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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 林俊義回憶錄序文 /李遠哲



我認識林俊義的三十多年歲月中,雖然沒有很多促膝長談的機會,但我一直欣賞他對台灣社會改革所擁抱的熱誠與所做的努力,也非常欽佩他對一些重要原則的堅持。1986年秋末當他知悉我將獲得年底頒發的諾貝爾化學獎後,便來到加州柏克萊(Berkeley)訪問我,要寫一篇訪談錄。那天我們談了很久,也是我們見面談話最長的一次,我們談到台灣的過去、現狀與未來,對科學、技術與人類發展的一些觀點,以及對改造社會的共同的理想與熱忱。這次的訪談,林俊義教授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在《中國時報》連載兩天的〈立足小分子,縱情大宇宙〉這篇文章,雖經過審查人的一些刪除,但還是完整地報導了許多從前未能讓台灣老百姓知道的我的一些心路歷程與對當時台灣社會的一些批判,林教授也變成我的一位「知心」的朋友。



去年林教授曾告訴我他正在寫回憶錄,我也答允當他寫完後較有空時,我們可以繼續二十八年前在Berkeley的深談。一個月前當我獲悉他已完成撰稿並向我索序時,我非常興奮,因為林教授雖然比我晚兩年才來到這世界,畢竟也經歷了七十五個年頭,我們在這動盪的世界裡同時生活過,定會有不少「共鳴」。但我也有些惶恐,因為過去的一個月內,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一個包括一百四十個國家與三十一個國際學會的龐大組織)正緊鑼密鼓地籌備在紐西蘭召開的三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我身為理事長(President),又將在大會之後卸任,因此非常忙碌,怕一個月內沒有時間看完這麼厚的巨作並寫序文。但接到文稿後,林教授生動的文筆與精彩的故事完全把我吸引住了,也就在機場候機室、飛行途中、夜半醒來時,在台北、奧克蘭、威靈頓,一路斷斷續續地看完了這本書。但是讀到最後一章以「該是熄燈謝幕的時候了」為標題作為這本書的結束,我確實有些不以為然。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走到「熄燈」「謝幕」的時候,但是我們還沒有給下一代留下更美好的地球,熄燈前謝幕後的我們還得把場地打掃乾淨才對的,不能輕易地走下舞台。



林俊義的一生似乎不斷地在追求不同的未來,從台北商職、淡江英專、台大、師大,到出國留學,後來在印地安那大學的三年、非洲的三年與回到美國修完博士學位的三年,與決定回台服務,與其說是他對當前的處境不能適應或覺得無奈,不如說是太嚮往新的未來、新的挑戰。出國十年之後終於回到自己成長的土地,才又聞到土地的芬芳,也才重拾愛鄉愛土的本能,年輕出國時曾說「再也永不回來」的絕情也消失殆盡,對台灣這塊土地及人民畢竟也感受到很大的責任與牽心。



他決定回國,也不僅是對故鄉的懷念,他懷抱的是「教育」與「顛覆」,他選擇到東海,也深切地體會到好的老師並不在授課,而是在啟發,也把「打造更美好的世界」當作自己的責任。從1978年開始,他便認真地研究國內生物學該走的方向、台灣生態環境有關的探索,也大量地寫下了不少有關社會的轉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發展,科技文明的反省與科學中立的神話等著述。他的努力發生了影響力,但很不幸的,1984年他在《自立晚報》發表的〈政治的邪靈〉被查禁後,他又被迫出國了。但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工作時,他對國會智庫與對民主的運營有更深入的體會,那段日子裡他對生命是什麼,人生意義是什麼有更深入的醒悟,也對他將來對社會運動更直接的投入有很大的助力。



這本書確實值得細心閱讀。林教授有很好的文筆,他把自己精彩多樣的人生與對許多事務的探索和研究,做了非常細膩的描述,也因為他喜歡閱讀,思想豐富,「愛書如愛妻」,書中引述了很多大哲大儒的思想觀點,他也有幸與演化大師Stephen Gould從事半年的研究。1992年在里約的環境會議裡,他帶領台灣團隊參加NGO部分的會,在會中他受到美國前副總統Al Gore精彩演說的感動,也與達賴喇嘛有多次的交往與互動,文中對於達賴喇嘛的描述,尤其是關於他的許多文化、思想、環境哲理及學識,是這本書最精彩的一段。我也曾經在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集會裡見過這一位了不起的宗教領袖,也聽他講過對幸福、教育與科學的看法,他曾問我:六四以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貢獻,台灣對他們的民主化、自由化也能有貢獻嗎?我告訴他,這確實有很大的可能。



從這本書,我們不只能夠瞭解一個知識份子的一生,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台灣過去七十五年的歷史與社會的轉變。林教授幾次參選與參與修憲,後來也在執政團隊裡做過許多事,從環保局長、署長,以及後來的甘比亞大使、英國大使與北美事務委員會的主委,書中除了對於當國大代表時的參與修憲的無奈著墨較多外,其他部分提到較少,我們只能簡略地獲悉一些相關的事。在美國長大,陪伴林教授成家立業、遠渡非洲,並在沒有充分準備下回到台灣的林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林教授對她的虧欠,流露字裡行間,讀者當亦能體會。



我從這本林俊義教授的回憶錄裡學到很多,這本書確是非常生動精彩的好書,我願推薦給每一位想瞭解台灣與熱愛台灣的人。曾經有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認真地生活過,也滿懷著理想為改造我們的社會而奮鬥過。



2014年9月22日

(本文作者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現為國際科學理事會理事長)





好一個生命故事 序林俊義的回憶錄 /蕭新煌



俊義兄這本回憶錄以「演化的生命故事」做主軸,真不失他身為生物學家的本色。從前言讚嘆自己能有如此神奇的生命,到書的尾聲說道「還能存活,何其幸哉,我只有感恩」,就可感覺俊義兄寫回憶錄時的筆觸是平和的,心境看來也是惜福和感恩的。



記得二十五年前(1989)我為他的「林俊義文集」寫過序,那是他在最意氣風發的歲月裡寫的一百六十八篇文章大合集,每篇文章都散發著他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理想主義和社會批判精神。二十五年後這本由九十五篇文章匯集成為的「林俊義生命故事」,確實多了一分私人的感情,和對自己一生大小事的回憶和珍惜。



長年以來,我對俊義兄的印象,就是他的文藝修養、浪漫情懷和理想堅持。讀這本回憶錄,我更豁然開通,原來俊義兄從小就是一位文藝青年,至今也還不改其色。他訴說他「少年維特的煩惱」時代的往事,從中學逃學泡圖書館,到大學愛上英美文學,再到搭貨輪赴美的驚嘆大海美景感觸,到後來的結婚、分離,俊義兄都是以「愛」來看待。俊義也是一個從小就好強和執著原則的男人,他自己也承認他與青年時代的女友會分手,就是過分堅持「不必要」原則所使然。文藝、浪漫、理想、原則綜合起來,恐怕就變成了俊義的叛逆、挑戰和冒險。毅然決然帶著美籍新婚太太到非洲是一例;從求學到教書再到從政,他一直相信批判可帶來進步,又是另外一例。



「非洲經驗」是俊義兄常談到的往事,可以看出他對那段與太太牽手奉獻肯亞的歲月是既懷念、又得意,這可能也解釋了他為何會在阿扁政府時代請纓外派,前往甘比亞當大使。讓我感動卻又不意外的是他的非洲年代仍不改初衷,對非洲文學和歷史有高度興趣。俊義兄不管在哪裡做什麼,都還是那個浪漫、理想、文藝的林俊義。而他的太太Kathleen更是一位「樸素、務實、獨立、勇敢、奉獻」的女人,俊義兄自白婚後二十七年分手,他自責很深。這種對太太的自責,似乎也改變了一些俊義兄對人間世的看法,他對「悲劇」有另一種感受,對人生的反省更是帶著謙卑以對。讀俊義兄所寫那幾段對太太、孩子的自責和懊悔時,我不禁鼻酸。



這本書首次公開他在1970年代初「密訪」中國的短暫舊事,他對那些在當時「回歸祖國」的台灣保釣熱血青年很好奇,也想多跟他們談,但總是不得要領,而且會面氣氛總是「十分詭譎」。他對時值文革運動的中國也很想多瞭解,但所碰到的中國學術界反應也都是緊張和不語。「中國初體驗」顯然沒有讓俊義兄留下深刻或是好的印象。畢竟台灣才是他的故鄉和祖國。



第一次出走台灣,雖然他在赴美的船上大喊「Sallaba,台灣,永不見面」。但他還是在學成後選擇回台灣。而且回台灣後,他說「我的每個細胞好像都活化起來,充滿精力,像一隻動物回到他成長熟悉的環境,奔奔跳跳、自由自在,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不再像十年前那樣,接受那種『立足台灣,遙指神州』、違背『生物地域主義』法則的政治口號」。大概只有生物學家才能寫出這麼「生動」的回家感言。而且他到今天也都沒一丁點後悔選擇了東海,拒絕了台大。他說那是傻勁和直覺的決定,也是違逆世俗傳統價值觀及流行風潮的選擇。我想真的沒錯。



回台灣以後的林俊義,對許多讀者可能就比較熟悉了,我在前述「林俊義文集」的〈良知煎熬後的抉擇〉序裡,重點寫的就是他回台十四年決定加入民進黨並參選台中市立委的另一種重大決定的觀察。說老實話,俊義兄一生「選擇」的「決定」和「抉擇」,都有「驚人之舉」,更是「異於常人」的約定俗成行為,這也正突顯「林俊義是林俊義」的原因。



俊義兄的公共知識份子角色,在他回台後一展無遺,除了專攻的演化生物學之外,他寫了不少有關哲學、社會科學、文明、環境、政治的文章,堪稱1970年中後期重要的台灣作家和良心。他抒發正義、批判時事的立場,也讓他遭到威權國民黨政府的反制,不但刁難他出境,最後因一篇在《自立晚報》的〈政治的邪靈〉專欄而被國民黨「上面」透過警總迫他「實質放逐」滯美三年,不准返台。



在回憶錄的最後,他自評後半輩子做了三次重大的生命抉擇,一是加入民進黨,投入三次選舉,這讓他對台灣政治生態愈來愈失望;二是加入阿扁的台北市府團隊,這讓他全力投入環保行政,確有工作成就感,但卻逼得愛妻無法再接受他;三是加入阿扁的中央行政院團隊,先是環保署長,接著三項外交公職,直到2008年8月退休;這也讓他終於一個人單獨從公共生涯走回一個人必須面對的平靜。



我看俊義兄的一生,有太多起伏、不安和波折,也有很多名聲和光環,但我始終覺得他似乎從來沒有自己或與家人好好地一起享受那些有過的浮世榮華,說來有點感傷,不過這也恐怕是不隨波逐流的性格所要付出的代價。



俊義兄在回憶錄中稱他摯友陳明澤是「一個歷盡人生滄桑和悲痛的智者」。讀完這本書後,我也看到一些過去我不知道的林俊義的內心深處;在他那熱血、專注和堅持的外表裡面,卻有著孤獨、淡然和謙卑。我直覺要說,林俊義其實更是「一個歷盡人生波折和不安的仁者」。



俊義兄,多保重,祝福你!



(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前言



談自己,我總覺得怪怪的;寫自己,心中總有一種排斥感。我也自覺自己不是什麼成功的榜樣,可以為自己寫自傳。事實上,對任何偉大政治人物的傳記或自傳,我總有一種排斥感。



我有這種排斥感,來自科學、政治、歷史哲學家Karl Popper(卡爾.波普爾)的啟示。他在一部鉅著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54)中曾說:「Civilization is to survive, we must break with habit of deference to great men. Great men make great mistakes.」(文明如要生存,我們必須拒絕對偉人崇敬的習慣。偉人製造重大的錯誤。)換言之,世上實在沒什麼偉人,有的話,都是編造出來的。在民主的社會裡,政治人物都是我們選出的僕人,包括總統等。退休後,這些政治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絕大部分都是吹噓自我的偉大。在西方民主社會,任何人的傳記或回憶錄總是會受到不時地評論及批評,難以蓋棺論定。



但在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是永不做錯的偉人;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或蔣介石永遠都是偉大的人物,批評他們還會遭受到牢獄之災,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受害者,雖未入牢,卻受到放逐三年的黑名單之禍。



在一生忙碌的生命中,我未曾動過寫傳記的念頭。但為什麼我會在退休後,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呢?



2002年中,我在西非甘比亞共和國擔任大使時,我的三個孩子及老大的未婚妻來信,要來甘比亞看我。我求之不得,高興地歡迎他們。這是他們第一次訪問非洲;老大出生在非洲肯亞,兩歲多時才離開,所以他特別感到興奮。我也特別安排他們到各種不同的景點,及難以到達的地方,讓他們多瞭解甘比亞。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餐後,大家聚在臥室的沙發上聊天。突然,我的老大西濤正經地說,他們要向我訴說他們梗塞在心中多年的話。我還不解地說:「什麼大事啊?」大兒子西濤顯然有備而來,「十多年來,你和媽媽分手離異的事,你都未曾跟我們提起,好像跟我們孩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西濤突然站起來,聲音突然變調提高,「你以為和我們孩子沒關係啊!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嗎?」我對大兒子突來的動作及控訴還來不及回應,西濤卻激動地大聲抽泣,指著我咆哮,「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啊!你有沒有向我們提過?你有沒有向我們解釋過?你們的關係對我們不重要嗎?」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把這件傷心事藏在心底,知道問題的癥結是我的不是,是我做錯了事。1997年,太太帶著老么西洛離台回美後,西濤、西湘已離家赴美就讀大學,零丁一人,忙著工作,我向誰訴說?向誰解釋?



聽到西濤的控訴,看著西湘及西洛頻頻拭淚,頓時讓我覺醒,多年累積的悔愧不應僅是對我太太而已,而我也曾一再地向太太道歉過;但一直未跟孩子溝通過,更無道歉過,因為我想西濤和西湘已成人了,他們應當瞭解。聽完孩子的控訴,我不禁淚流滿面,仰頭說:「我把你們都看成大人了,爸媽的事是我們的私事……」話還未結束,三個孩子突然一起站起來,大聲地說:「是我們的事,你把我們當成什麼啦!你知道我們的感受嗎?」經他們這一指點,我更感到愧疚。把他們當成人看待,把爸媽的事當私事,就不溝通道歉,這是多麼幼稚自私無情的想法啊!正想說出我的懺悔,表示我的歉意時,西濤更大聲向我咆哮:「你把我們當成你的孩子嗎?我們是一家人嗎?你向我們道歉過嗎?」這時我淚流滿面,抽泣不成聲,無言對著他。



「還有,」西濤從沙發椅再站了起來,對著我說,「我們成長時,你整天忙來忙去,我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你向我們說過你在幹什麼嗎?」



這時,對著孩子,我再也無法自持了,滿臉淚水抽泣地說:「我錯了,讓我在這裡向你們道歉。我現在知道這麼久來,你們的感受了,真的太對不起你們。」我還是哭著,「至於你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也是我的錯,我答應你們,我退休後第一件事就是寫我的一生,給你們知道。」



講完後,淚水更難抑制,但我卻感到十多年來鬱積心中的塊壘頓時散開,模糊中看到我的孩子都向我走過來,我們自然地擁抱在一起,哭成一團,縱情地發洩心中的塊壘,如同心理療法學中的洗淨作用(Catharsis),把我與孩子間長期積存的抑鬱不平之氣,清洗殆盡。從此,我與孩子彼此間的感情再不能更融洽了,我也不再向他們說教過,彼此像是兄弟姊妹一樣。



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教訓,我很高興孩子們有如此開放明智的個性給我上了生命重要的一堂課。我們這一代都有太多文化的盲點,都把自己的思維、價值視為當然,倚老賣老;說實在的,我們亟需年輕人給我們上至少十四堂的「文化盲點」課程,生命議題也好,或政治議題也好,讓我們拋棄過去習慣的思維及價值,回應當下現實的困境及挑戰,台灣的歷史才有改變的一天。



2008年退休後,我開始斷斷續續撰寫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但事與願違,一拖再拖。幸賴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和蔡明雲編輯的催促與包涵,及《新頭殼》部落網站上每週必登一篇的壓力,逼著我終於在2014年3月底完成,履行了我給孩子的承諾。對我個人而言,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謝謝我的孩子!



在此我要感謝玉山社同意出版拙著及出色的編輯,也感謝《新頭殼》蘇正平董事長同意拙著刊登於「開講無疆界」上,及吳佳靜秘書的協助。



完成時,正值318反服貿佔領國會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人在海外,每日關心學生及國家未來的安危,目不轉睛,時時刻刻盯著電腦網路上新聞的發展。心中無比雀躍,一代新人換舊人,一代勝過一代。



我已垂垂老矣,雖曾努力過,但自嘆不如,感佩不已,唯將此書獻給台灣年輕的朋友們。感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