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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法蘭西斯.福山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敗一途



一九九七年夏天以來,亞洲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風暴中,一開始是泰銖貶值,接下來迅速蔓延至南韓與日本,這一連串經濟上的重挫已經改變了世人對「亞洲經濟奇蹟」的態度。十年以前,特別是在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期,世人普遍認為亞洲社會創造了快速成長的新模範,而且這種新模範擁有很強的文化因素:例如亞洲一些知名的意見領袖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都主張,亞洲的文化價值觀融合了人民對社群威權的尊敬、對家庭的重視,加上政府立意甚佳的強勢領導,以及人民優秀的工作倫理,這樣的文化價值觀特別適合亞洲國家的市場發展,也有助於加速亞洲國家的工業現代化進程。

但是,如今亞洲國家目睹投機客炒作他們國家的貨幣,國內失業人口節節上升,整個亞洲地區企業倒閉的例子像燎原野火般燒個不停,於是人們的看法開始轉向另一個極端。特別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眼裡,現在亞洲價值觀反而被許多人視為亞洲問題的根源,而不再是亞洲國家成功的依據。如今家族主義式的信用分配、過度干預的政府、「親舊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變成眾矢之的,投資人因為這些理由而對過去一度欣欣向榮的亞洲經濟喪失信心。

有鑑於目前的辯論皆以文化與價值觀為靶心,我認為確切了解文化因素與傳統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在此時更顯得意義重大,因為這不僅能釐清亞洲成長的歷史軌跡,也有助於找出一條化解眼前危機的途徑。我相信,無論是探討亞洲高度成長的根源何在,或是歸咎當前問題的罪魁禍首為何,人們都太過強調文化因素了;經濟成長是兩種因素的聯合產物,也就是傳統的總體經濟因素(例如適切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加上容許穩定與持久制度的政治架構。眼前亞洲的金融危機並非導因於若干亞洲價值觀的失靈,而是亞洲政府採行的錯誤政策所致。文化對一個社會創造健康制度的能力極為重要,但是文化對於裡濟成長鮮少有直接的影響,誠如我在《誠信》一書中所指出的,文化只在裡濟成長的因素中佔扶百分之二十的比重。

不過,我們必須從其他角度來看待文化的影響。譬如說,建立在家庭、血親關係、地緣或其他私人情誼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觀經濟標準上的交易方式,在亞洲國家裡極為盛行,其普遍程度遠超過北美洲或歐洲,可是即便在亞洲,每個國家依賴私人情誼的程度也不盡相同:以日本為例,企業界裡陌生人對彼此具有互惠的義務關係,但是在中國南方,生意往來關係主要還是依據彼此血親和地緣的親疏。至於私人因素對於亞洲各國的影響,差別也很顯著:在利用私人關係爭取信用方面,日本、南韓、台灣比其他亞洲國家更有能力減輕其造成的傷害,至少到最近為止是如此。

我希望中文版《誠信》能幫助讀者更清楚了解到文化對經濟發展的真正重要性,西方經濟革家向來嚴重忽略我們經濟生活中的文化因素,原因是文化因素無法吻合經濟學界所發展出來的通用成長模式,然而只要做過跨文化生意的人都知道,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無庸且疑,膽敢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唯有失敗一途。

在二十世紀即將劃上休止符的此刻,了解文化價值觀在全球化經濟裡的適切角色,絕對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找們應該體認到文化因素既不是萬靈丹,但影饗力也不容低估;亞洲社會現正陷於太平洋戰爭以來最險惡的經濟危機之中,如果想要突破重圍、否極泰來,就更應該了解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