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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

我對老家的回憶,隨著年紀漸增,很多細節已記不得那麼清楚了,但我永遠不會忘記童年時那種快樂的心情。人家常說,教育要趁早,因為孩子的記憶最深刻;的確,我到今天都還可以想起那年頭,我們一群孩子無憂無慮、歡笑唱歌的模樣。

我老家是個大大的聚落,有很多戶人家都住在紀家的大宅院裡。宅院前面有個很大的廣場做為曬稻埕以及家人乘涼聚會的所在;穿過一進一進的廳堂,還有其他較小的庭院錯落分布著。白天,大人們在田裡忙活計或是處理宅院裡的各種事務;晚上,女眷們就彼此門戶互通,聊先生、孩子,男人們則在廣場納涼、講笑話、搏感情。

說起我們宅院的廣場,還真的不小,一點兒也不輸給學校操場。我們的田地廣,養的牛也比較多,所以經常有牛被牽進來休息。而院埕的兩頭則各有一個魚池必須定期換水,每到換水時會將池水抽乾,我們就可以一窺池底的奧秘─布滿石頭與泥濘還有許多的土虱。叔叔們會在池邊抓土虱,每抓到一隻,孩子便在旁邊叫好,然而,當叔叔吆喝小孩一起下去抓魚,我卻不敢下去,因為我腳上穿著皮鞋。那年代大部分的小孩都是赤腳的,我卻是一出生就有鞋穿。

當時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最好玩的樂園就是圍著我們宅院那一望無際的田園了。只要我們看得到的土地,都是紀家的,所以孩子們可以在稻浪裡瘋狂地玩,不用擔心踩壞別人家的田。

說起來,我那時候真的太幸福了,得天獨厚的我,家境比一般孩子好,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煩惱;直到我年紀漸長,才比較能感受原來大部分的孩子並無法像我一樣整天玩樂。他們大多沒有鞋穿,小小年紀就要幫忙家事,許多人連上學都沒辦法。

小學四年級以前,我都在大雅當孩子王。那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父親去台中市創業,家中沒人敢管我,讓我玩得更瘋。就算去學校念書,也是不做功課,一天到晚只想玩。我有四個叔叔,其中最小的叔叔,年紀沒很大,當時也才不到二十歲吧!我都叫他屘叔,他是主要負責照顧我的人。

那時我在校都不念書只想玩,老師家庭訪問時,對家中長輩數落我這樣不愛念書是不行的─一聽到進教室,動作慢吞吞,但一下課就衝得比誰都還要快。

聽了老師的指責後,屘叔很生氣地要我好好念書,不然就處罰我。我當下聽了,瞪大眼睛:處罰我?我可是家族的長女呢!誰敢處罰我?

看我如此冥頑不靈,屘叔氣得作勢拿起藤條說要打我,於是我拔腿就跑,一溜煙閃到田梗裡;才稍稍喘一口氣,一回頭,看到屘叔已經追上來了,嚇得我繼續跑。穿過稻浪,穿過菜園,不管怎麼跑,每次回頭都還是看到屘叔拿著藤條追在後面。當時我還真的嚇到了,我這千金之軀怎麼可以被處罰?一路跑啊……跑的,說實在,到了九十年後的今天,我也忘了後來怎麼樣了,應該還是屘叔放棄追我了吧?現在想想,那時候屘叔應該也只是作勢打我,不是真的要打,否則一個大人怎麼可能追不上一個小女孩?只是當年那段跑啊跑的記憶,如今回想起來,那種心情還是恍如昨日。



二二八夢魘

自從國民黨軍隊接收台灣後,整個社會變成一團亂。當時,我一個二十多歲女子晚上都不敢外出,就算白天也不敢在暗巷裡走,若有可能則盡量不出門,只往返於家中和學校。後來,我更辭掉學校教職,專心在家帶孩子。

原以為那已是最黑暗的日子,沒想到後來有更慘的,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那真是很恐怖的日子,人民生活完全沒有保障,沒想到二十世紀竟然有個時代,在自己中國人血統的統治下,百姓可以隨時隨地被抓走,不用合法審判就可以被刑虐及槍殺。

我父親在日治時代和日本人關係很好,也到過中國做生意,當時就覺得時局不好,便躲了起來。我還記得我們家人偷偷摸摸地去他藏身處,送吃的、用的給他。他算幸運的,後來沒有成為二二八犧牲者。但我許多朋友的命運就不是如此了,包含我自己的親族以及鄰居等,都有人在這場歷史浩劫中斷送性命。

關於那場歷史悲劇,除了整天處在恐慌狀態中,實際上我也看到了行刑的隊伍。並不是我好奇愛看,而是當時的政府強迫人民出來看。

記得那段日子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要被行刑。每次行刑前,來自軍方司令部的廣播系統就會奏出「答答滴」的軍樂,接著就是一段權威式的放送,內容我記不得了,但大意就是說,等一下有行刑的人會經過,請家家戶戶都要出來看,記取教訓,不要像那些人一樣。總之,是帶著警告意味叫民眾要「乖一點」的可怕放送。

大部分時候,行刑隊伍都是在大約快中午時間通過,那時家家戶戶正煮著中飯,忽然聽到「答答滴」,不得不出來、走到大馬路旁。整條街兩旁都擠滿了人,但見一列長長的隊伍,走在最前頭的,手拿著步槍,是不可一世的憲兵隊,接著就是一組一組的受刑者。他們已被扣上手鐐腳銬,一個人至少被四個人押著,一個擔任前導,兩個一左一右押著受刑人,一個在後面用槍頂著。可憐的受刑人知道自己已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通常都認命地被半拖著走,如行屍走肉般。每一次,行刑隊裡的受刑人少則十幾個,多則超過二十個。

我和先生那時住在大約現今自由路一帶,行刑隊伍則是遠遠地從路的那頭走來,經過台中彰化銀行總行自由路側,一路往前,大約走到如今台中公園附近,轉往雙十路,經過過往日本練兵場(現在的干城車站一帶)。最後目的地是現今台中體育場所在地,那兒有個司令部,被押解的受刑者最後會在那兒被槍殺。

由於行刑隊伍選在中午時間遊街、行刑,大家看了心情很差,中飯通常也就吃不下了。遊行隊伍過去後,許多人會跟著一路走到刑場,我則轉身回家,內心充滿恐懼。但廣播還不饒人,我在家裡都還聽得到繼續放送的「行刑進展」,像是「現在正要灌酒、現在即將執行槍決……」,一聲聲讓人聽了心驚膽跳。廣播逼迫民眾參與那些可憐人臨死前的每個階段。

我從沒去現場看過槍決,也絕不想去看。但聽過到現場看的人描述,他們說每個受刑人被迫站在一個挖好的坑前,沒有遺言,無法抗議,行刑隊一槍一個,他們紛紛倒臥在那個坑裡。有的一聲不倒,要開兩次槍才倒,當時還聽說,最多有開到三槍的。受刑人既然都已挨槍倒地,一旁的家屬卻被命令不准上前收屍,要等好幾個小時過後,確認受刑人真的「死透」了、不會再起來,才允准收屍。

這樣的場景,光我們所在的台中就不只一處,我知道至少清泉崗那裡還有一處,再遠一點,南投也有。全台灣北中南不知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刑場,有多少人就這樣死得淒慘、不明不白?

那樣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天天活在恐懼中,人人食不下咽,風聲鶴唳。

時常也聽到不知那裡傳來的哭聲,有的因為親朋友好友被抓走,生死未明,而惶恐哭泣;有的因為親人冤死,無處申冤也不容異議,而悲憤痛哭。每逢答答滴的聲音,又是一陣精神虐待,之後過了兩、三天會陸續傳來,原來我認識的某個朋友的小孩,或某個鄰居的丈夫等出事了。那時想慰問也不知從何慰問起,時常欲哭無淚,感嘆這是什麼時代。

我記得那樣的日子持續好些年頭,先是有二二八,後來又是保密防諜,人人自危,再後來是白色恐怖時代。那是一個連在走在路上都會害怕的年代。

現代年輕人享受民主快樂,從來不知道曾經有這麼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們自己的國家帶給人民那麼可怕的夢魘。



白髮人送黑髮人

那天是民國九十六年的一個冬天,我如同往常一樣,在家中忙著自己的花材。當時已經八十幾歲的我,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比起一般老人來說,我算是健康的,還可以教授插花以及太極拳。那天,我就在我的工作室裡忙,一早外頭的門忽然被開啟,看著我的幾個孩子偕同親友們個個表情嚴肅,女的穿黑衣、男的穿素色西裝進到家中,眾人間惟不見我親愛的四子。但見領頭的正是我四媳婦小燕,當時我心中就閃過一道悶雷,我知道有非常糟的事發生了。

我那不幸的四子,已經因為癌症病逝,並且依照他的遺言立時火化了。

說起我第四個兒子,他是我六個孩子中最照顧我的。當然,我的每個孩子都對我很好,但因為地理因素及事業忙碌,平常是連見面都很難的。只有這第四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令我感到又再次回到小時候在大雅家中的那種氛圍。

四子張子寬,原本在台北邊當老師邊協助兄姊的事業,後來幾個哥哥都離開台灣,只剩他還在我身邊。那時候,我女婿在著名的松下電器服務,後來決定出來創業,我四子就和他們合夥,共創了吉嘉電子。公司的經營一開始都是很艱辛的,吉嘉電子初始也只有四、五個員工,子寬當時仍繼續當老師,以業餘的形式幫忙。那年代,當老師的有諸多限制,連出國都需報備,而吉嘉電子是家貿易公司,卻經常有出國的機會。之後隨著公司業務越來越大,吉嘉電子想要回饋家鄉(我女婿是台中潭子人),便決定在台中設立新工廠。於是,我四子也就毅然決然辭去教職的鐵飯碗,帶著妻兒一起回台中,專心經營事業、從事貿易。

大約就在那時,我和媳婦小燕就更加密切地互動。

當時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有一次因為意外跌倒傷到脊髓,嚴重到全身不能動彈。原本個性還很倔強、不想讓兒女照顧的我,也在那段時間不得不搬去豐原,和我四子一家人一起住,那段時間是我人生很幸福的時光之一。

說起四子和四媳對我的照顧,真是沒話說。那時候我因癱瘓什麼事都不能自理,我那媳婦天天幫我把屎把尿,照顧我的生活起居。後來我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復健,終於可以逐步站起來。但終究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他們堅持我一定要和他們一起住,所以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就和四子一家人享受著天倫之樂。

說實在,他們一家對我的照顧實在太周全了,我衷心感激。只要我有任何需求、反應一聲,我兒子會立刻幫我準備周全。我擔任花藝協會老師還有教授太極拳,每當有什麼集會活動,子寬和小燕就全力幫我張羅,訂場地、布置會場、聯絡學員、現場接待等等。有他們在,我總是可以風風光光,活動精采,有內容,讓所有學員都感到滿意。每次慶祝酒席,我和學生們熱熱鬧鬧,之後也不用煩憂,後面的帳單以及善後事項,我兒子都會幫我料理得好好的。那時候我開始興起想要出書的念頭,我想把我們花藝協會的作品集結成冊。我一說出想法,兒子就立刻去辦,從聯絡出版、印刷、撰寫、搜集學員資料以及整理照片等,他都辦得好好的,最後把成品拿到我面前。他的孝心讓我非常窩心;有子如此,夫復何求。

直到民國九十六年春天,忽然有些奇怪的地方。先是我兒子說,他要去美國長途旅行,後來,我就有好長一段時間看不到他。

有一天他終於現身了,面容看來有點憔悴,我做母親的怎會看不出兒子生病。我當下就問他怎麼了,他「誠實」告訴我,他最近的確腸胃不適,必須常跑醫院,但都是一些長年宿疾不是大毛病,治治就好;也順道跟我說,他這幾個月會常跑醫院治療不能常來看我。那一年開始,我就沒和子寬、小燕一家一起住了。

日子這樣一天天過,我已經很少看到我第四個兒子了。雖然我幾個兒子都長年在海外,原本就不常見面,相對來說,四子已經是常見面了。但我那段時間還是眼皮直跳,總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

直到十一月那天,小燕穿著黑衣,帶著一眾親屬過來。

當他們集體跪在我面前那一刻,什麼話都還沒說,我就已經流下了眼淚。我已經知道自己失去了一個兒子,只是這段過程仍是聽我媳婦娓娓道來。

那年四月,四子因為身體不適去醫院健康檢查,才驚訝地知道,自己得了胰臟癌,必須立刻住院。為了避免我擔心,他和媳婦聯合騙我說他要去美國,其實是去開刀。手術後,危機暫時解除,但身體仍很虛弱,就在那時候,兒子回來看我,騙我說他腸胃不好,所以以後要常去醫院。然而當時,胰臟癌已經蔓延到其他器官,他的手術只是割除癌的病灶部位,無法阻擋全身癌細胞的擴散。之後,他就必須常跑醫院,乃至於最後只能住在醫院。直到那時候,他還是完全不跟我透露一點他得了絕症的消息,相反地,他三不五時還會來電和我聊天。「媽,妳今天過得好不好啊?」「媽,天冷晚上要多蓋些被子,不要著涼。」說些讓我放心的話。

到後來,他已經病入膏肓,藥石罔然,住進加護病房,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但每當要打電話給我時,還是強打起精神,跟我「報平安」。那段日子,我次子剛好回台,負責照顧我四子,其他親族也都陸續知道他得了癌症即將過世,但全部的人都受我四子的懇切要求,大家口徑一致,統統對外封口,不讓我知曉這件事。病危時,我兒子在台大醫院,所有的救治都已經無效,他被轉去安寧病房,準備交待遺言。他臨終叮嚀我媳婦,把他們豐原的家改造成方便我這老人出入的樣式,也開始安排外勞將來照顧我。在他生命即將結束前,他最關心的還是我這個老媽媽。

他的後事依照他的吩咐,不要舉辦儀式,不要立牌位,二十四小時內就火化。他連一張訃聞都沒發,但因為平常做人做事很成功,在他火化的那一刻,竟有超過兩百個人過去弔唁。

就這樣,他都已經火化了,我還不知道我失去了心愛的兒子,直到後來他們全體跪在我面前。

那天大家都哭了,但我的責任未了。我知道我兒子不願意把病情告訴我,就是怕我擔心,那我就來完成我兒子的遺願,讓他放心。媽媽我還是會勇敢地活下去,帶著你孝順的記憶,我會堅強,不會倒下去。

我決定該哭的哭,該做的事還是要做。那天晚上我還有課,就緩緩地站了起來,告訴媳婦和眾親友們,你們休息,我要準備去上課了。

在眾人驚訝的眼神中,我穿好衣服出發,走向救國團的教室。

轉身之後,他們沒看到的是我那老淚縱橫的臉,而那淚水,直到今天,在心中都不曾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