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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天讎》新版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遭遇到一些不平靜的日子。

對我來說,那發生在半個世紀前⋯⋯

紅衛兵成了反共義士

六十五年前我出生於福建廈門,一個和台灣遙遙相對的海邊小城市。

一九六六年, 十六歲的我是廈門雙十中學的高一學生。這一年,毛澤東為剷除他的政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全中國在他一聲令下,學校停課,學生走向街頭「鬧革命」;自此我便成了「紅衛兵」,在接下來的兩年多裡成為他的鬥爭工具,分派鬥來鬥去。

事隔這麼多年,現在來撲捉當時的心情,一定會有偏差,而現時的感想,則是和大家都一樣。我們都知道走出校園,搞文化大革命,是「中央」要利用我們的年輕朝氣,去打倒那些舊事物,創立新東西,在某些方面,這是和人的本性相契合的。然而我們也知道要利用這機會到處走走(「串連」),增長見識;也懂得在鬥爭中,壯大自己的力量。只是在要走多遠上,因人而異。南方的「紅衛兵」,比較理性,因有家(教)庭的約束,比較不會做出格的事;北方的,就打、砸、搶,無惡不作。但這又很不一定,尤其年輕人,易相互感染,南方使壞的,也有很多很極端。我因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行事上比較溫和。 六八年我厭倦了那種生涯,夏天時,和二哥游泳逃到了大膽島(金門)「投奔自由」 (台灣),成了「反共義士」。

來台後,在一位美國教授Evan London的鼓勵下,利用暑假,把過去兩年多參與的「運動」,草成了五十萬字的初稿,以「天讎」為書名(成書時為十多萬字),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

當時我已自台中一中畢業,於七O年考入台大電機系。大二大三之際,因書的出版到各院校演講。我年輕氣盛,口沒遮攔,對國民黨的軟弱恐共多所批評,遂成了「警備總部」的眼中釘,處處被盯梢(蔣經國在接見我時也提醒我要注意言行)。服兵役期間,接觸不到任何稍微機密的文件,連孔令晟(時任陸戰隊司令)要我當他子女的家教,也被擋了下來。退伍後,至國營機構(中鋼、中船等等)徵試,考得再好也進不去。 我女友的父親(國民黨的少將)勸我出國,才有出路。但待我費力爭取到了獎學金,卻換來「台端申請赴美留學,礙難核准⋯⋯」的核示。難道要我困死於台灣?! 當時的我,連棲身之地都有困難,所有有房出租的房東都接獲「警總」的「關照」,迫我一次又一次搬家。十多年後,解「嚴」了,在台友人發現新聞局解密後,有關我的檔案比我身高還高,至今還保留了幾份 ──全是一派胡言,特務治國,其害莫過於此。

我決心衝出這個「牢籠」。國民黨開給我的條件是:一,娶妻生子;二,購房置產。我遂行其一,但無銀成全其二。後來國民黨內開明的,認為我妻小在台,出國後當不至於貿然妄動,主張放行,七九年初教育部終於給予留學許可,只是任職的樹林一家電子公司人事主任卻要我緩一緩,說是「上面」的意思云云。我只好趁春節假期,留一信給廠長告辭,憑一紙出國許可來到了美國,開始三十多年的求學(研究所)、就業生涯。

無論在台灣或美國,我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讀書時,拿過書卷獎,更以全A從研究所畢業;就業後,兢兢業業當起工程師,完全忘記了「造反」的過去。十多年的歷練,也使我造就了十數項電子專利,晉身管理階層。九O年中,自忖創業機會已成熟,起始了自己的公司,和IBM合作,三年內上了市,個人緣此賺了一桶金。

少小離家,老大回

第一次到(返)中國是一九八四年,其時我只有綠卡,三藩市中國領事館表示沒有問題。後來才知道當時中國的電腦系統尚未連線──進廣東,廈門根本不知道。

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回廈門,而我已是美國公民,美國國務院要我告知北京大使館就可以。廈門這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從機場到飯店一路暗暗的,姐夫安排了鷺江賓館的車來接我。到了賓館,司機們久久不願離去,原來在等著一項貴重的東西,還好我有備而來 ──一人一盒三五牌香菸,那可是天大的禮物,小孩則一人一包箭牌口香糖。煙和糖佔去了我行李的一半重!

鷺江賓館曾是文化大革命我方造反派的總部,我特地在當年的七樓辦公室住下,相隔二十年有餘,別有一番風味。另一派紅衛兵的總部,距離兩公里外的文化宮,已經拆掉了。

九O年之後,我一年至少到台灣、廈門兩、三趟。我視這三地皆是故鄉──廈門十八年,生長的地方;台灣十一年,求學、成長的樂園;美國三十六年,更是飽學、教授、就業、創業的土地。

二OOO 年到二OO三年,我把美國的公司賣掉,返台擔任一家美商的GM,率領百位年輕人開發台灣市場。年過半百,和小我一半歲數的年輕人共享浪跡高山密林的樂趣。曾經有位到過全台三百一十八個鄉鎮的省長,我則不啻是走了兩百多鄉鎮的美籍華商──一個曾經把華航、長榮飛機當做空中客廳的半百老青年。在台灣度過了年輕成長的十一年,多年後,又得以再續年輕人的緣,整整三年,沉浸在和下一代共同奮鬥的喜悅中。所以我瞭解台灣,更熱愛台灣,我願意把這一本描寫個人年少經歷的書,獻給台灣的青年們。

對岸一百多哩的廈門,那裡有我的老家(屋還在)和一班一起經歷文化大革命的高中同學,也就是本書裡的人物,至今大都還健在。他們大部分人在「文革」後期上山下鄉,經歷了一番苦日子,運動結束後回到廈門,沒再念書,有些人經商,隨著經濟發展發了財,也有些人進入了政府機關,最高當上副市長一級(因學歷的限制)。

有了「小三通」後,我來往金廈之間不下五十次。目睹對岸日新月異的變化,頗有感觸。一九八八年,首次在「假日酒店」宴請近百位同學時,大家都非常享受那席美金二十元一客的刀叉宴,很多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次。兩年前,再次請客,席開十桌預祝我們的退休生活,最後多位同學搶著替我買單,翌日更爭相用他們的車子載我到附近城市遊玩。

我們無暇琢磨他們致富的由來,但必須承認這些變化,就如同我一樣,也可以一笑泯恩仇,和當年我離開後,抄我家、鬥我家人的對手們暢談往事。一位幹到副區長、當年逼我母親站在桌上挨鬥的小同班,特來為此向我道歉,但就免了吧,當年的事,誰是誰非,誰能定奪?



年輕人,未來是你們的

我的母親八八年來美,和我們生活了二十二年,二O一O年以近百(九十八歲)高齡辭世。當時我六十歲 ,但只有在母親走了之後,我才真正長大。我們懷念她老人家,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一位親手帶過所有孫輩的能幹、慈祥老人,我的女兒和兒子都非常敬重她,如今他們一個成了哈佛醫生、爬岩高手,一個繼承了我的衣缽,專長機械工程,也一樣喜好旅遊,工作不是在台灣,就在日本。

六十歲退休,五年裡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旅遊成了我主要的愛好。旅途上碰到不少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人,早年工作中,也聘請過許多來自兩地的優秀青年,他們的素質令我印象深刻。英雄不怕出身低,人人都可成英雄。我一生見過許多「大人物」── 一九六六年冬在北京西苑機場見了毛澤東,一九六八年雙十節在台北總統府見了蔣介石,一九七三年大三時蔣經國召見了我,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我當了他的翻譯⋯⋯而今斯人何在?糞土當年萬戶候而已。

如今的台灣,每年幾十萬、上百萬大陸百姓來觀光、探訪,也是台灣百姓大展身手的機會。台灣給大陸人的印象是街道很乾淨,人們很有禮貌,物產很豐富,但文化特質還沒有顯示、發揮出來。我想這是年輕人的責任。我相信台灣青年有能耐創作出比林懷民的「雲門舞集」更有水準的藝術表演,以及種種歷史、藝文傑作,讓那些空手而來的大陸民眾,雙手帶滿台灣土產,腦袋裡也裝滿台灣文化碩果,回去散播給他們的朋友親人。

有一位就讀於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年輕人,以我的書討論大陸青年的思想演化作為博士論文,在和我交流時,也提及台灣青年面臨的彷徨⋯⋯

今日青年所面臨的物質環境,比我們那個時候好太多了,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立志要早,起步才不會落後於人。千萬不要妄自菲薄、自我沉淪,不要僅持島國心態。不妨拿起背包,到外面走一遭,讓外界的事物給你靈感,給你啟發。

未來是你們的,切切把握住它。

這本書能再次面世,首先要感謝大塊文化的慧眼──相信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有相當數量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希望能瞭解上個世紀發生的事情。

是的,半個世紀前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的大事,能有這樣一本書如實地記載,而且作者如今仍然健在,還能頭腦清楚地道出它的來龍去脈,難得可貴。

幾十年前出版的書,在書攤上幾近絕跡。我手中唯一的一本中文版,還是在台北光華商場舊書店找到的。大塊文化出版公司透過台大校友會找到我,來了電郵,詢問我的意願,恰巧我正處在人生的「關鍵點」。一向身體硬朗的我出了大毛病,眼睛、心臟、大腸 (癌)都不對勁,一年內動了五次大手術,走訪醫院一百多次,再加上化療後手腳發麻。醫生說,挺得過去至少還可以再多活二十年,否則⋯⋯(就是見上帝)。所以我年內就做好了一切準備,不料,我竟然挺過來了!(我的哥哥、姐姐可就沒這麼幸運了──姐姐三年前走了,哥哥則還在掙扎!)

那種死裡逃生的感覺,除了感恩,我還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那就是協助這本書的再出版,對歷史有個交代!

較之舊版的書,我在新序裡,多寫了幾句,望給些事有畫龍點睛之效。

郭坤仁

十.二十九.二O一五

 於美國加州矽谷家中




游過金廈海峽的同學/李嗣涔(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 

我在當台大校長的時候,每年暑假七月,兩岸四地近20位大學校長會選擇兩岸四地的某一城市召開大學校長會議,交換辦學的心得及聽取代表們報告前一年當地高等教育發展的狀況,會後則到附近學校或風景名勝參觀。由於各大學報告的是該校第一手資料,對了解台大競爭對手的實力非常重要,因此只要能出席我一定參加。有一年在金門開會,大陸高校的校長提到了1979年抱著籃球從金門游到廈門的林義夫,當時是世界銀行副總裁。我也不甘示弱,講了我1970到1974年讀台大電機系時的同學郭坤仁的故事──一個紅衛兵1968年抱著籃球從廈門游往金門,然後進入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到美國唸書創業成功的故事;一個近距離見過毛澤東、蔣介石、蔣經國、鄧小平,這幾個決定中國或台灣命運的領袖,甚至和他們談過話的奇幻人士。

記得在電機系大二時,就聽說系上有一位反共義士,當過紅衛兵,在校成績不錯。當時是戒嚴時期,海峽兩岸隔絕不通,大陸人士像是外星人,到底長得如何? 是不是跟我們不一樣,滿臉橫肉像漫畫裡的匪幹一樣,讓大家很好奇,很想看看。後來第一次在校園見到,發現他長得高高瘦瘦、文質彬彬,一點也不像漫畫裡的人物,甚至滿臉青春痘,這點跟我一樣,大概是年輕氣盛內分泌失調吧。不過由於我們屬於不同班級,很少碰面,也沒有太多交往,對他的身世也就完全不知,為什麼離開廈門也毫無所悉。直到大三他寫了一本書《天雔》(本書《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舊版) ,一時洛陽紙貴、人手一本,一下子變成大紅人,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暁的人物。原來他是紅衛兵頭頭,代表過福建省紅衛兵進過北京、在天安門前參與過毛主席的校閱,也經歷過不同造反團體武鬥槍林彈雨的場面,女友因此而陣亡,人生比我們豐富、血腥得多了。對他不禁有些肅然起敬起來。 

有一年國慶日慶祝大會,他在總統府陽台上,站在老蔣總統夫婦面前,以反共義士的身分向全國同胞發表演講,可是一板一眼有大將之風,完全沒有怯場,想當然耳是做過紅衛兵頭頭、鬥爭訓練出來的本事。他出書以後,有一天在台大總圖書館讀完書出來,被安全人員帶去見了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閉門談了一段時間,蔣院長要他好好念書。這些匪夷所思的經歷,可不是我們從小乖乖念書的人所能想像的場景。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的父母沒有隨政府來到台灣,我的命運可能比他要坎坷多了。 

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聯繫比較少,但也偶爾聽到他的豐功偉績。1978年大陸開放學生到外國留學,第一批六位研究生是送到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可謂當時的盛事,而我正在史丹福大學念博士;接著1979年1月大陸與美國建交,鄧小平訪美,美方招考鄧小平中文隨身翻譯,沒想到我的這位郭同學竟然跑去考試,挑戰四川話的聽力,更想不到的,是竟然讓他考上了,陪伴鄧小平走了一圈美國,想必也讓鄧小平聽了他的故事,同是文革劫後人,一老一少肯定激盪出相憐之感。後來,他完書、就業以後,更發揮泳渡金廈海峽的精神,開始創業並獲得成功,公司被收購變成電子新貴,令人讚嘆不已。他成功以後也不忘本,大量捐款或股票給就讀過的學校,包括台大在內。這次《天雔》以新書名《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出版,替五十年前那個狂飆的時代做一些注解,身為他的同學,回首來時,在那個時代能有他這種冒著生命危險,橫跨兩岸奇幻經驗的人士,委實不多見,也成就了我同學的豐富人生體驗,我以他為榮,是以為序。


敢問蒼天,少年心志知多少/林俊頴 (作家) 

我高一的寒假春節,回彰化北斗老家,在母親陪嫁的妝奩、一座作工精細的櫥櫃裡,發現了版型開本異於一般書籍的《天讎》(本書《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舊版),原主我推測是已經離鄉北上多年的三叔或五姑。版權頁載明:「新境傳播公司 九龍佐敦道廟街223號四樓 香港九龍郵箱K1207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初版」,更增添幾分神祕氣息。求書若渴的年代與年紀,我自然是據為已有。 

不到一年前的春夏一日,我傍晚下課騎腳踏車路過中華路的舊書攤,翻到一本剪報合輯的舊書,是一九六零年代末一個早慧的國中少女首仙仙的自殺案件,社會為之喧騰,書中並收錄了她的日記。就著天光與雨前的潮濕水氣看完,隆隆下起雷雨,我淋了一身大雨回到家,整晚血脈勃勃,死亡巨靈彷彿雨水野腥還黏在我皮膚上。 

四字頭——更普遍的說法是潛藏彼得潘症侯群的四年級、我輩求學過程飽受完整的反共教育,小學國語課本的工人〈李明的故事〉,全校分梯次帶隊去電影院看《秋霜寸草心 李潤福的日記》,中學必讀《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南海血書》,及至中美斷交,質變為「龍的傳人」之感性軟調訴求,我輩已當是汽水可樂般消費。 

因此,我十六歲閱讀《天讎》,以驚悚、顫慄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那一場震撼,完全是政治正確,也是事實。對於那時解讀能力相當有限的我,此書雖有著類似銘刻作用,卻又很難不時時質疑書中凌耿果真也只有十六歲?從一九六六至六八共三年,一個還會寵愛小貓與母親撒嬌的中學生,突然領頭造反,運籌帷幄,破四舊,批鬥師長,闖蕩「秋海棠葉」上的大江南北(這點或才真正是令彼時的我沸騰、無比神往的吧),挨餓受凍,吃過人肉包子,見過毛澤東,目睹鬥爭王光美大會,還當上統領全廈門一百四十七間工廠與八千個駐紮工廠的學生之總指揮,揹著五大罪狀逃亡;爾後紅衛兵演變為派系傾軋,凌耿再次帶頭進行武鬥槍戰,女友梅梅中彈死亡,他突然徹悟,決心走自己的道路,與二哥一起海泳偷渡,投奔自由國度。總總,其壯烈與慘烈足可與推翻滿清的十次革命、「阿拉伯的勞倫斯」並列。 

難怪多年後楊照為文直批,這是一本令人難以置信的「自述」,「我們很難真正弄清楚,書中的內容,到底有多少是『小說』, 因為實在太『傳奇』,太『戲劇性』了。」稍有經驗的讀者,很容易從「研究計畫主持人與研究員」的序、譯者序,合理懷疑並判斷,凌耿的五十萬字原稿是素材,勢必經過美國某特殊機構的集體提煉、補綴、溶合,意圖成為自由民主陣營詮釋文革的一份集體記憶、資料與供詞。 

是的,多年後,我翻找出此書,封面封底已經脫膠破損,出版社另寄來凌耿願意曝光真實身份的自序,一併重讀,只覺好像他與二哥當年游向大膽島時,一回顧家鄉滿天紅霞如同火燒,恐懼兄弟倆是茫茫大海的兩粒小粟。該說是僥倖吧,天行健,持續承載且篩濾一代又一代人的時間巨靈,還未將此書消磨成為齏粉,亡佚大化中。 

時間的殘酷與寬容並存,「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之書)並非用嘴巴講講,而是必須相信記憶是可以撐起硬頸、活絡血性的一條脊椎。對比在書中出現過的清華大學生蒯大富,與蒯共同列名為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之五大領袖,凌耿小紅衛兵那三年的作為其實是小巫見大巫。不管數十年後他們如何為自己辯護,是年少無知可欺,因此好傻好天真的被老謀深算的父老輩利用了,但是整個紅衛兵世代是以極狠戾、血腥的暴力寫下一頁極醜陋、非人的歷史。文革廢墟化了一整個民族文化的根基,遺害迄今還是一大本未好好清算的帳,不管主從,誰敢說他自己是無辜、沒有罪? 

台灣要等到九0年代,電視台音樂頻道的廣告才敢嬉戲竄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此書另一句彼時的名言:「這是一個兒子鬥老子的時代」,數十年後,我還是觳悚要問,弒父果真是群居動物的變異本能?不擇地皆可叛逆躁動、一生起碼發作一次的青春,也果真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災難?一切,自有一代又一代的書寫者與讀者,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並審驗。 

我仍相信此書之真,是當串連結束,他們搭船順長江而下返家,梅梅每天起個絕早,跑到船頭對著滔滔江水握緊拳頭唱著各地民謠,眾人且幫船夫撐篙,幫伙夫切菜,幫不識字的寫家書,那短暫三天,凌耿有時佇立船頭,思潮澎湃,想古今英雄豪傑,想他此身、此生與所從屬的國族與時代,「敢問蒼天,少年心志知多少?」(此刻,我因何想到上古神話的刑天?)此一問足矣,那是射穿古老大陸新中國一次集體盲從反動、非理性毀滅的一道光。
回到廈門 

王光美被鬥爭後不久,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大掃除。大字報欄上厚厚的一層紙都被刮了下來,洗刷乾淨,好再貼上新的大字報。象徵王光美末日的標語紙一直都在各大樓的牆壁上隨著寒風飄搖,現在也被清除了。元旦將近,校園各處都洋溢著萬象更新的氣息。 

我們幾乎是最後一批離開北京的串連代表。三姐早在十幾天前就回家了,只有二姐含淚在清華園送我。她說她太想念母親了,不久一定會設法回家一次。載我們往火車站的專車,應大家的要求在天安門前停下來。 

「請讓我們多拍幾張照片吧!」我說:「我們也許一輩子都不會再來了。」我站在白石橋上,手扶欄杆,心裡想著元旦就要到了,北京的家家戶戶一定都在忙著大掃除和剁豬肉、包餃子。家裡,母親也一定在忙著。 

這裡沒有值得我們留連忘返的東西,只有風、沙和商店裡或公共汽車上的人們投來的冷漠眼光。不過,我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依依不捨。 

在聞名的天壇附近的永定門車站上,成千的人在竹棚下等火車。有人等了一天,有人等了好幾天。 

我們的火車要到傍晚才來,於是我們決定再進城一次,來一趟告別之遊。我請梅梅一起到一家館子吃烤鴨,她卻急著要回天壇。因此,我們買了一隻烤鴨帶出來,走過天安門前,我面向天安門,手舉烤鴨作道別狀,由梅梅替我拍了一張照(後來,這件事傳到廈門,說我揮烤鴨向北京道別,戰友們都笑我,敵人則藉此攻擊我)。正要上火車之前,我問同伴們敢不敢轉道沿路多看幾個城市,反正已經趕不上回家過元旦了。他們怯怯地回答了一個「好」字。其實,我是要他們陪著我實現自己的願望,因為我想到山西去看大哥。從北京到太原的火車幸好沒有誤點。在火車上的一天一夜裡,我們拚命趕寫串連報告,想在年前把它趕完。我很驕傲地告訴同伴,我們圓滿地完成了五大任務: 

一、我們在北京完成了革命串連,和北京各校的紅衛兵交換了革命心得、材料和袖章,並且建立了聯繫,一本厚厚的通訊錄就是證據;二、我們見到了毛澤東,雖然沒能拍下照片,每人都在日誌裡記載了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印象和描述;三、我們瞻仰了祖國山河,有許多照片為證;四、我們得到了許多內幕消息,帶回大批材料,同志們看到這些材料,一定會以為是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五、我們接觸過外國人,並且參加了一次國際行動─也就是鬥爭過外國人,更改過路名(這最後一項工作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不過總部可能不覺得有趣)。 



我沒有把自己的私人任務─會見家人列入其內。 

結帳時,我發現我們差不多花光了整整人民幣一千元的公款,剩下的只有兩百元左右;而核對所有的發票以後,發現比原數又少了十塊錢,梅梅、搥胸和我分攤了這個差額。 

然後我們拿出所有購買的東西來看,其中有給同學、朋友的禮物,給母親的枕頭套、高跟鞋、絲襪和化妝品,給二哥買的地圖。我自己帶出來的一百二十元已花掉將近一百元,大姐和二姐為我花的錢還沒算在內,何況來往的車費和在清華的吃住都不是自己負擔的。 

到了太原後,看到街上有許多人在辦年貨,像我們這樣身背行囊的紅衛兵不多。我們又像叫化子一樣,心裡難免窘怕。接待站人員發現我們故意繞道回家時,幾乎不肯負責我們的吃住。 

我實在不忍心把同伴們丟在嚴寒的太原,可是又捨不得錯過見大哥的機會,只好託搥胸代為照顧其他同伴,自己一人到了大哥家。 

大哥有個溫暖的小家庭─一個賢妻和兩個寶寶,一男一女。他們遠在北方安家,真叫人惋惜(我趕緊寫信給母親,叫她千萬不要來了,這地方的寒冷不是她受得了的)。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把兩個小孩送到南方去由母親扶養。只要家庭環境過得去,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都設法把孩子送回南方家中去撫養。按照規定,已婚的外地工作人員不能請假返鄉探望父母,大哥沒有辦法親自送孩子回去。他一直在打聽鐵路局能不能把一個四歲和一個兩歲的孩子代送回去。他說曾經看過一部叫作《蘭蘭和冬冬》的電影,片中兩個小孩單獨從上海旅行到北京去找爸爸、媽媽,一路上受到了鐵路員工的熱心照顧。顯然,大哥還不知道現在的火車交通亂成什麼樣子。 

其實,大哥、大嫂並不願意和孩子分離。可是兩個人都要上班,北方的教育、育兒設備和衛生都很差,誰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女長得像北方小孩一樣愚蠢又粗魯。 

母親也早就想含飴弄孫了。她計劃在退休後到全國各地走走,順便把大哥的孩子和大姐、二姐將來的孩子帶回來,在家裡開起自己的托兒所。可是,這場破壞她計劃的文化大革命到現在都還沒有收場的意思。 

我哀求大哥、大嫂讓我負責把兩個娃娃帶回去,相信梅梅和其他同伴一定會喜歡這兩個小東西。 

大哥苦笑道:「你連自己都照顧不來呢,自己都還是孩子,怎麼能帶兩個小小孩?媽寫過信來說你愛哭,沒有責任感,她還得成天跟在你的後面呢。」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我長大了,又是紅衛兵頭頭。我什麼大事都做過,可以獨當一面了!」 

儘管我說得舌敝唇焦,也勸不動大哥。 

我來訪的最大目的既然失敗,便決定不再逗留,匆匆趕回太原和同伴會面。同伴們離鄉背井,過了個最淒涼的元旦。我從大哥家帶去了許多吃的,總算讓大家享受了一頓遲來的盛宴。 

我們繼續向南走,到了西安。這是一個大而不熱鬧的城市,在這裡停留了一天多一點。西安市的市民隨地吐痰的習慣實在可怕,弄得到處是痰。我們嘗了當地的名食─羊肉泡饃,吃過後卻是好久都還覺得不舒服。我們本來想參觀全國最大的飛機場,臨時改變了主意,昏昏沉沉地上了火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這列火車走的方向不對! 

最後,我們在中國的石油中心蘭州市下了火車。這列火車是一直開往新疆的,寒冷的天氣使我們卻步了。我們在蘭州市過了一天,唯一的收穫是買到了每公斤人民幣五角六分的牛肉乾,這個價錢是我們家鄉的十分之一。我們買了一大包,夾在饅頭裡吃,真是痛快極了。可是,同車的乘客對我們說,脫水牛肉沒有什麼營養。 



在河南省鄭州換上京廣線的火車後,我們的心情都安定了不少。河南的食品便宜得驚人,蒸雞一斤五角錢,還有五香豆腐乾、蘋果和梨等,我們便大享了口福。 

火車一點也不擠,一路上很少遇見串連的紅衛兵。這一次,途中也沒有乞丐搗亂。串連已經過去,火車站的軍人又可以有效地維持秩序了。 

我們請隨車服務人員來分享食物,和我們聊天,除了火車司機和司爐外,幾乎人人都來吃我們的牛肉乾,看看我們的東西,聽聽我們的故事。 

到了漢口,聽接待人員說接待站過兩天就要關閉了,關閉以後,我們就得自己負責吃住。一驚之下,我們匆匆在全國最長的長江大橋上拍了幾張照,就登上了宜昌號汽船順流而下,前往南京,全程費時三天。 

這三天裡,梅梅每天都起個絕早,跑到船頭去唱西藏民謠和各地的民謠。有一天,她以為四下無人,脫下了軍用大衣,握著拳頭,引吭高歌起來,似乎渾然忘卻了腳下的滔滔江水。 

我想從背後給她偷拍一張照片。「小心別翻下去,不要受涼了。」我拾起甲板上的大衣,抖抖灰,給她披上。我說:「妳唱得真好,三山五嶽都要向妳俯首稱臣,長流的江水也要向妳致敬了!」她羞得直要掐我的手。後面有人大叫:「跳進長江游泳吧!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 

船上約有三百多個乘客,大家對我們都很客氣。遇到淺灘,我們幫船夫撐篙,在廚房裡,我們幫伙夫切菜,我們幫不識字的人寫家書,還為娛樂大家而歌唱。有時,我身披厚厚的大衣佇立船頭, 

任由思潮澎湃。我想到了千古豪傑。在我看來,他們的生命財富直如「一江春水向東流」。我也想到了自己,敢問蒼天,少年心志知多少? 

我知道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肩頭的擔子是多麼重大!過去兩個月的所見所聞,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有時,梅梅悄悄地溜到我的身旁,我驕傲地向她傾訴心頭的宏願。她靜靜地聽著,從不插言反對。 

「靠緊一點!靠緊一點!」搥胸總愛拿著照相機偷偷地走過來,跟我們開玩笑。他從背後為我們拍了不少照片,像是有意參加攝影比賽似的。我懶得追他,只要求他不要拿這些照片給別人看。 

後來,他還是分給大家看了,每張照片上都加了標題,如「他們是誰!」、「船首雙鶴」等等。 

梅梅和我特別喜歡在船頭散步,一面作詩吟對。後來,我們還把這些詩合起來,在總部油印出來,題名為《大江東去》。 



在南京上岸後,我們立刻坐火車到上海。到處的接待站都關閉了,幸虧二姐有個同學在上海醫學院,我們可以住在男生宿舍。學院在文革期間都停課,醫學院的學生多半回家去了。 

上海市大街小巷的大字報都在報導發生在上海市的一條大新聞:「工人奪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已經控制了所有的工廠,從廠長和黨書記手裡奪到了大權。在上海逗留的兩天,我們有幾個人到各工廠的工人接待站蒐集資料,並且和工人交談,這才真正相信了有所謂奪權的事。世上每一個鬥爭的目的不是都在於爭奪政治大權嗎? 

這時,我們開始擔心家鄉的情況。強大無比的工人組織在上海市聯合力量完成了奪權大業,這次行動被稱為「一月風暴」,受到了官方刊物的一致讚揚。現在,報紙上的社論公開號召紅衛兵聯合起來,肩負起奪權的重大任務。我們在回福州的旅途中,整整兩天兩夜都在討論這個新的發展。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們只在福州市做了短暫的停留,可是對八-二九總部的改變卻非常驚訝。頭頭們已經鬆懈了戰鬥精神,變得散漫而又沉溺於物質享受,有許多人已經不再自己出馬指揮鬥爭了,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就是開車到軍營去打乒乓球、籃球,或看免費電影。自從把葉飛日記的摘要交給韓先楚後,八-二九和軍方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八-二九的頭頭們似乎只有興趣和軍區司令部的重要官員打交道,對下級人員毫不買帳。阿豬更是能自由地出入軍營。 

後來證明八-二九總部這時的鬆懈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前福州市紅衛兵總部的分子(不論是否已經倒戈到八-二九)和前工人赤衛隊一同趁此良機,重新爭取到福州群眾的支持,很快地就變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勁敵。 

總部的人竟對我們的串連成果絲毫不感興趣,這使我十分生氣。他們才當了半年的紅衛兵,就已經變成了老官僚! 

阿豬也很不滿現狀,要求我留下來幫助她整頓組織,把它變成一支新的生力軍。 

我說:「我太想家了,也太累,無論如何都得回去。」 

福州市的一位忠實戰友悄悄遞給我幾封由廈門來的信件和電報,都是打聽我們的消息的,並表示廈門極需要我們回去。這些信大都是大塊頭和廈大紅衛兵獨立團的頭頭們寫的。 

阿豬很失望,我們兩人第二次大吵了一頓。我對她說,我如果留下,會把蝨子傳遍交際處。一路上,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沾到了這些小害蟲。 

阿豬抓來一瓶噴霧殺蟲劑,假裝要替我消毒。 

「你非留在福州不可!福州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 

「福州會要我的命!要我的命!要我的命!」 

她沒有辦法,只好開吉普車把我送到火車站(為了表示不再腐化,所以這次沒開轎車)。 

在火車上,我像個大痲瘋似的,命令所有的同伴離我遠一點,不要和我同坐一張座位,也不要碰我,免得被我傳染到。 

梅梅覺得我有神經病,即使有了蝨子,也不值得這麼大驚小怪。下了火車,我命令大家坐公共汽車回家,自己穿小巷徒步回去。我最大的恐懼是怕碰見熟人。天氣並不冷,我還是用圍巾把臉圍住,只露出兩隻眼睛。 

母親來開門,她向我衝過來。我連忙轉開:「不要碰我!我有蝨子!大概已經很多了!有五六天了!」 

天呀,真是滑稽!我把纏上我的小腿的貓兒一腳踢開,衝進院子,剝下了軍用大衣、制服、毛衣、內衣和棉褲,叫喊母親:「快拿熱水來!把這些可惡的蝨子燙死!」說著就抓起肥皂和杓子, 

舀了冰冷的井水往身上澆,洗將起來,沖洗了好幾次才罷手。我居然也會有蝨子! 



母親、正在午睡的二哥、三姐和小貓統統跑來瞪著我看。 

「我沒怎麼樣,也不是發了神經!等我打開箱子給你們看,我給每個人都帶了禮物。」 

洗完澡後,我回到房裡,穿上幾件衣服,就打開了行李,亮出禮物。 

母親摸摸我的頭說:「傻孩子,為什麼買這麼多東西?媽什麼也不要,只要你回來,答應媽再也不出門了,好不好?」 

「我保證再也不出門了。」 

「瘦了這麼多!」 

「也許是蝨子吸了我太多的血。」 

母親跳了起來:「想吃什麼?媽馬上去買。真是巧,你走的那天我正好休假,今天你回來了,我又休假!」 

「我只想睡一覺,」我說:「蝨子咬得我好幾夜沒睡好。」 

「那就睡在我的床上吧。枕頭套和被單都是新換的,而且比較暖和。」 

我鑽進被窩裡,真是舒服極了!我環住母親的脖子,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她拉下我細瘦的臂膀,蓋好被,用面頰摩摩我的臉說:「乖兒子,快睡吧。」 

二哥進來說了聲再見,他要上班去了。我告訴他,晚上要和他長談一次,然後翻了個身沉沉地睡著了。 

晚飯後,二哥把我帶進他的書房。我拿出了地圖和照片,鋪了一屋子,連床上都擺滿了。他把炭爐拿進書房說:「你睡了一下午,現在不睏了,談個通宵吧。」突然間,我發覺自己長得好高。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輕鬆自若地和二哥暢談宇宙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