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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臨場焦慮



看這種恐懼把人折磨得多慘:臉紅耳赤或臉色蒼白、顫抖、滿頭大汗;你一下子覺得很冷,一下子覺得很熱,心臟亂跳,甚至暈倒。

很多人要上台演說、出席公眾場合或是走到大人物的跟前,就會驚懼不已。如西塞羅所言,他在演說開頭還會發抖。在腓力帕斯之前的希臘大雄辯家德摩西尼斯也是。

—柏頓,《憂鬱的解析》(1621)



所有有價值的公眾演說都有一個特點,也就是演講者都緊張兮兮。

—西塞羅(西元一世紀)



  不久,我將上台演講,為了防患於未然,我已準備好我的「演講配方」。

  我的準備工作如下:在演講前四小時,先吞下0.5毫克的贊安諾(我已經知道,如果我太晚吃,交感神經就會興奮過度,藥物就壓不住了)。等到演講前一個小時,我再吃0.5毫克的贊安諾,或許再加上20毫克的Inderal(恩特來)。(我需要總共一毫克的贊安諾加上有降壓作用的β受體阻斷劑恩特來,以抑制交感神經,才能在焦慮的刺激之下保持鎮定,不然就會冒汗、顫抖、噁心、打嗝、胃痙攣,致使喉嚨緊縮,喘不過氣來。)

  我通常會用威士忌或伏特加來吞藥。因為就算兩顆贊安諾加上一顆恩特來,還是不足以完全撫平我的焦躁,得有酒精的幫助才能顯得從容,並消除其他焦躁的生理反應。其實,在上台前15分鐘到30分鐘,只要逮到空檔,我還可能再灌一杯(即使演講時間是早上9點)。如果聽眾多,教我腳軟,我還會把第二杯酒的量提高為兩倍或三倍。

  通常,我站在台上之時,會把幾顆贊安諾放在一個口袋(以防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我需要再吃一顆),另一個口袋則裝一兩瓶迷你瓶裝的伏特加。有時,如果我還是沒能澆熄所有的焦慮,甚至會在走上台的時候,再猛灌一口烈酒。焦慮讓我想多喝一點,加上藥物的作用,我的自制力下降、判斷力也不敏銳,所以膽敢這樣。如果時機和劑量配合得剛剛好,藥物和酒精對我的認知和心理動作能力(譯注:指心理歷程支配的動作)發揮鎮定的效果,減少焦慮的生理症狀,那我就過關了:我雖然緊張,但不會搞砸了這個場子,即使有些飄飄然,還能說得頭頭是道;演講激發的焦慮反應被藥物和酒精的抗焦慮作用抵銷了。然而,要是我贊安諾吃太多顆或酒喝過多,我有可能會變得呆頭呆腦、口齒不清,簡直像個智障。萬一藥物和酒精不夠了?那我或許會很慘,滿頭大汗、聲音發抖,滿腦子想著自己完蛋了—到這步田地之前,我應該早就逃之夭夭。

  我知道。這種克服演講焦慮的方法很不健康,顯然是酒精濫用,會很危險,但這招的確有效。只有苯二氮類藥物和酒精調配得宜,我才能麻痺焦慮,充滿自信地在聽眾前展現我的知識與口才。只要我知道我能有藥物和酒精這兩樣法寶,我就得救了—頂多會在演講前幾天感到些微的焦慮,不會打從幾個月前就擔心害怕到天天失眠。

  自我藥療雖然有危險,長久以來卻是克服臨場焦慮的好方法。19世紀四度出任英國首相的葛萊斯頓如要在國會發表演說,會喝鴉片酒加上咖啡。(有一次,他不小心喝過量,不得不到療養院休養一陣子。)18世紀英國最有名的政治家、廢除奴隸運動的領袖威伯佛斯要去國會發表演說之前,也得利用鴉片來「安撫神經」。說到鴉片,威伯佛斯表示:「我能成功的對公眾演說得歸功於這東西。」英國電影巨星勞倫斯.奧立佛相信自己將會因為怯場而毀了一世英名,不得不提早退休。他曾對女星希碧兒.索恩戴克和她先生透露這樣的煩惱。索恩戴克對他說:「親愛的,吃藥吧。我們都吃了。」

  就連葛萊斯頓、勞倫斯.奧立佛這樣的名人、偶像都會怯場。這樣的實例讓我好生安慰。

  希臘政治家德摩西尼斯的演說技巧遠近馳名,但他早年也曾因焦慮、演講猛吃螺絲被嘲笑。偉大的羅馬政治家、哲學家西塞羅有一次要在公共廣場發表演說,竟因怯場而倉皇落跑。他寫道:「一開始演說時,我就臉色發白,身心懼顫。」根據後人對〈出埃及記〉4:10的詮釋,摩西要不是害怕公眾演說,就是有結巴的毛病。當然,後來他還是克服了言語障礙,為族人發聲。

  翻開歷史,不管哪一個時代總有名人為公眾演說焦慮不已。

  有人戰勝這樣的焦慮,有人則一直無法走出焦慮的陰影。18世紀的英國詩人考伯為了謀得官職,必須前去上議院說明自己符合資格。但那天早上,要去上議院之前,他上吊了。與其忍受那種拋頭露面的痛苦,他寧可一死。(他沒有就此一命嗚呼,改日還是得去上議院一趟。)他寫道:「讓這麼多人對我品頭論足,對我來說,跟要吞下致命的毒藥沒什麼兩樣。」

  1889年,有個年輕的印度律師第一次開庭。在法庭站在法官面前的他,害怕到說不出話來,落荒而逃。他後來寫道:「我覺得天旋地轉,整個法院都在轉。」這個年輕律師就是印度聖雄甘地。還有一次,甘地受邀對一個地區的素食團體演講,他發現自己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說:「我發現眼前一片模糊,手腳開始發抖。我的演講稿其實不長,只有一頁。」甘地因為對演講恐懼,多年不敢在公共場合發言,就連不是那麼正式的晚宴,他都謝絕上台。幸好這個毛病沒能阻礙他成為印度的精神領袖。

  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律師生涯也遭遇演說恐懼的挑戰。為他作傳的一位作者說,儘管他想大聲說話,但聲音就像卡在喉嚨,怎麼都出不來。他在第二次大陸會議上根本不發一語。在擔任總統的八年期間,他只發表過兩次公開演說—他的就職演說。杜克大學的精神科醫師仔細研究傑佛遜的傳記資料後,在《神經與精神疾病期刊》撰文論道,這位總統先生可能有社交恐懼症。

  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法學院的模擬開庭時「緊張到發抖,說不出話來」,於是放棄律師生涯。儘管他在宴會或派對妙語如珠,對公眾演說還是敬謝不敏。20世紀最具才華的鋼琴大師霍洛維茲也曾因為怯場,隱退了15年之久。後來終於復出,但前提是他一定要看到他的私人醫師坐在觀眾席第一排才行。

  芭芭拉.史翠珊在演唱事業登峰造極之時出現臨場焦慮症。之後,有27年之久,她拒絕商業演出,只願意在慈善演唱會上現身,因為這樣的場合讓她感覺壓力比較小。70年代紅遍半邊天的創作女歌手卡莉.賽門,1981年在匹茲堡的演唱會面對一萬名觀眾時精神崩潰,之後有七年之久完全從鎂光燈下消失。復出之後,有時在上台前她會拿針刺自己的皮膚,或是請樂團的人打她屁股,讓自己不要一直想著焦慮。歌手唐尼.奧斯蒙也曾因為恐慌症中斷演藝事業數年。(他現在是美國焦慮與憂鬱症協會的發言人。)諧星傑.摩爾曾說,他有一次上「週末夜現場」的節目,因恐慌症發作,急忙吞下一顆可那平。(但那次解救傑.摩爾的並非這顆藥丸,而是同台演出的克利斯.法爾利。他演得太爆笑了,讓傑.摩爾暫時忘了自己的恐慌症。)幾年前,休.葛蘭宣布他因為面對鏡頭會恐慌發作,決定半隱退。他得吃下「一肚子」的短效抗焦慮劑安定文才能拍片。他說:「恐慌來襲的時候真是恐怖。我整個人都呆掉了,張口結舌、無法思考、滿頭大汗。回家後,我告訴自己:『別再拍片了。你的電影人生到此為止。』」1998年奪下美式足球最高榮譽海斯曼獎的威廉斯,也有好幾年因為焦慮症,不得不退出國家美式足球聯盟。任何社交互動都會讓他緊張兮兮,他如果不戴頭盔,則無法接受採訪。奧地利小說家葉利尼克在200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但她因為嚴重的社交恐懼症無法親自上台領獎。

  西塞羅、德摩西尼斯、葛萊斯頓。勞倫斯.奧立佛、芭芭拉.史翠珊、威伯佛斯。醫師、科學家、政治家。奧斯卡明星、海斯曼獎球星、諾貝爾獎得主。甘地、傑佛遜、摩西。這麼多人、而且是這麼了不起的人物,有時都會怯場呢,我會怯場也沒什麼大不了吧?那些人都努力想要克服焦慮,有一些也成功了,這樣的榜樣難道不能給我希望和啟發?



為什麼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會影響我們的微血管循環?

—達爾文,《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1827)



臨場焦慮有時像是特別為你設計的惡作劇,好羞辱你。

—馬歇爾(John Marshall),《社交恐懼症》(1994)



  《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把社交恐懼症分為兩類:特定性的與廣泛性的。被診斷出有特定性社交恐懼症者,在特殊情況下,焦慮才會發作,幾乎都是和某種公開表演有關。至今,最常見的社交恐懼症就是演講恐懼症,其他還有:害怕在公開場合吃東西、寫字或是對上公廁有揮之不去的恐懼症等。其實,有非常多人不想在別人面前吃東西,或是害怕在別人的目光之下開支票,還有人則是得了境遇性排尿障礙(只要有人在旁邊,就會尿不出來)。

  至於廣泛性社交焦慮症患者,則在任何社交的情境下都會覺得苦惱。一些尋常的事情,比如雞尾酒會、談生意、工作面試或與人約會共進晚餐,都會讓他們陷入極大的痛苦,身體也會出現一些症狀。情況更嚴重一點的,日子可說過得很悲慘,就連再平常不過的社交接觸,如和店員交談或是在茶水間跟人說話,都會引發恐懼。很多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只好離群索居,也很難去上班。研究顯示,社交恐懼症與憂鬱症和自殺都有密切關連。社交恐懼症患者也比較容易酗酒或濫用藥物。

  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來說,最難堪的就是顯露自己的焦慮,然而這種焦慮表現出的種種症狀,偏偏又會讓人一眼看穿。

  社交恐懼症患者擔心,自己拙於應對或種種焦慮的表現,如臉紅、發抖、結巴、冒汗,會予人沒用或無能的印象,但他們一緊張就會結巴或臉紅,如此一來又變得更緊張,說話也就更結巴或臉更紅。這種惡性循環只會加深焦慮,導致表現更糟。

  從這方面來看,臉紅猶如一大酷刑。1846年,一位德國醫師發表第一個臉紅恐懼症的病例研究。該醫師描述一個21歲的醫學生,為了無可控制的臉紅羞愧不已因而自殺。幾年後,達爾文在《人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一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來鋪陳他的臉紅理論。他發現,人在最想隱藏焦慮的時候,臉紅常會洩漏這個不欲人知的心事。達爾文寫道:「臉紅不只是外表反映出內心的感覺,也顯露自己對別人怎麼看自己的想法。只要有人對一個害羞的人提到他的外表如何,儘管只是隨便說說,害羞的人就會立刻雙頰緋紅。」

  達爾文說的沒錯:我有一些同事就很容易因緊張或焦慮而臉紅,如果有人提及此事,他們的臉就會變得更紅。如有一個女同事就曾試過想在婚禮之前用藥物治好臉紅,甚至想接受手術,希望永遠去除這種讓人難以忍受的恥辱。(每年有好幾千人接受經胸腔內視鏡交感神經切斷術,以解決神經性臉紅困擾。)雖然我的緊張、焦慮症狀一籮筐,幸好我不會臉紅。我看著這個女同事,心想,為什麼她覺得在婚禮上臉紅很丟臉?這種想法實在很愚蠢。我繼而想起我在結婚那天不也汗流浹背、四肢顫抖,我並沒有比她高明。

  癥結或許就在於羞恥的感覺。在焦慮和臉紅底下作用的就是羞恥感。1839年,英國醫師柏吉斯(Thomas Burgess)在《臉紅的生理機制》一書論道,人類在上帝的設計之下具有這種生理反應,是要我們「克制自己」。我們在靈魂主宰之下,雙頰會自然顯現內心的感覺—做了有違道德的事,就會臉紅。因此,臉紅這樣的訊號表示我們已經逾矩。不管對柏吉斯或達爾文而言,臉紅就是人類具有自覺與社交性的生理證據。我們不但有自覺,也在意別人怎麼看我們。

  達爾文晚期著作以及現代演化生物學家都指出,臉紅不只是我們的身體對自己發送的訊號,提醒我們做了社會不允許的事(你摸自己,如果臉紅,就會感覺到皮膚發燙),也是傳遞給別人的訊號,告訴別人自己覺得做錯了什麼而不好意思。這也是對社群高階成員表示服從的一種方式。正如柏吉斯指出的,這有抑制反社會衝動、讓自己別偏離社會規範的功用。因此,社交焦慮症和臉紅可能讓人具有演化上的適應優勢,這樣的行為可以促進合群,讓我們免於被同一社群的人排斥。

  在精神醫學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社交焦慮症最近才成為一種正式的診斷,也就是直到1980年,《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才把這種病症從佛洛依德以前說的神經官能症分離出來,成為一種新的焦慮症,然而,對此病症的描述由來已久,而且每一個時代的描述都差不多。1901年,法國小說家、精神科醫師哈騰伯格(Paul Hartenberg)在《社交恐懼者及其病症》書中描述一種精神病症:病人如面臨社交情境,就會心跳加快、發冷、過度換氣、冒汗、噁心嘔吐、腹瀉、顫抖、言語困難、嗆到、呼吸急促、感覺遲鈍和「精神錯亂」,因此害怕與人接觸、缺乏自信,會逃避社交應對。這樣的症狀和《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的社交焦慮症如出一轍。社交恐懼者總覺得羞恥。哈騰伯格進一步區分兩種社交焦慮症:一種是在任何社交情境之下都會焦慮,另一種則只有要上台說話或表演,才會焦慮。他稱後者為「怯場」,說很多學者、音樂家、演員都有這樣的困擾。(哈騰伯格寫道,這種經驗就像暈眩或暈船,在沒有預警之下,突然覺得難受。)

  儘管幾千年來社交焦慮的描述幾乎一成不變,社交焦慮症的診斷則仍有一些爭議。即使1980年《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已正式把社交焦慮症列入,有一段時間確診的病例還是很少見。

  西方心理師通常把這種焦慮視為「亞洲病」,因為亞洲「知恥文化」盛行(如人類學家所言),如日本、韓國等,特別重視社會行為是否合宜。日本精神醫學中的「對人恐怖症」就和我們所說的社交焦慮症相當,這種病症在日本是很常見的診斷。)1994年進行的一項比較文化研究顯示,社交恐懼症在日本的流行,或許是因為日本社會特別強調知恥。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論道,日本人常為了一點小事覺得羞恥、盡量避免與人四目相接、刻意表現順從,這些其實是他們的文化規範,可謂「偽社交恐懼」,在西方文化之下才會被視為病態。

  在美國,最先定義社交焦慮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家李伯維茲(Michael Liebowitz)。擔任《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編輯委員的李伯維茲,把社交焦慮症正式列入精神疾病之中。1985年,李伯維茲在《一般精神醫學檔案期刊》發表一篇題為〈被忽視的病症:社交焦慮症〉的文章,認為很多患者都沒被診斷出來,也沒接受合宜的治療。這篇文章問世之後,有關社交恐懼症的研究才慢慢增加。不過,即使已到1994年,「社交焦慮症」這個名詞在該年度報章媒體上只出現了50 次。5年後,卻暴增為好幾萬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為什麼這個名詞會突然爆紅?這大抵是因為食品藥物管理局在1999年核准帕羅西汀做為治療社交焦慮症的藥品。史克必成藥廠在這種藥物的廣告行銷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不但在精神科醫師身上下功夫,希望他們多開此藥,也努力使一般大眾認識這種病症。

  帕羅西汀的廣告文宣這麼寫:「想像你會對人過敏,你臉紅、流汗、顫抖,甚至呼吸困難—因為你得了社交焦慮症。」在凌厲的廣告攻勢之下,社交恐懼症一詞因此流行起來,正如藥廠廣告所言,「超過1,000萬美國人」苦於社交焦慮症。帕羅西汀因此爆紅,超越百憂解和樂復得,成為美國最暢銷的抗憂鬱劑。

  在1980年之前,沒有人被診斷出得了社交焦慮症。20年後,研究估計,約有1,000萬到2,000萬美國人符合焦慮症的診斷。今天,根據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的官方統計資料,超過10%的美國人曾在一生中的某個時間罹患社交焦慮症,其中約有30%曾有急性發作的情況。(其他著名醫學期刊刊登的研究報告,也有類似的統計結果。)

  本來一個病人也沒有,不到20年就暴增為數千萬個,難怪會引發爭議。這真像是一齣諷刺劇:有人創造出一種新的精神疾病病名,起初似乎極少人得這種病,在治療藥物通過核准之後,突然間一大堆人被診斷出得了這種病,藥廠因而得以大賺數十億美元。

  此外,批評者還說,社交焦慮症的種種症狀其實有另一種說法,也就是害羞。這是一種常見的人格特質,不能視為精神疾病。2007年,西北大學英文系教授蘭恩(Christopher Lane)出版《害羞:為什麼一種正常的行為會變成疾病?》一書論道,精神科醫師和藥廠同謀,把一種平常的人格特質病態化。從一方面來看,社交焦慮症確診病例的暴增,的確證明藥廠行銷手段厲害,使市場需求大增。但是與人社交接觸會有點緊張其實很正常。很多人一想到在派對上要和陌生人說話,就會覺得有點不安。要是得對公眾演講、被人品頭論足,誰不會有點焦慮?這種焦慮是正常的,甚至是有適應優勢的。把這樣的不安定義為需要用藥物治療的疾病,豈不是把一種常見的人性特質病態化?這些都讓人不得不聯想到,社交焦慮症已成為藥廠為了營利創造出來的疾病。

  然而,從眾多的研究和我的第一手經驗來看,儘管蘭恩等人的批評有理,有些社交恐懼症患者的痛苦卻也是真實和深刻的。是否有些人的害羞是正常的,不是精神疾病,也不需要接受精神科醫師的治療,但還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症?當然有。然而,的確有些有社交焦慮困擾的人,能從藥物控制和精神治療獲得改善,要不是藥物之助,他們可能會酗酒、陷入絕望,甚至自殺。

  幾年前,我任職的雜誌刊載了一篇文章,談到內向者在這個社會面臨的挑戰。不久,我收到了這麼一封信:



  我讀了貴刊討論內向的那篇文章。一年前,我那26歲的兒子為自己的內向苦惱不已。我跟他說,我們家的人都很內向,這是很正常的。三個月前,他留了張字條給我們,買了把槍,舉槍自盡。他在字條上寫說,他覺得自己有毛病⋯⋯他在人前總覺得焦慮、笨拙,無法繼續過這種痛苦的人生⋯⋯這孩子很聰明、性情溫和,也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才剛在一家公司當實習生,必須面對顧客。我想,這工作可能超過他能忍受的範圍,把他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要是他買槍之前肯告訴我們他的心事就好了。看起來他似乎認為這是他唯一的選擇。這孩子連抽血都會緊張,你無法想像他怎麼會用槍結束自己的生命。



  研究顯示,在社交焦慮症確診的病人當中,23%曾試圖自殺。我們怎能說他們只是生性害羞,或可以減輕痛苦的藥物只是藥廠追求利益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