會跟著開心,並和對方因為正面的感受而建立起關係;畢竟,你的生死存亡還要仰賴這些人際關係。

在法勒和克里斯塔基斯的社交網絡分析當中,他們發現,如果你擁有一個快樂的朋友(指的是一般來說很快樂的人,而非在特定的時刻才快樂),那你也跟著快樂的機會就高了百分之十五。如果你的朋友有一個快樂的朋友,那你能滿足愉快的機率也高了百分之十。他們寫道:「我們發現,一個人每有一個快樂的朋友,他也跟著快樂的機率就高了約百分之九。每有一個不快樂的朋友,你會快樂的機會就減少了百分之七。」既然統計數據暗示了快樂的感染力比不快樂更強,他們總結,雖然一般人都說友誼重質不重量,但「越多朋友就越快樂」的說法確實成立 。

他們也發現,多一個朋友,就等於每一年少了兩天覺得寂寞孤獨的日子。「因為(以我們的數據來說)一般人在一年中平均會有四十八天覺得孤單寂寞,多兩個朋友,就可以讓你比其他人少了百分之十的孤獨感。有趣的事,家人的人數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影響。」(很多不喜歡節慶假日的人,會同意當你被親戚親人團團包圍時是很寂寞的。)根據法勒和克里斯塔基斯的計算,就算是配偶,在緩解寂寞上的功力也不及朋友。手足則完全不影響一個人的寂寞程度。



你可能聽人說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快樂。以完全尊重人神之間的個別關係能創造出的喜樂為前提,有些社會科學家相信,投身宗教之所以能讓虔誠的信徒更滿足於人生,那個重要面向就在於朋友(咚咚咚咚,請下鼓聲)!研究人員林蔡胤博士(Chaeyoon Lim)與羅伯‧普南博士(Robert Putnam)總結:「宗教信仰團體中內含的友誼,是宗教讓人快樂的祕方。」

親密的友誼可以成為預測上教堂頻率的指標,甚至是一個人對上帝的信仰強度。 在其著作《人生一定要有的八個朋友》(Vital Friends: The People You Can’t Afford to Live Without)一書中,湯姆‧雷斯(Tom Rath)提出一套理論,認為教會以及其他宗教機構,還有任何俱樂部、體育團隊甚至公民組織,都「屬於培養友誼這一行,不管他們有沒有意會到這一點。」 人們或許可以清楚地說出要培養更純潔的靈魂、更健康的身體或對休閒嗜好的熱愛是我們投身團體的動機,但是,基本上的動機與獎勵很可能就只是我們在當中找到的朋友,以及他們為我們提供的重要歸屬感。



更了解自己

「我有一個很糟糕的童年。」夏綠蒂‧庫克這麼說;她於一九六〇年代在加州長大,母親是波蘭人,父親是德國人,兩人都是種族大屠殺的倖存者。她說:「我的父母從來無法克服過去的經驗烙印的傷痕。」她的母親在戰爭期間被拋棄,心理很不健康,夏綠蒂在家中飽受虐待;他們的家位在死巷,附近沒有其他小孩。「在交友方面,我進大學時完全不具備任何技能。」

但在柏克萊,大二時他遇見了泰芮‧盧波。「她教化了我。」夏綠蒂說;當時的她很害羞,而且對別人總是抱持著不必要的懷疑,「她努力把我推進社交場合裡,激勵我參與。她甚至把我拖進她爸媽家;他們那一家人,是真的會坐在一起聊天的家人。這對我來說是很神奇的畫面。她自有標準,希望我表現得好。她對我的影響很深遠。」

泰芮那時是藝術系的學生,後來成為社工。她溫暖、風格獨特、迷人而引人注目,而且樂於從事任何創意工作。「泰芮讓我知道如何交朋友以及如何成為別人的朋友,如何透過可怕的事物而成長,以及如何讚頌意外。」庫克說,「如果身邊那個人讓我覺得氣餒,泰芮會和我詳談困擾我的這整件事。」

夏綠蒂和泰芮相識時,她正處於慢無目標的階段,也試一點毒品(在那個時代很正常),自我毀滅的傾向也一如過去。同樣的,泰芮不說教,而是採用溫柔的蘇格拉底式問答法來挑戰夏綠蒂。「她強迫我至少要對自己的想法誠實。」有一次,夏綠蒂遭遇常見的青年身分認同危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又相信什麼,泰芮說了:「想一想所有妳喜歡、妳關心的事物。這些東西都在妳的心裡。妳就是那個整合因子。」

夏綠蒂開始體認到,她不需要成為什麼,也不需要順應什麼而變成某種類型的人。「我記得當她對我說這些話時,一股輕鬆流過了我的全身。」夏綠蒂回憶道。泰芮的話鼓勵她繼續接納自己的不同面向,並跟著自己的品味走。「今天我住在一棟典型的加州工藝式建築裡,放滿了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和越南的藝術品,也有一些印度和西南方的作品,還有一九六〇年代的搖滾明星海報,與瑞典和義大利的現代裝飾。在我心裡,我也享受著想法與哲學的整合。」

她們兩人一直很親,直到泰芮於一九九一年因肺癌過世,當時她才四十出頭。夏綠蒂一直懷念英年早逝的好友。「她就像溫室,培育了我的人格。」夏綠蒂這樣說起泰芮;從夏綠蒂的家具、價值觀到想法,無一不見泰芮的精神。

像泰芮這樣朋友,可以幫我們理出頭緒、找到自己,並鼓勵我們更新、更好。少年時認識的朋友,可以幫助我們建構身分認同、克服傷痛的過去,或者陪我們走過通常崎嶇難行的成熟之路。正如很多人點出的,由於現代的經濟環境有礙人們承擔起大人的責任,早婚也已不再是趨勢,使得青春期與成年之間的過渡期越來越長,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年齡層類別:初顯成人(emerging adult)。朋友網絡在這個時期規模最大,之後隨著人們在職場與戀情中安頓下來慢慢變小。這學生時期和真正成為大人之間的這段時期,朋友特別重要。心裡學家卡洛琳‧麥娜瑪拉‧貝莉博士( Carolyn McNamara Barry)與史蒂芬妮‧瑪德森博士(Stephanie Madsen)寫道,在這段時期,「友誼讓你自覺有價值,也讓你有機會訴說心情與誠實地討論宗教、人生抱負、道德困境與人際關係等議題。」

初顯成人說,他們覺得和朋友比和手足更親。其中的一個原因,或許是因為他們不覺得需要從朋友當中脫穎而出,而面對手足時通常需要這麼做 。(手足敵對現象有一個演化上的理由:在人類歷史上,手足會彼此競爭資源及父母的關心。即便身在富裕、現代的家庭,孩子們擁有自己的臥室、娛樂系統與就學基金,想盡辦法把手足比下去的傾向還是很明顯,有時甚至很粗暴。也難怪,懷抱著種種不安和焦慮的青年人,寧願對家庭以外的人敞開心胸。)

不管是幾歲的成年人,朋友都能提供一份現成的好禮:他們非常了解我們,有時候甚至超過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分校負責經營人格與自我了解實驗室的心理學家絲敏娜‧瓦希芮博士(Simine Vazire)說,尤其是,朋友旁觀者清,更能說出我們的行為特質。她說:「朋友會評估我們是不是風趣、霸道或有魅力,比我們自己分析得更好。」 他們或許不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的感覺、想法,這一點無須訝異,但是,他們卻很能判斷我們的智慧。(同樣的,我們也常常自我批判,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聰明。)

瓦希芮說,朋友能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的行為特質與智慧,其實只是因為當局者迷,而且/或者自我批判會威脅到我們的自尊。一個人如果能更清楚自身的行為舉止,會更受人喜愛,而這也正是朋友能提升我們生命品質的切入點:他們可以強化我們的自我認知(理所當然的,也能讓我們更受歡迎)。

我常和我的朋友艾黛兒討論友誼的這個面向,而這裡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地雷區。敏銳、有同理心的人常常會煞費苦心保護朋友的感受,讓對方免受傷害,而這也包括了撒點善意的小謊。(事實上,一項研究發現,密友之間在每一次社交互動中會說的謊言比和其他人時少,但還是不少。其中的差異是,朋友之間說謊的目的比較常是利他而非自利;我們對點頭之交和陌生人說的謊比較屬於後者。 ) 當我們在分析別人的小毛病時,我和艾黛兒常會問:「但如果是我也做了這種事,妳會告訴我,對吧?」會嗎?我認為我們很誠實地對待對方,這是我們極親密的關係中非常重要的優勢;但艾黛兒人很好,而且很支持我,她也可以看到人們動機與行動當中的複雜性,而不只是評斷好壞,因此,即便她知道我很重視回饋意見(至少理論讓如此),但我很難想像她會打破我對自我醜陋面的任何錯覺。

我還記得中學時我曾經急急走在兩位管弦樂團的朋友面前,理由再老掉牙也不過了:我怕丟臉,不想在繁忙的停車場裡被別人看到我和他們在一起。小提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那兩位拉小提琴的朋友是聰明、風趣而且很棒的人,但他們不算酷。那個時候,他們用最好的方式給了我回饋:他們當著我的面嘲笑我,說道:「你看,卡琳怕被人家看到她跟我們在一起!」他們直接的誠實,再加上同時流露出來的幽默感,還絲毫不見憤怒,證明他們很清楚自己團體裡的地位而且根本不在乎,馬上把我從勢利的行為當中搖醒,讓我明白我能認識他們是我運氣好。

那麼,要如何讓朋友對你的自我行為與個性提供更好的回饋意見?「直接請對方提供資訊是沒有用的,」瓦希芮說,「與其開口問,你不如談談自己,然後看看朋友有何反應。我有一次對一個朋友說:『多數人都覺得我太嚴肅了。』我的朋友就只是安安靜靜地坐著,以此作為回應,確認了的確如此。有些人可能會出於客氣而駁斥,但你或許能夠分辨他們到底是禮貌,還是大力否定你對自我的猜測。」 更加努力去了解朋友(並善用他們的觀點來更了解你自己),將會使得你們的友誼不那麼讓人氣餒,衝突也會少的多。即便在親密的友誼當中,「誠實」實際上也很可能會以一種經過編碼的溝通形式出現,有沒有能力收發這類訊息,就決定了你會是像理查‧列文森這樣的「超級朋友」,或就只是一般芸芸眾生 。



鼓舞對方,也受人鼓舞

友誼,通常是我們欲達人生目的必要的特別催化劑。不論你正努力要完成大學學業或是要跑完馬拉松,有個朋友在你身旁,一且朝同樣的目標努力,可以讓整段旅程更輕鬆、更快速。有一項研究在證明這個概念的力量時,也提出了一種極讓人感動的比喻: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背上背包,站在山腳下。之後,他們要估計山坡的斜度。有些人和朋友站在一起,有些人只有自己。和朋友在一起的受試者,會覺得山坡沒那麼斜;和老朋友在一起的人,在估計山坡的斜度時又把數字更往下拉一點 。

湯姆‧雷斯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曾為蓋洛普做過一份無家可歸者的研究,他在撰寫報告時提到:「顯然酗酒或對毒品的依賴只是症狀,而非根源。以多數案例來說,染上酒癮或毒癮,都是因為和朋友或至愛之間的關係破裂而引起。幾十年來無家可歸的男女都有一個相同之處:缺乏健康的友誼。他們『沒有朋友』這一點比什麼都嚴重;無家可歸,只是他們困境中最明顯可見的部分。」 雷斯接著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名女子在和另一位「希望我有所成就」的女子為友之後,跳脫了自身的困境。

不管你是像雷斯研究對象那樣處於谷底的人,還是想要發光發熱、讓你的天賦與能力發揮到極致的人,和對你有很高期望、而且希望你有所成就的朋友在一起,或許是在人生中不斷邁進的最好方法。

光是朋友在身邊,什麼都不做也可以敦促你創造出更多成就。「這是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裡所謂的『分身療法』(body double)」,麻州沃塞斯特(Worcester, Massachusetts)的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大衛‧諾威爾博士說( David Nowell),「就算對方並未提供指導或協助,但只要有人在旁邊,容易分心的人就可以完成更多工作。」 如果你正要做一件無聊或困難的工作,比方說清理衣櫃或整理收據已經報稅季之用,可以請一位朋友過來成為你的分身。「你的朋友只要坐在那裡攪著馬丁尼就好。」諾威爾說,「他不用出手,就能幫忙了。」

朋友一句犀利的評語,就足以鼓舞我們,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清自己的處境,或者把我們拖出暗無天日之地。印恩‧安德森(Ian Anderson)是一位住在挪威的英國人,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在烏干達鄉間擔任救援工作人員。印恩回憶著:「我有時候會因為顯而易見的白做工和隨之而來的絕望感而覺得受不了。」有一次,有一群人來到印恩在村子裡的家,求他救一名生病的親戚。「我看著那位老太太,看到她只剩皮包骨,然後我讓她坐進車子裡。」印恩寫道,「在醫院的半路上,後座有一陣騷動,因為她過世了。」

印恩負責的專案是要建立產科病房,他很擔心這樁悲劇會強化當地對西方醫療的偏見。此外,這個村裡的生活條件很糟,附近每天都有人過世。但是,有一天夜裡,剛剛加入專案並和印恩成為朋友的馬克‧阿利斯(Mark Allies)對印恩說,若要保持神智清醒,他要用很近的距離去看一些小事。馬克問印恩:「上一次你認真地去看一片樹葉、一張蜘蛛網、一顆草莓或一個鳥巢,是什麼時候的事?」

「長大成人後,」印恩說,「我已經不再注意熟悉的事物,也無法欣賞周遭的美好。努力追尋確實存在的完美,讓我不斷前進,當我親眼看到人們所受的痛苦時更是如此。馬克教會我這個世界確實有秩序,但前提是你要去找。」

朋友可以減輕傷痛,同樣的,我們通常也願意為了朋友受苦,甚至超越我們願意為自己所受的苦。牛津大學的佛瑞亞‧哈瑞森博士(Freya Harrison),請受試者靠著牆壁做深蹲,以換取小額報酬。第一次他們可以替自己賺到錢,其他時候報酬則會歸於四個不同的人,包括點頭之交和朋友。當贏得獎金的人是密友時,受試者會多做幾次這項費力的運動,平均時間比他們為自己而做時多了一‧五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瑞森之前所做的研究中,受試者為遠親做深蹲的時間不會超過為受益者是自己的時候,這使得朋友變成非常特別的類別,是我們會付出的對象。

這裡所說的受苦是相對的。人們願意為朋友所做的努力,範例如排幾個小時替朋友買喜愛樂團的票,或是替朋友的派對做一些華麗的裝飾;這些都是你不會替自己、甚至不會替親人做的事。(可能是因為我們期待親人要無條件愛我們,但我們覺得需要「證明」對朋友的愛,朋友比較容易拋棄或貶低我們,因此離去。)

任何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想要減輕傷心難過、湧起正面的感覺,最好的方法就是為他人做點什麼。朋友讓我們有機會為他們付出、協助他們、傾聽他們、注意他們的興趣,甚至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與資源。這是朋友帶來的另一項禮物:讓我們有機會持續照料他們,並從中獲得能拓展自我的豐厚報酬。



長壽又健康

朋友能帶來益處的證據非常穩健,而且和常見的致死原因如心臟病、癌症與肥胖息息相關;想盡辦法鼓勵、培養人們之間的友誼,是最明智醫療保健政策之一,但國會殿堂裡從未曾嚴正討論過。任何在和朋友組隊後才培養出健康習慣的人都可以證明,對朋友的義務和承諾,遠遠強過自身的意志力。

以肥胖危機為例。多數美國人如今都過重或者肥胖,出於虛榮及對死亡的恐懼,使得減重變成人人關心的事。在克里斯塔基斯與法勒的網絡分析中,他們發現如果一個人的朋友變得肥胖,她本人也變胖的機率就高了三倍 。就算朋友遠在天邊,也會影響我們的體重,這代表,朋友群中普遍出現胖現象的理由,並不只是環境相同(或物以類聚)而已。一個人要能「傳染」到朋友的肥胖,必要條件似乎是主動的關係;如果你不認為對方是你的姊妹淘,但對方卻認為你是,她受你的影響會比她對你的影響更大。

朋友之間很可能透過標準改變而出現體重普遍增加的現象。如果我們去找某位朋友、而對方重了五公斤,對於哪一種體態是可接受的,我們會稍微改變觀點。如果我們這一群人每週五晚上都在速食店聚餐,我們就會開始認為這是正常的行為,但同一個城鎮裡的另一群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大忌。

當然,這種影響力也可以是反向的。健康的朋友,會讓我們更有所憑,願意多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朋友不用告訴你他開始跑步以來覺得有多棒,」法勒說,「長期下來你會自己注意到。雖然你或許不會直接仿效他馬上開始跑步,但你可能會開始少吃一點。行為不同,但結果是相同的。」

順道一提,法勒也強烈建議不要因此背棄圓潤的朋友。「不管他們對你的體重可能造成哪些影響,擁有朋友都比沒有朋友好。因此,反之,請徹底扭轉這項原則,變成朋友的一股好影響力。幫助對方做出正面的選擇,並記住你的行動也會在他的朋友圈中產生漣漪擴散效應。」

行為會透過友誼關係擴散開來這個概念備受抨擊,因為這裡有一個基本上的科學問題:要如何區分來自因果關係、來自他人效應和來自環境效應的相關性?但其他研究證實了朋友和體重之間有關係。舉例來說,麻省理工學院一項新的線上實驗發現,如果和受試者類似的其他人在線上網路使用「飲食日記」,這些受試者也比較可能使用這類日記。這指出,有一個「和你一樣」的健身或減重伙伴,可以激勵你採取比較好的策略 。

罹患心理疾病而後痊癒的人,當他們和同樣問題奮戰的人為友時,會在友誼中找到救贖。舊金山一位廣播主持人傑夫‧貝爾(Jeff Bell),便是一例,他認為六年前認識的朋友卡洛兒‧強森(Carole Johnson)居功甚偉,是他能從嚴重的強迫症當中康復的起點,而她自己也飽受此病之苦。「因為遭逢相同挑戰而培養出來的友誼,無可替代。」他在一份獻給卡洛兒的獻詞裡寫著,「我和卡洛兒分享彼此內心最深層的恐懼、我們的勝利與挫折,以及我們要和對方甘苦與共的誠心承諾。」

光是和朋友在一起,就可以減輕你的壓力。具體而言,當女性覺得和某位朋友很親時,黃體素水準會提高,讓她們覺得不那麼焦慮 。和朋友一起歡笑,可以把身體的疼痛耐受門檻提高百分之十 ,而和朋友在一起,或者甚至只是想像某個朋友陪著你,都可以讓血壓降低 。擔心失憶的老人家,應該開始打電話給朋友們:擁有活躍社交生活的老人,比較不會有認知衰退和失智的問題 。

關於朋友的正面影響力,最終極的爭論是這是否對於人的壽命造成可觀的影響。你或許讀過一份很驚人的乳癌患者研究報告:與擁有充滿支持力量社交圈的女性病患相比,在社交上孤立的病患死亡率提高了整整百分之六十六 。讓人訝異的是,有配偶並不能降低病患的死亡率。上述結論,也適用於接受六年追蹤研究的瑞典男性:有戀愛關係並不能降低他們心臟病發的風險,但友誼可以 。這些研究結果,對害怕自己將孤身而死的單身人士刻板印象恐懼來說是很強力的反論。比較該擔心的,或許是沒有朋友的人,而不是沒有配偶的人。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茱麗安娜‧賀爾特—倫絲達博士(Julianne Holt- Lunstad),曾就一四八項研究進行整合分析,結論是以所有死因來說,缺乏社交上的支持均是預測指標 。在任何時候,擁有穩固朋友圈的人可能的存活率都比沒有的人高了百分之五十。賀爾特—倫絲達算出,少社交聯繫的死亡風險,相當於一天抽十五支煙,風險甚至比肥胖或不運動更高!

為何友誼是死神強悍的對手?賀爾特—倫絲達說,答案不只一個,但這很可能和朋友可以充當壓力緩衝器有關,因此可改善負面的健康效應,而有朋友或許也有助於健康的行為,比方說均衡飲食以及不要諱疾忌醫。「朋友能讓人生有了意義和方向,這可以讓人更願意照顧自己,並少去冒險。」她說,「在整部人類史上,我們都仰賴他人以求得生存、保障和資源。在現代,我們的想法是人際關係和情感滿意度比較相關,卻忘了身體的這個面向。」



推你飛黃騰達

就像社會學家馬克‧葛朗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一九七〇年代發現的一樣,大型朋友網路中的「弱聯結」,對尋找工作的人來說極為重要 。多年下來,你越是能夠把朋友介紹給其他朋友,你的人際關係就會更廣大、更親密,你的職場前景也就更看好。一旦你開始嚐到成功的滋味,你會發現朋友更有用。正如克里斯塔基斯和法勒所說:「如果你富有,你就能引來更多朋友,如果你有更多朋友,你就能找到更多致富之道。」

十多年前,社會學家珍‧葉格博士(Jan Yager)做了一項職場友誼調查,發現女性的職場朋友與高階主管朋友均比同等位階的男性為少 。她相信,如果女性在辦公室有更多可以針對工作議題提供建議與看法的點頭之交,而不是只和一、兩個人維持親密、著重私人關係的朋友,她們在職場上將可以更進一步。她也相信,女性需要和握有更大權力的人為友,因為,畢竟我們都要接受職場伙伴的評斷。

蓋洛普機構的湯姆‧雷斯針對職場朋友的角色做了深度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雖然多數組織不鼓勵、甚至積極阻止同事之間的友誼,但這些關係對人們的福祉和績效來說極其重要。他在《人生一定要有的八個朋友》一書中寫道,如果你在職場上有知己,你就「明顯更可能打動客戶、用更少時間完成更多任務、在工作上找到樂趣、擁有更少發生意外事件的安全職場、更能創新與分享新構想、覺得獲得充分的資訊而且知道自己的意見有人在乎,而且每天都有機會著重在自己的優勢上。」 職場上的朋友甚至可以彌補不那麼理想的薪資:與他人相比之下,職場上有密友的人對薪資抱持正面看法的機率會高了兩倍。如果你在辦公室裡至少有三個可靠的密友,你對人生大致感到極為滿意的機率,將提高百分之九十六。(當然,心滿意足的人可能比較有時間交朋友,但是,同樣的,交友是一種可以透過練習提升的技能。)

一項長達二十年的研究,結果把朋友對於健康和工作的正面效益連在一起,總結是,說自己在職場上獲得同儕高度支持的人,死亡的風險可大幅降低 。請和隔壁小隔間的同事為友吧!不然,就等著死神來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