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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這本書的一句話(序)

我耗時多年的第三本小說《修正》,出版於世界貿易中心崩塌的前一週。那似乎是我和商業都該默不作聲的時候——套用尼克‧卡羅威的話,那是「我只想讓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穿軍裝,在道德上永遠保持立正的姿態。」的時刻。但公事還是得公辦。大難過後不到四十八小時,我又開始受訪了。
訪問我的人對他們稱之為「那篇《哈潑》上的文章」特別感興趣(沒有人用原標題「偶然作夢」)。採訪者大多這樣開場:「在你一九九六年那篇《哈潑》上的文章中,你保證第三本書會是一部大型社會小說,攻擊主流文化並振興美國文學,你認為《修正》實踐了這個諾言嗎?」我對後繼每一位採訪者都這麼解釋:我在那篇文章裡對我的第三本小說隻字未提,「保證」這個說法完全是空穴來風,是《紐約時報週日雜誌》某個編輯或標題撰寫者杜撰的;事實上,我非但沒有承諾要寫一本針砭主流的大型社會小說,反倒把那篇文章當成聲明放棄種種企圖的機會。因為多數採訪者並沒有讀過那篇文章,極少數讀過的人又似乎對它有誤解,於是我便愈來愈嫻熟於簡單扼要地反駁;當採訪來到第一百或一百一十場,也就是十一月時,我已經研擬出一套小而美的說辭以正視聽:「不,事實上,那篇《哈潑》上的文章是在講我要放棄身為小說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學習寫一本兼具趣味性與娛樂性的小說……」我不理解,也不只有一點委屈,文章中這麼簡單明白的意思竟沒人看得懂。這些媒體人真是笨得徹底!
十二月時,我決定整理出一本散文集,包括〈偶然作夢〉全文,並澄清我說過和沒說過的話。但打開一九九六年四月號《哈潑》雜誌時,我卻看到一篇顯然是我寫的文章以五千字的抱怨開場,裡頭尖叫聲之刺耳,邏輯之薄弱,連我都看不下去。五年前寫了那篇文章後,今天的我竟然忘記自己曾是一個滿肚子怒氣、滿腦子理論的人。我曾認為美國人愛看電視、不讀亨利‧詹姆斯猶如世界末日令人憂心;也曾是那種理念狂熱份子,深信世界若脫離了它獨特的信仰(就我而言,是對文學的信仰),就表示我們活在末世。我曾認為美國政治經濟是個龐大的陰謀集團,目標是阻撓我的藝術抱負、消滅文明所有令我愉快的物事,並在過程中強暴、謀害我們的星球。那篇《哈潑》上的文章前三分之一就是由這樣的憤怒和絕望寫成,在闡述理論時迸出的怨懟,自己現在看了都膽顫心驚。
的確,一九九六年時,我是打算以那篇文章記錄一位止步不前的小說家如何逃離憤怒思想的監牢。現在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現它原本的面貌――我早期狂傲的見證,但恐怕大部分讀者不會對這樣的宣言感興趣:

在我看來清楚不過的是,若有哪位商業或政府要員相信書有未來,我們就不會眼睜睜看著華盛頓和華爾街瘋狂地為一條資訊公路籌募五千億美金,雖然擁護者嘴巴上在乎它對閱讀造成的蹂躪(「你得習慣在螢幕上閱讀」)但仍遮掩不了他們對這前景的無感。

這只是一小段,諸如此類的篇幅很長,於是我行使了作者的權利,把那篇文章刪去四分之一,徹底改寫(也把標題改為「自尋煩惱?」)。雖然文章依舊長,但我想現在它讀起來沒那麼累贅、費勁,也比較直截明確了。別的不提,我希望能夠指著它說:「看,這論點簡單明白,就像我之前說的。」
這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跟《哈潑》那篇有著一樣的效用。我打算讓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成為我揮別憤怒和恐懼的紀錄,轉而接受、甚至頌揚我身為讀者和寫作者的身分。這不表示世界已經沒那麼多令人惱火和害怕的事。我們國家對石油的渴求,已經造就兩個布希總統和一次醜惡的波斯灣戰爭,此刻眼看又要帶領我們沒入永無止境的中亞爭端。雖然你以為不可能,但今日美國人對美國政府的質疑,遠比一九九一年(主流媒體集體擁護武力外交政策)還少。當國會再次否決了放寬運動型休旅車的節能標準,電視廣告上可見的是福特汽車總裁憂國憂民地高呼美國人絕不可接受「任何一種設限」來捍衛他們的產品。
儘管每天都有那麼多厚顏無恥新事件上演,我仍選擇對書中其他文章做最小程度的修補。沒有世界貿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讀起來會不太一樣;〈帝國臥室〉是在約翰‧艾許克洛夫帶著他對個人自由的冷漠上台前定稿;炭疽熱令美國郵政總局雪上加霜,一如〈信件裡迷途〉所呈現的;歐普拉取消了我上她讀書俱樂部受訪的通告,讓「菁英」這個形容詞在好幾篇文章裡閃閃發亮。但對我來說,任何單一事件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全書文章共同關注的潛在議題:在喧鬧嘈雜、五光十色的大眾文化中,如何維持獨特性和多樣性——如何獨處的問題。
獨處如何?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年輕的時候我總是帶著一本書尋找校園或城市裡的「凹槽」,一個剛剛好能容納我的憂鬱和孤癖的所在。我並不喜歡在圖書館裡看書,而喜歡一種介於可能被發現,又通常不會被發現的地點看書──比方說稍稍隔開人群的校園樹林裡。這並不是真正的憂鬱與孤癖,而是渴望被詢問,卻又希望不被打擾的兩難處境。我認為這便是「閱讀」這種活動的獨特性──在閱讀中,你會有一段時間的獨處過程,它不像看電影那麼具有時間的獨占強制,而是一個你一跨步,就可以回返這個世界的專屬空間。
後來我發現寫作是另一種獨處行為,在那個過程裡沒有人掌握到你腦袋裡正在進行什麼樣的「創世紀」。但它最有意思的是,這個私密空間、獨處時光或許有一天會公眾化、公開化,如果你成功了,還會有一群人專門解剖那個世界的種種。文學確實是個難定義的東西,但它必然是一種心靈的傳播模式。

我一開始閱讀美國舉足輕重的中生代作家強納森‧法蘭岑時,以為他是一個擅長寫「私家族小說」的作家。因為不論是成名作《修正》(二○○一)或是備受讚譽的《自由》(二○一○),都是從一個美國社會中的尋常家庭出發,而這個家庭,多多少少藏有法蘭岑自己人生的影子。
《修正》裡的家庭產生偏移是父親罹患了帕金森氏症,家族其中成員也各自在自己的人生境遇裡掙扎,最終則在「最後一個全家團聚的聖誕節」重聚。在這個「自我修正」的相處過程中,他們各自領略了一些事,比方說「愛的方式並非靠近,而是保持距離」。
《自由》寫的則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柏格蘭一家的成員,進而延伸到他們最親近的朋友、戀人,橫跨數十年的人際與社會關係。在這個「自由」被奉為最高精神也是口頭禪的國度裡,年紀漸長的法蘭岑詢問讀者是否發現自由這個氣球總是被綁在一條線上頭。熱愛賞鳥的法蘭岑和主人翁漸漸理解,生命的自由展示的不是全然的自我,反而是自我的有限性。人有時候像在追求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避免」全然地自由。我們被愛捆綁,也自願被愛綑綁。
法蘭岑有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他也有並不順利的婚姻,但這兩部小說卻沒有像失敗的「私家族小說」那樣的沉溺於挖掘陰黯,在一個窄仄意識裡掙扎的缺點,反而有一種恢宏、充滿嘆息卻睿智的大氣。讀完《如何獨處》以後我才知道法蘭岑正藉由他的小說展示了一個偉大的獨處成果:他不只寫出了一個美國家庭,他寫出了美國。

如果你打開這本法蘭岑的散文《如何獨處》,一開始你會被整本「書」的方向感到迷惑。法蘭岑討論小說、文學,寫他父親、母親,也像庶民史家一樣討論美國的郵政史、菸草史、城市史。法蘭岑的文字一如他的小說一樣,簡明、銳利,帶著獨特的幽默,以及無與倫比的知識性與聯想力,但也讓我擔心,讀者會不會可能對美國郵政史沒有興趣,而失去閱讀一本能帶你獨處的好書的動力?
法蘭岑是在一個父母親彼此是對方不快樂根源的家庭出生,加上失敗的婚姻,可能因而讓他擁有大量的獨處時光。當然他也是一個嗜讀,以寫作做為出口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是個獨處的職業。相對的是,他生活在一個全球最高度資本主義、擁有世界最忙亂大都會的地方。
在讀第二遍時,我就發現那些層層疊疊的,乍看之下不連貫、不相干的主題,原來就像格雷安‧葛林(Henry Graham Greene)所說的,「人是不會改變的……就像那些棒棒糖,你吃到最後,還是看得到糖上布萊登的字樣。這就是人性。」法蘭岑遞給我們的,就是一根印有「alone」字樣的棒棒糖,不管他寫的是郵票、電視,還是紐約,抑或是監獄。
在這本書裡,最啟發我的是法蘭岑分析此刻文學所面對的新世界的種種問題。這個時代因電子媒體的發達,「就像照相機拿木樁釘入肖像畫的心臟,電視也殺死了實地報導社會的小說。」〔如楚門‧卡波提(Truman Garcia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嚴肅文學迅速地失去他們的讀者,我們則每天在獨處時光打開電視機,以至於失去了獨處的機會。
我們幾個月裡收到厚厚的信件裡,只有一封是真的信,其它都是廣告單了;我們接受了媒體浮光掠影式的世界,不再相信小說要帶我們審視的意識之核;我們在城市裡找不到一個獨處的「凹槽」,有一天老去的時候或許還可能罹患一種記憶的疾病,「失去感受事情重複的大腦裝備」,當我們彎腰聞玫瑰花香時,卻不記得自己已經彎腰聞同一株玫瑰花聞了一整個早上。
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世界裡獨處?

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跟alone有關,獨白、獨處、孤獨。這正是文學處理的人生裡,最感艱難之事。面對這個考驗的不只是美國人,也不只是美國作家。
不久前英國《衛報》報導了瑞典文學院前任秘書長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的談話,恩達爾認為,「西方文學由於作家和創意寫作課程受到資金補助,正在逐漸凋零中」。
他的理由恰好與部分作家希望獲得補助後來寫作,或期待成為專業作家的思考方式不同,恩達爾認為,每個作家都靠補助來寫作將「會讓作家與社會脫節」,產生不健康的依賴。過去作家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為了生計他們可能是計程車司機、辦事員、秘書,但這些自力更生的生活經驗,對寫作可能反而比上創意寫作班來得有助益得多。
身為諾貝爾獎評委的恩達爾對美國文學作家已久未獲獎,也有他的一番看法。他說:「美國文學太過孤立和過於狹隘。他們翻譯的作品不夠多,而且實際上從不參與大型的文學對話⋯⋯這樣的無知使他們被制約。」後來他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本意並非說美國作家缺乏價值,而是生命力萎縮。因為太少國外的作品翻譯進入美國,因此「都將焦點放在本土(美國)的作家及英語文學上,就像身處在一個充滿鏡子的大廳裡,映入眼簾的永遠是美國自己的樣貌。」
我同意恩達爾部分的說法,過度依賴補助反而使文學活力萎縮,美國市場確實太少翻譯非英文的作品,但我也懷疑他的看法。我比較相信的是法蘭岑引述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獨斷的評語:「最好的小說一定是地域性的。」我比較相信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在一九六一年所說的:「如果一個小說作者感覺他不真住在自己的國家(無論從生活、或他踏出家門所經歷的事情),那一定是嚴重的職業障礙。」
這正是法蘭岑寫作的關鍵語。他總是將個人經驗鑲嵌進美國社會這個巨大輪輻之中,找到一個深刻的軸心點。就像多年以來,精采美國作家諸如戈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唐‧德里羅(Don DeLillo)、菲利普‧羅斯、安妮‧普露(Edna Annie Proulx)、安‧泰勒(Anne Tyler)、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一樣,那些並不是「孤立而狹隘」的作品,他們寫的看似是俄亥俄州的美國、紐約的美國、明尼蘇達的美國,事實上是一根根打印著人類心靈共相的棒棒糖。因此,並非美國人的讀者如我們,也會像鐘一樣被敲打,發出讓自己都為之震動的共鳴。
在《時代》雜誌對法蘭岑的報導裡提到:「過去十年,全球的小說都走向專精某個領域的寫法:特寫、縮影、微小世界。……小說轉向追求離奇和獨特,將題材深探到次文化中,傾聽個別聲音,接觸特殊群體……」強納森.法蘭岑卻不這麼做,「他顯然是『大論述』的信奉者,仍然想讓小說包羅萬象,描寫美國人當下的生活方式。」
這正是法蘭岑式的寫作,他自己說:「創新並不是開創一種新的、從未在地球上出現過的小說形式,而是關注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並以簡單連貫的文字記錄下來」,將現實以「透明、優美、拐彎抹角」的方式,融入小說之中。
在本書那篇被登在《哈潑》雜誌上,標題從〈偶然作夢〉改成〈自尋煩惱?〉的文章裡,法蘭岑引述了一位研究閱讀行為的學者海斯所說的話。她說,寫作或閱讀,並不是真正的隔絕於世的獨處,反而是「叫你不要孤立自己,也叫你不要聽什麼沒有出路、沒有存在意義之類的話。意義在於持續,在持久存在的重大衝突裡。」這話講的並不只是閱讀,還是我們的人生處境,不是嗎?
所以,我忍不住對你發出邀請,此刻「獨處如何」?就從你手上的這本法蘭岑開始,就從關掉電視,重返心靈獨處的閱讀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