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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現代化所形塑的文化創造 曾山毅(玉川大學觀光學部教授)



本書採論文集體裁,這本專門書,是以讀者多少要具有專門知識作為執筆的前提。然而,由於該書論理明快,內容豐富具體,就是台灣人以及以中文為母語的一般讀者,也能透過正確的譯文,充分理解其內容。因此,本序文的用意在於為讀者重點勾勒本書的基本內容。

所謂「阪神」,當然是指大阪和神戶,但是阪神這個名稱所帶給人的地域想像,則是日本在進入近代以後才誕生的。迄至幕末時期開港之際,神戶只不過是一個貧邑,而所謂阪神地域得到大眾關注,也是明治時期以後的事。關於阪神地域的特徵,本書已經有很詳細的描述了,此處本人謹以關西的阪神地域為中心,和關東的東京加以對照性的勾勒分析。

「關西」這個稱呼,在古代日本並不存在;當時皇居(「都」)所在地的京都或奈良,毫無疑問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作為地域概念的關西,乃是因為武家政權樹立在關東的鐮倉,之後才有對照性稱呼。到了江戶時代(或稱「德川時代」),一般都將關西稱為「上方」;至於關西這個稱呼,也是到了明治時期以後才普及全國的。就語源而言,「關東」這個地域乃指古代的三關之東,也就是指伊勢的鈴鹿、美濃的不破和越前的愛發以東的地域,而這個「東方的邊境地域」正是相對於皇居周邊「畿內」先進地域的認知。一旦武家政權在關東成立,關東乃實體化為政治權力的運作中心,關西這個地域概念也就以對照的形式出現了。

關西和關東各自有其中心都市,也就是大阪和東京(或稱江戶),然而這兩個都市都是日本近世時期以後才發展出來的新興都市。江戶原本不過是一個小規模的「城下町」〔譯註〕,十七世紀初成為德川幕府的轄地後,在中央集權的武家政權下,急速發展成一個政治、行政城市。大阪自一五八○年代以後,由於豊臣秀吉在「大坂」(舊稱)築城以及其後相關的一系列都市建設,一時發展為日本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即使在進入江戶時代、政治中心已經轉移到東京之後,大阪仍然是全國物資流動的集散地,持續發展為日本經濟、商業的中心地。關西自古以來就是日本文化的先進地域,長期蓄積了從貴族社會到庶民社會的文化。在江戶前期,關西在文化層面上超過江戶,而該時期以大阪為中心開花結果的代表就是元祿文化。

明治維新以後,帝都從京都移至東京,關西的政治位格進一步低下,不論在官方的文化政策或教育政策方面,東京1都超越關西。然而,關西所培育出來的市井文化,在擷取歐美文化之餘,仍然繼續保持某種相對於東京的對抗性和優越性。這就和本書所提到的阪神現代化所形塑的文化創造有所關聯。

要描述關西文化的特徵比想像的要來得困難。無可置疑的,關西當然有其地域特有的氣質,這對於其文化繼承或創造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敘述關西文化特徵之際,一般大多過於強調它和東京.江戶文化的表面差異,雖然如此,兩者在都市文化這點上仍有其共通性。首先,東京.江戶文化大多是以關西文化為範本而形成的。其次,兩者基於地理隔絕而獨自開展的面相雖然不少,但彼此同步密切互動,特別是明治時期以後由於交通、通信、出版發達,從而透過共時性發展而走向均質化。強調這種均質性的人指出,乃是基於對於所謂關西文化這種認識是一種幻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的政經文化聚焦在東京,關西文化的獨立性進一步被邊緣化,迄至今日已經明顯薄弱到無法成為東京的對抗文化。近年來,日本大力呼籲地方再造。有鑑於此,相對於戰後以東京為中心的文化均一化,關西文化的歷史自有其重新檢視的意義。本書正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指南書,是以為序。

二○一五年七月一日
「關西流現代性」             蔡慧玉(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所謂「阪神地區現代性」,是指以一九○○年代到一九三○年代以大阪和神戶之間的地域為中心,所孕育出來的藝術、文化、生活樣式等地域文化。當時的大阪是日本最大的經濟都市,而神戶則是東亞最重要的港灣都市之一。「阪神」這個地域面海(瀨戶內海)背山(大甲山),其文化圈橫亙關西地方的神戶市和兵庫縣。就今日的行政區劃而言,這個地域包括神戶市的中央區、灘區、須磨區和垂水區,以及兵庫縣的蘆屋市、西宮市、寶塚市、伊丹市、尼崎市、三田市和川西市等地區。

阪神地區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私鐵密集,是為「阪神現代性」的一大特色。除了「國鐵」外,私鐵有阪神和阪急兩線,建設時間比國鐵稍晚;沿著海岸線建的是阪神線,靠山腳行駛的是阪急線。即使今日,三鐵雖然競相行駛,但只在大站(例如,三宮、西宮、神戶)交會,因此中途許多站名雖然雷同,但站與站之間有時相距甚遠。由於鐵路線路發達,相對之下公車路線就不很密集。阪急線地處的山腳地區尤其如此,公車路線稀疏、班次少。

阪神和阪急兩個電鐵的開發模式類似,都是以鐵路建設帶動沿線發展。兩電鐵沿線所到之處都是當時的歷史見證,尤以「現代化」的住宅、休閒和文化產業取勝。在這種情況下,住宅地的好壞往往取決於往返都心的交通是否良好,而「阪神」這個地域因為有三條鐵道穿過(大阪都心的舊國鐵、阪神電鐵、阪急電鐵),因此具有當時條件下最良好的交通優勢。早在二十世紀初前後,隨著都市「郊外化」,關西地方就已經有了「阪神電氣鐵道本線」(一九○五)的鋪設。日後,各線陸續開通,「箕面有馬電氣軌道」(後改稱「阪急寶塚本線」)在一九一○年開業,「阪神急行電鐵神戶本線」從一九二○年開始營運,便逐漸形成一個「交通文化圈」,連帶地也帶動了六甲山南側鐵道沿線郊區住宅地的開發。隨著文化和經濟環境的整頓,陸續有不少以實業家為主力的「新興階級」移住該地域。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更有許多藝術家等文化人入住;六甲山麓也同步發展,成為以「富裕層」中產階級為對象的旅遊勝地。迄至今日,該地域仍為日本有名的高級住宅地。

「阪神」這個地域是由三個軸線的交通圈所構成的。沿著第一個軸線交通圈發展,也是最初發展的地域,是以山手幹線為東西軸、住吉川為南北軸的住吉川地區,以及從蘆屋市平田町附近的高級住宅街到夙川、苦樂園、六麓莊、蘆屋川等地這個逆U字型的大範圍地域。沿著第二個軸線交通圈所形成的地域,是以道路、鐵道為東西軸,以河岸道路為中心形成南北軸。至於第三個軸線的交通圈,是沿山的山際線地域。阪神電鐵的建設較阪急為早,以休閒、運動取勝;阪急電鐵的開始雖然稍晚,卻以文化活動和文教設施略勝一籌。此外,灘區以釀酒業密佈聞名,目前至少有十多座「酒造」(中文作「釀酒」)倉庫和紀念館開放觀光。

「關西流現代性」的生活樣式深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影響了近代日本的藝術、文化、娛樂、建築和生活觀─當然也包括了關東流的「現代性」。長野縣輕井澤的洋風設施以及東京近郊田園調布的住宅地建設,就分別見證了當年「阪神地區現代性」的影響,成為今日台灣年輕世代中很有「人氣」的旅遊景點。


這本《阪神地區與大眾休閒:近代日本現代性再考》的原作者為竹村民郎,本書譯文選自竹村氏(以下省略敬稱)近年來出版的著作集第三冊。該系列著作集目前已陸續出版到第五冊,全委由三元社出版,都是竹村已經發表的舊作,基本上代表了竹村過去幾十年對近代日本長期關注的各類議題。值得注意的是,竹村始終是用「現代主義」(modernism,モダニズム)這個以西方「現代化」為分析模式的詞彙,來闡釋並比照他所欲分析以及烘托的近代日本─特別是關西地方─的「現代性」(modernity)現象,也就是所謂「關西モダニズム」。

事實上,目前可見的日文「阪神間研究」似乎大多概括性地冠上「現代主義」這個外來語。竹村也不例外;他在上述著作集Ⅲ的題名就是《阪神間モダニズム》。這麼一來,他就很難不把整個「阪神」地域都用「現代化」這種形象來包裝,而難逃認識論上的盲點─他的著作中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現代性」這個字眼。在他眾多的論文和著書中,竹村雖然一再對「現代主義」所滋生的問題加以批判,也充分顯示了他對「現代主義」這個概念所指涉的「後現代」(postmodernism,ポストモダニズム)因素有所反思,但他所關心的議題基本上還是環繞著近代日本「現代化」的軸心而發揮的。

二○○八年一月,竹村和鈴木貞美共編的《關西現代主義再考》(《関西モダニズム再考》,思文閣出版)出版。此書在考察「現代主義」(モダニズム)問題所寓涵的「後現代」要素之際,也提示性地肯定了「關西現代主義」(關西モダニズム)的先進性,並以此為前提加以評價。

或許可以這麼推斷:對於竹村教授而言,以他所投入的關西地方研究為例,「現代主義」就是「現代性」。至於這兩個概念究竟在理論的闡釋和應用上有何差異,對他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代主義」所呈現的面相是否可以應用到關西研究上。

竹村民郎(一九二九─ ),大阪市出身,立命館大學文學部畢業,從大阪產業大學經濟學部教授職位退休後,兼任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位於京都)的共同研究員。他的著作種類繁多,主要論著包括《獨佔與兵器生產》、《廢娼運動》、《笑樂的系譜》等,並與鈴木貞美共編《關西現代主義再考》等書。台灣的讀者對於竹村教授或許不算太陌生,因為他的《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一書在台灣發行有中譯本,在坊間還頗受歡迎。
《大正文化》的中譯本目前有繁、簡兩種版本。繁體字版問世迄今五年多,由林邦由翻譯、玉山社在二○一○年出版;簡體字版也在二○一五年一月由上海三聯書局出版。《大正文化》一書,日文原書名為《大正文化 帝国のユートピア――世界史の転換期と大衆消費社会の形成》,由三元社出版。本書最早由講談社在一九八○年一月出版,「現代新書」系列編號第五六五。二○○四年二月,三元社根據講談社版全面修訂,再推出增補版;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則是根據二○○四年版的再推出增補版。

林邦由所譯的《大正文化》中文繁體字版是在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根據的是三元社在二○○四年的版本。此一中文譯本的出現,距離一九八○年講談社版的出版,已經有三十年之久─這或許可以解讀為台灣在這個學術領域的研究上和日本有相當於一個世代的落差。玉山社版特邀陳慈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已退休)撰文,為中文讀者導讀,並為日文原文增潤不少背景知識。值得注意的是,三元社的二○○四年版只有二九一頁,二○一○年的增補版卻增補至三二○頁;換言之,兩個三元社版的篇幅相差約十分之一。這樣的版本落差,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或許還不至於構成閱讀上的障礙。不過,如果考量到新版在文義上的大幅修正和補述,研究者在引述或進一步發揮之際,就不能不對其中落差的加以留意。


誠如曾山毅教授在本書的推薦序中指出,從歷史發展來看,「東京」和「關西」這兩個「都市文化圈」的對抗發展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關西」這個稱呼,在古代日本並不存在;作為地域概念的關西,是武家政權在關東的鐮倉建立之後,才出現的對照性稱呼;至於阪神地區獲得大眾的關注,則是在明治時期以後的事。竹村指出,到了二十世紀初,「東京都市文化圈」和「京阪.阪神都市文化圈」既競爭又共存;「帝都東京」是政治經濟支配的中樞,而能與之對抗的只有「關西都市文化圈」。這種現象要到一九七○年大阪萬國博覽會前後才有明顯的變化;從此以後,「關西的地盤開始顯著下沉」。且竹村提示性地指出,關西在戰時統治下經濟高度成長一事,應該是和戰事破壞後京阪各都市的再生有所關聯─根據他的判斷,這反映了關西的「先進性」。因此,他期待未來有人進一步研究,以確認他這個觀察。

從地域學研究的趨向而言,「阪神間」文化的蓬勃研究只是日本近年來盛行各地的地域學研究之一。事實上,除了「阪神間學」之外,各地所提倡的地域學還包括「播磨學」、「但馬學」、「淡路學」、「攝津學」等。關於地域學,根據橋爪紳也的觀察,基本上有二種形態。一種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型,他謔稱為「自慰型」,這種類型大多出現在市鎮(町)歷史較淺的地域,例如「江戶東京學」,其特色就是用心發揚該地域的歷史和優點。另一種類型是「自我虐戀型」,主要內容是對該地域進行自我批判,「名古屋學」等就屬於這個類型。另外他也指出,從研究對象來看,地域學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地域型」和「沿線型」兩類。「沿線型」以東京的「小田急學會」為代表,以鐵道沿線的文化人或學校教師等為主要採訪對象;如果地域範圍更細小化,這樣的地域學就是所謂「市鎮再造運動」的一環。「阪神間」的地域研究之所以有趣,正是因為它的範疇既是「沿線型」,也是「地域型」。不過,這種所謂「學」,內容和目的都完全相異,只是在地域的「盛事或地域的文化等,讓我們再一次學習」這一點上共通而已。然而,即使同樣都是地域學,不管是環太平洋或東亞,都不是以廣域研究為對象,而是以狹義的地域進行研究,因此以「學」為名的研究相當難以體系化,只不過是將地域的種種情況作為問題意識而提起。

迄至目前為止,有關「阪神間モダニズム」的研究多半採取文化、藝術的視角入手,以「關西現代性」的先進性為前提,用個案的形式探討一九二○年代前後都市空間擴大的文化形成及近代日本「現代化」的本質,從而對同步展開的「郊外社會」成立過程加以評議和論斷,這就形構了以市民社會或消費社會萌芽期所呈現的「阪神間モダニズム」全體像。竹村民郎雖然肯定這個地域研究取向,但也不免感到有點「言過其實」。換言之,「阪神間モダニズム」還有研究的空間。
以阪急地域的實業家為例,竹村試著提出這樣的問題:整體而言,他們究竟對該地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思想模式主導了所謂「阪神間モダニズム」的形成?這是他所謂「日本版」「阪神間現代性」研究的基本提問,並據此展開複合式分析,以了解郊區住宅地開發和「阪神間現代性」的形成和互動。以阪神間住宅地的開發為例,該地域從別墅地演變成住宅地,當然有其背景:以大阪為主的關西地方經濟高度發展,帶來近代公害問題,導致生活環境惡化,從而造成人口從都心往郊外流出、郊外別墅地區住宅化,以至於產生「職住分離」(就職地和住居地點兩地分隔)的趨向。換言之,正是在一九二○年代大阪市人口激增、居住環境惡化的背景下,「田園都市」的建設乃成為解決大都會地區弊害的方案之一。

「郊外居住」的誘因,其關鍵語就是「健康」,這樣的「田園都市」對日本人的生活與休閒活動帶來極大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在關西地方─尤其是阪神、阪急沿線─率先展開了都市計畫與休閒革命。阪神、阪急就是以「田園生活是健康居住地」作為宣傳語,積極推誘獎勵沿線郊外的住宅地,而這也就成為地域開發者的共同主張。例如,電鐵會社不只發行自社文宣,同時也透過文宣介紹郊外生活並推銷住宅地的開發,而且時常以各種名義舉辦促銷活動,這些「盛事」也就成為非常有效的「造鎮」手段。從明治到大正、迄至昭和初期,「阪神間」地域的形象形塑,很大一部分仰賴電鐵會社的種種「造鎮」活動,從而帶動住宅地販賣,並提升經濟發展和文化活動。例如,阪神電鐵就活用了臨海部沿線的地利之便,開發出附帶休閒和運動價值的住宅地;箕面有馬電氣軌道(阪急電鐵)住宅地的開發,則強調女性文化、生活文化等特色。質言之,電鐵會社或新聞社在戰前阪神間「住宅地文化」的形成上,對於郊區生活方式的提案和推動,尤其是「田園都市」構想的提案以及「環境論」的主導,在在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大正」時期具有「大眾化時代」的特徵。關西地區的大眾對於休閒活動的期待、對遊憩空間的想像,甚至階段性被媒介文化形塑而成的休閒觀,套句竹村民郎的說法,可以說是當時日本「最先進」的。一九○三年「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大阪舉辦。竹村民郎以該博覽會為例,分析造成二十世紀初頭日本「餘暇環境」變化的主要原因。他主張,「第五屆勸業博覽會」正是日本「休閒」革命的「契機」,從此「大眾休閒」(mass leisure)活動益發受到重視。大眾休閒模式的成立,強化了日本人對於美式生活水準的憧憬。但是,他也感嘆地指出,隨著休閒空間日漸企業化,娛樂產業所提供的服務也趨向規格化,日後進而成為「民族主義」自我宣傳的裝置!17

值得注意的是「餘暇」(レジャー,leisure)這個日文詞彙,日本學界一般採用外來語的「レジャー」這個字,特以片假名表示。在竹村書中所指涉的時代,「レジャー」(餘暇)的內容隱寓了十九世紀以來帶有階級意識的生活作息條件,因而特別指稱那些「從業務、勞動或勤勉用功等活動中解放出來的自由時間」。換言之,「レジャー」是一個新的造詞。「餘暇」最接近當代讀者的中文翻譯是「閒暇」,但在形容這樣的活動時,似乎又應該譯成「休閒活動」比較順暢。因此,本譯書為了兼顧日文原意,並貼近中文語句的順暢,全書將視譯文需要,把「餘暇」折衷譯為「閒暇」或「休閒活動」。此外,除非行文需要,正文所引書名和專有名詞,原則上以中譯名為主,不另贅述。又,方括弧內的增補文字,除非特別註明出處,基本上都是編校註。


二○一三年夏天,本人因為相關研究計畫(交通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的關係,開始閱讀竹村教授的著作,同時也起念選譯他近年來陸續編輯成冊的系列著作集。我一開始就鎖定了第三冊中關於阪神間現代性論文集,並且「起而行」,主動打電話給當時任職玉山社的林邦由先生。我和林先生素昧平生,只是因為看了他譯的《大正文化》,知道他在玉山社任職,所以向他投石問路。玉山社成立於一九九五年,以「創造台灣文化尊嚴」為創業目標,過去二十年來苦心經營,出版事業逐年擴充,這些年來推出了一系列和台灣人文、歷史和自然等相關的書籍,性質介於研究著作和通俗性讀物之間,業績有目共睹。在林先生大力協助下,玉山社很快地同意出版中譯本,我也隨即展開選譯事宜的策劃,包括章節的選擇和譯員的確認。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四日之間,我到神戶、大阪之間從事現地訪查,同時尋求原作者竹村授權中文譯本。當時,住在蘆屋市的竹村民郎特地到神戶與我相會,並促成這本中譯書的授權程序。

依照我原先的構想,這本書原先計劃選譯六篇文章。但是玉山社基於篇幅考量,在這本即將問世的中譯本中,只選擇刊行其中三篇,,並刪節部分註釋。

三篇譯文的篇名分別如下:
1.〈「阪神地區現代性」的社會基調〉(「阪神間モダニズム」の社会的基調)羅成純譯,蔡慧玉校訂;
2.〈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與休閒革命─大眾休閒的形成與大眾娛樂的百態〉(五回内国勧業博覧会とレジャー革命:マス・レジャーの形成と大眾娯樂の諸相)張碧惠譯,蔡慧玉校訂;
3.〈機械文明的接納與交通文化圈的成立─小林一三與寶塚少女歌劇〉(機械文明の受容と「交通文化圏」の成立:小林一三と宝塚少女歌劇)何源湖譯,蔡慧玉校訂。

書首的日文推薦序文(蔡慧玉中譯)係由任職玉川大學觀光學部的曾山毅教授執筆,謹此致謝。此外,除非行文需要,正文所引書名和專有名詞,原則上以中譯名為主,不另贅述。又,方括弧內的增補文字,除非特別註明出處,基本上都是編校註。

二○一五年七月五日

紐約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 of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