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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臉得獎了



一九七六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在倫敦Long Acre一家賣好多插圖書的舊書店裏挑書。我那時期搜羅了藍姆好幾種版本的The Essays of Elia,那天還僥倖買到一部Sybil Tawsa的二十四幅彩色插圖本。付錢的時候,戴着老花眼鏡的老闆娘給我看一小幅墨黑線條的圖畫,說是德國鼎鼎大名的作家、插圖畫家Gunter Grass畫的插圖真跡,售價六英鎊五十個便士。畫紙黃黃厚厚的,畫的是帶點歐洲風味的街景。我說這幅畫蠻漂亮,可惜我買不起。老闆娘說:「他的真跡坊間不多,你應該藏一張。你常來,我們都熟了,我六鎊錢賣給你,你先付兩鎊,剩下的四鎊錢你以後方便慢慢付。」午後斜斜的秋陽照進書店,老闆娘的臉粉粉紅紅的,嫵媚極了。我滿心感激,卻嫌分期付款麻煩,沒要。臨走她還吩咐我說:「改變主意就給我來個電話吧!」……

一聽說Gunter Grass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我立刻想到二十三年前那位老闆娘的臉和那幅插圖:「忘卻了的歷史的臉」(‘the forgotten face of history’)。諾貝爾委員會說,一九五九年《錫鼓》一出,經過了多年的語文與道德的摧殘之後,德國文學終於重新起步了。事實上,二次大戰結束,德國作家基本上分成兩種:一種是Thomas Mann那股純粹德國風格的磅礡創意,永遠燭照着世界文壇的璀璨氣勢;另一種是在巨人幽靈下徬徨的才情之士,作品缺乏的是宇宙視野;而格拉斯的崛起,無疑宣示了德國文學的博大神魄,追回湮沒了的歷史的臉。

那是比較複雜的境界。我到現在還不能掌握《錫鼓》裏那許多跳躍的寓意,只覺得那個天生具有異能的小Oskar拒絕長大確是人類最蒼涼的控訴:錫鼓成了他抗世的武器,像他的聲音那樣可以切斷鑽石,割碎玻璃。他用催情粉末偷偷撒在至愛的肚臍眼上引發她動情,當時該算是格拉斯劃時代的荒謬筆觸了。說他以傳奇色彩和誇張風格反映納粹時代及戰後生活面貌,指的只是小說裏的零星情節;重要的是史詩氣魄的藝術體現。這點,格拉斯顯得弱了些。小Oskar的命運跳不出神經病院的圍牆原是可以細細營造的啟示,可惜作者欠缺了托爾斯泰的厚度。格拉斯一九九〇年批評東西德國統一得太快,提示的正是他的政治認知過於執泥了。諾貝爾文學獎等了四十年才頒給他,為的也許是讓他的作品多三分陳酒似的歷史的魂,不光是歷史的臉。





六姨太的念想



上海篆刻家陳巨來生前寫著名畫家溥心畬,說這位道光皇帝的曾孫四九年後還留在上海,陳毅通知他中央請他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他堅辭,轉而邀請他在大學裏當講師。溥心畬答應後又聽說徐悲鴻在外聲言要把他的大頭打倒,立刻帶着家人南下,輾轉去了台灣,賣字賣畫到老死。

幸虧溥先生沒留下來,否則文革一來,一定很慘。冰心也怨過梁實秋不留下來,梁先生命好走了,不然也半死。中共搞這場浩劫摧殘大半個中國的人物和事物,怎麼推搪這筆賬是賴不掉的。馬敬雲在《大公報》上寫的《文革中天津的幾位遺老遺少》大有看頭。作者當時在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處理過不少老一輩名人的落實程序,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文章說:「這個老太太當時七十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細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着,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只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古董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餘幅,六姨太大着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這篇文章寫得雅健,六姨太的風範神情如在眼前,「留個念想」之說尤其惹我心酸。在上一輩人這樣婉約溫潤的風采之下,那些共幹的嘴臉一定更顯得像狗屎了。馬敬雲還看到了末代皇帝溥儀親戚溥瑞家裏的查抄物資,是些朝服、帽子和朝珠。溥瑞文革前就辭世了,只有兩位格格去落實,一見那些遺物,連連說:「這是剝削階級的罪證,我們全部上繳國家。」說「罪證」是瘋話,說文物才正確;古董店隨便一串朝珠都賣好多錢,收藏家爭着要,爭着為前朝遺韻「留個念想」。

現在還健在的好多位老一輩學問家都八九十歲了,他們都帶着文革時期所受的肉體和精神的創傷,重新埋頭做出耽誤了好多好多年的工作。我有幸拜識了好幾位這樣的前輩,每一次看到他們的新書出版,每一次看到他們蒼老而祥和的神情,我總是又傷心又高興。王世襄先生最近接受《國際先驅論壇報》訪問的時候說,文革後,他寫了二十本書:'I am a very special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