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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為何會走向衰敗一途?

明代的社會發展治隆唐宋,疆域拓展遠邁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時期。

其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明成祖朱棣時代,短短幾十年時間,經濟、文化、軍事就發展到鼎盛時期。

單單從兩件事就可以證明這點:

第一,明成祖遷都北京,擴建北京城,修築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建築群—紫禁城皇宮,屋宇萬間,建築面積達十六萬平方米。

第二,組建起兩百餘張大船、容納了近三萬人的龐大遠洋船隊,於一四○三年到一四三四年間進行了七次遠航,直達非洲肯亞(有的歐洲學者甚至於說這支遠洋船隊最早到達美洲)。這些艦隊的規模遠超一個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船隊。



這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須知,大明王朝建立在蒙元破敗的歷史廢墟上,而這由亂入治的時間,前後不過短短幾十年!

另外,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農業大國國力是否強盛的重要參數,有統計數字表明:洪武二十六年大明國內人口為七千萬,而到明末崇禎三年,人口已升到一億九千萬!

農業以外,手工業也得到巨大發展,明朝在經濟領域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手工工廠、手工勞動出現了規模化、組織化,且全國市場形成,海外貿易活躍,手工工業(如棉紡業)的稅收

成為明朝後期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重工業也同樣領先於世界。永樂時鐵產量達九千七百噸,煉鐵廠可同時擁有六七個冶鐵爐,需要雇用上千個工人。

中外學術界公認大明王朝具有當時占全球財富總量的三分之一的經濟實力,甚至有人認為明代工業產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

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他的《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如果說在西元一八○○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那麼這些地區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佔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麼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擁有龐大經濟實體的赫赫帝國,竟然在內憂外患中轟然倒下,突然死亡!

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即使在它死亡時,江淮一帶的經濟發展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依然繁榮昌盛,商業、經濟節節攀升。



那麼,大明王朝為什麼就遭遇上了突然死亡呢?

這個問題,發人深省。



有人說,導致明帝國滅亡的原因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衡、不合理,形成極端的兩極分化,造成社會結構內部的崩潰。這是「貧富差距」說。

也有人說,明後期,中國處於氣候上的小冰河期,水旱頻仍,農民顆粒無收,社會動盪,與此同時,大災和疾疫又同時襲來。從一六二六年到一六四○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人口大量死亡,西北動亂不止,而關外的滿清又在這緊要關頭插上一刀,致使明帝國最終滅亡。這是「氣候和自然災害」說。

還有人說,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白銀短缺、經濟崩潰。中國並不是白銀生產國,缺乏足夠的白銀貯備,而明朝的經濟發展已居全世界生產總值之首,作為流通貨幣的白銀遭受到一六二○年至一六六○年間歐洲貿易危機的影響,在中國的進口量驟然跌落,明朝的經濟大受打擊,隨著銀荒愈演愈烈,國家財政幾至崩潰,農民「為納糧不得不以穀易銀」,銀稀穀賤,造成了「豐年而賣其妻子者」(顧炎武《亭林文集》)的現象,亡國不可避免。這是「白銀短缺」說。

也有人說,明朝的滅亡,是亡於體制。他們認為,明朝的體制到了後期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就在他著名的《萬曆十五年》中說:「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在他看來,萬曆年間,「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是「體制」說。

事實上,不管明朝亡於何種原因,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探討明朝的滅亡,就必須先從萬曆年間說起。

萬曆三大征



清人趙翼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其時間跨度為西元一五七三年至西元一六二○年,共四十八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

在這漫長的四十八年裡,萬曆帝大部分時間不上班,史學家孟森稱這一時期為「醉夢之期」,說萬曆帝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閻崇年在孟森所說的「不郊、不廟、不朝」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見、不批、不講」三個「不」。

臺灣學者柏楊先生則更乾脆,稱萬曆的統治是一種「斷頭政治」。

那麼,是不是這種「斷頭政治」導致萬曆一朝成為明代由治及亂的開端呢?其實不盡然。

萬曆三十年不上朝,其背後還有強大的文官集團在共同處理朝政,國家機器依然在正常運轉。

當然,話說回來,萬曆不上班是懶惰,但他的懶惰是有原因的—他的身體很虛弱。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考古工作者發掘埋葬萬曆的墓穴定陵,他們驚奇地發現,「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見楊仕、岳南所著《風雪定陵》)。

這樣的身體條件,嚴重地妨礙了他出席各項活動,他也就因此背負上了「怠政」的惡名。

對於臣子的指責和謾罵,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耐心解釋,說自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又說「足心疼痛、步履艱難」(明代申時行《詔對錄》)。

可是,人們依舊認為他這是推託之詞,為自己的懶惰找藉口。

直至晚年,他已經「面目發腫,行步艱難」(《詔對錄》)了,大臣們還是不依不饒,說你活該,你這是酒色所致,咎由自取。

好吧,好吧,你們說「怠政」就「怠政」,嘴巴長在你們的身上,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好。

那麼,萬曆到底有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呢?

明清史學家樊樹志認為他做到了。

他在《晚明史》中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萬曆三大征」是指萬曆年間平定蒙古族人哱拜的寧夏之亂、四川播州世襲土司楊應龍的播州之亂和支援朝鮮抗擊日本侵略的朝鮮大戰。這三戰皆捷。

萬曆二十年哱拜的寧夏之亂,整個寧夏地區陷入糜爛,萬曆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運籌帷幄,調兵遣將,揮師踏破賀蘭山缺,大戰寧夏城,漂亮地平定了這場叛亂。

四川播州世襲土司楊應龍盤踞一方,成為了一個事實上的獨立王國。萬曆二十八年明軍大舉征討,三月份突破婁山關天險,六月底平定叛亂,使與中央政權幾乎隔離了千年的土地終於重新統一在中央政權之下。

萬曆二十年,豐臣秀吉控制了日本軍政大權,在號稱日本史上最強的年代裡悍然發動了侵朝戰爭,朝鮮火速求援。同樣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萬曆調集四萬大軍救援朝鮮,一戰收復平壤,再戰逐敵至釜山。萬曆二十五年,日軍重新發動攻勢,萬曆調動四路大軍反擊,明軍鄧子龍部三艘大海船封鎖於露梁海峽,牢牢釘住日本軍大小五百艘戰艦,接著,明軍主力和朝鮮李舜臣部從後面夾擊對手,擊沉和俘獲對手大小船隻四百五十艘,徹底切斷了從日本到朝鮮的補給。七年抗日,終於宣告了在朝日軍的覆滅。日軍從此三百年不敢覬覦中原。

非但這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在東南沿海和東北邊境,因為萬曆知人善任,重用了戚繼光和李成梁這兩位當世名將,邊事頗有成效。



戚繼光,「封侯非我意,單願海波平」,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百世流芳,名垂千古,他的治軍方略和戰功一直以來都得到人們的稱讚,平定了倭亂後又移師薊州,修築「空心敵臺」,練習車戰戰術,保衛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邊防,「邊備修飭,薊門晏然」。

至於李成梁,更是縱橫北方邊塞四十餘年,前後鎮守遼東近三十年,屢破強豪,力壓北方各游牧部落,立頭功一萬五千次,拓疆近千里。張居正寫詩贊其「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申時行也稱其為當世第一名將,《明史》則盛稱其「邊帥武功之盛,兩百年來所未有」。



李成梁的戰功比戚繼光大多了,可是,他的知名度卻遠不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

有人說,因為李成梁比不上戚繼光清廉,有貪污腐敗行為;並且,他在治軍制度和馭將之術上比不上戚繼光的嚴明,軍紀敗壞,甚至有吃空餉和虛報戰功的行為……。

但這些都不是決定李成梁歷史地位的主要因素。

後人之所以對李成梁頗有貶低之詞,我認為:李成梁就是成就了「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這一定論的始作俑者。

萬曆在臨死前,留下這樣一份遺詔,評價自己說:「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采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

這份遺詔翻譯為現代文,就是說:「我幼年繼承帝位,執政四十八年,享國最久,死而無憾了。只是回想起繼位之初,也曾小心謹慎地處理朝政,不敢辜負先帝的託付,可惜身患重病,不得不靜養多年,以至於不能親身治理國家,錯過了許多早晨的講讀,大臣們的奏疏不能一一批閱,很多政要職位也出現了空缺,而礦稅不斷加派,四下徵發和改調民夫,折騰得百姓生活艱難,與邊疆其他少數民族的摩擦開始升級。我反思自己,不勝懊悔,正準備改過自新,與天下百姓共享太平,卻一病不起,去弊革新,只能靠我的繼任者了。」結合萬曆一生的所作所為,用客觀的眼光來看,他這份遺詔對自己的評價還是比較可信。

那麼,咱們的故事就從這個「亡明」的始作俑者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