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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氣候公民隨堂考

請問以下兩個簡短的問題:

1.你認為氣候變遷是迫切的問題嗎?

2.你覺得讓世界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很困難嗎?



如果兩個問題你都回答「是」,歡迎。這本書你會一邊讀一邊點頭,有時甚至會高呼喝采。你將感覺更加篤定。



而且你也是少數。絕大多數人只會在其中一題答「是」,而不是兩題。



如果你只有在第一題答「是」,你可能覺得自己是個堅定的環保人士。你可能會認為,氣候變遷是社會面臨的議題。情況很嚴重,比許多人想的還要嚴重。它已經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就要向我們重襲而來。我們應該竭盡所能:太陽能板、自行車道、所有的一切。



你說對了,某個程度上。氣候變遷是迫切的問題。但假如你以為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很容易,就是在騙自己。這會是現代文明所面臨最艱困的挑戰之一,也將需要人類迄今發動過最持續、管理完善的、全球性的通力合作。



如果你只有第二題答「是」,或許你覺得氣候變遷並不是我們這一代的關鍵問題。這未必表示你「懷疑」或「否認」根本的科學證據;可能你仍然認為全球暖化值得關注。不過現實狀況是,我們總不能為了減緩一個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後才會產生全面影響的問題,而不生活。想想看,世上有些人此刻正苦於能源短缺。此外,無論美國、歐洲或其他高排放國採取了什麼節能政策,追趕富裕國家生活水準的中國、印度等國,都將讓這些努力化為烏有。你知道凡事都要權衡。你也知道,只靠太陽能板和自行車道是做不到的。



你也說對了,但這不會降低氣候變遷問題的嚴重性。尋求解決之道需要很長的時間,加上全球國際關係情勢複雜,因此我們必須當機立斷,而且現在就要採取行動。



如果你是經濟學家,很可能你會在第二題答「是」。傳統經濟學論述幾乎是站在「務實者」的立場,畢竟經濟學家把權衡看得像生命一樣重要。你對孩子的愛雖然超越世上的一切,可是經濟學家不得不說,這份愛嚴格說來不是沒有底限的。做父母的,可能會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但一樣要權衡利弊得失:究竟是要處理白天公事,還是讀床邊故事,是要現在縱容一下,還是機會教育一番。



在平常的、國家的或全球的層級上,權衡尤其重要,而在地球的尺度上,大概沒有哪個議題比氣候變遷更能展現出權衡的運作了。它是經濟成長與環境之間的終極戰。



如今,氣候政策越強有力,就意味經濟成本越高而且直接。燃煤火力發電廠很快就會淘汰,或是根本就不再興建。這牽涉到成本,對燃煤發電廠的業主和用電的消費者都是如此。這樣一來,一方面因為碳排放量減少,另一方面又因為投資更乾淨、效能更高的技術所帶來的經濟報酬,最大的權衡問題就會變成:該如何把這些成本與行動帶來的好處做個比較。



經濟學家常把自己形容成站在爭論中間的理性裁決者。如今空氣比石器時代要差,平均壽命卻長多了。海平面不斷上升,威脅著上億人的生命和生活,不過人類社會過去也曾遷移城市。要我們不再使用化石燃料,是十分困難的,但人類的聰明才智──技術上的改變──必會再次扭轉乾坤。生活方式將有所不同,可誰能說會變得更壞?市場讓我們更長壽,給了我們巨額財富,就讓適當導引的市場力量變一變魔法。



這樣的邏輯有很多好處,但關鍵字是「適當導引」。氣候變遷若沒有減緩,究竟要花多少成本?哪些是我們已知的、未知的、不可知的?我們所不知道的,會把我們帶往哪裡?



最後這個問題是關鍵:我們知道的一切,大多在告訴我們氣候變遷很嚴重,而我們不知道的一切,多半在告訴我們情況可能比所想的糟糕得多。



「嚴重」或「更糟」不代表無可救藥。實際上,本書中幾乎每項預測都以下面這句話做為但書:除非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大膽做出預測,不是為了看到這些預測成真。



我們是在談,不受拘束的經濟力量可能會走向何處,以便把這些力量導向更有成效、更好的方向。最終,我們可以引導它──從許多方面來看,訂定適當的「碳價」將不是做或不做的問題,而是何時要做的問題。





內容連載

駱駝仍棲居在加拿大時

如果我們要想像一個全面卻又棘手的公共政策問題,氣候變遷即是近乎理想的議題。儘管今天面臨了風暴、洪災、森林大火,但全球暖化最嚴重的影響在我們有生之年還感受不到,而且可能會以最不可預期的方式影響我們的後代。氣候變遷不同於其他環境問題,也和其他的公共政策問題非常不一樣。它幾乎是唯一具有全球性、長期性、不可逆轉、不確定性的問題──它絕對是獨一無二、綜合了這四個特點的問題。



使氣候變遷難以解決的原因,也正是這四大因素。其困難的程度──缺乏全球集體良知的刺激──很有可能到了很難靠減碳和適應不可避免的後果,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地步。最起碼,我們必須將受害加進清單裡。富者會適應,窮者將受其害。



然後是聽起來幾乎無可避免的「地球工程」,這類技術企圖以全球規模的科技方法處理看來很難解決的問題。最出名的地球工程概念,是要把微小的硫粒子釋放到平流層,試圖製造一道堪可遮擋陽光的人造屏障,來幫助地球降溫。



關於氣候變遷經濟學的一切訊息,似乎都指向此方向。地球工程非常便宜,能夠大肆實施,同時又有極大的槓桿作用,幾乎能抵消掉碳排放量。碳排放的「搭便車」效應是造成問題的元凶:在狹隘的自我利益中,找不到盡力二字。把我們推向地球工程這條出路的,是「隨便開」效應:它太便宜了,因此基於自身的利益,一定有人會去做,管它有什麼後果。



但我們暫時別談那麼遠,先一一檢視四大因素,來看看氣候變遷為什麼是極端「搭便車」問題:

氣候變遷是唯一具全球性的。北京霾害十分嚴重,對健康造成實質且劇烈的影響,迫使北京市政府官員宣布學校停課,同時採取其他嚴厲行動。不過,北京的霧霾,或墨西哥市甚至洛杉磯的霧霾,影響範圍多半局限在該城市。雖然美國西岸監測站可能會記錄到從中國飄來的煤灰,就像撒哈拉的沙塵有時會吹到中歐,但這些影響都是區域性的。



二氧化碳就不是這麼回事了。從世界哪個角落排放了一噸,都無關緊要。帶來的衝擊雖是區域性的,但氣候變遷的現象卻是全球性的,而且幾乎是所有環境問題當中唯一具有如此特性的。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破洞很嚴重,不過即使在那樣的高度下,仍未曾達到席捲全球的程度,其他像是生物多樣性消失、砍伐森林,情形也一樣,這些都是區域性的問題。只有氣候變遷,把問題繫在一起,變成影響全球的現象。



全球暖化的全球性,也是阻礙我們制定合理氣候政策的第一個不利條件。我們很難讓選民在自己身上實施碳排限制,尤其當這樣的限制只對他們有利,而且效益大於成本。假若成本只在本國感受到,但效益是屬於全球的,立法限制自己就難上加難了:這是個橫跨世界的「搭便車」問題。



氣候變遷是唯一具有長期性的。過去十年是人類史上最溫暖的時期,其次是再早十年,往前更早十年,則是史上第三溫暖的。正如二○一四年美國氣候評估報告中說的:「美國人開始注意到周遭的變化。」最顯著的變化,莫過於北極圈發生的變化:單單在過去三十年裡,北極海冰的面積就消失了一半,體積少了四分之三。《外交政策》雜誌有篇標題為〈即將來襲的北極熱潮〉的文章,就假設這一切必會發生。於是,接下來世界各地都會有明顯的變化。美國氣候評估報告當中也說:「某些沿岸城市的居民發現,風暴來襲和漲潮時,他們的街道比以往更常淹水。臨近大河的內陸城市淹水的次數也變得較頻繁,尤其是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某些容易受災的地區,保險費率越升越高,其他地點甚至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天氣越來越炎熱、越來越乾燥,融雪越來越早,這些都表示美國西部森林大火在春季會發生得更早,持續到入秋之後,而且延燒面積更廣。」氣候變遷來臨了,而且不會離去。



這些都不該掩蓋住一件事,那就是:氣候變遷最嚴重的後果仍很遙遠,通常壓制在全球長期平均值之中,像是二一○○年的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推估、數十年和數百年後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高度推估等等。這是合理氣候政策的第二個不利條件:最壞的影響在久遠的未來──儘管這表示若要避免這些預測發生,現在就必須採取行動。



氣候變遷是唯一不可逆轉的。即使我們明天就不再排放二氧化碳,還是會有幾十年的暖化,和數百年的海平面上升。南極洲西部大片冰層終將全部融化,恐怕已經阻止不了了。我們經歷的極端天氣事件已經比以往來得多,將來仍會繼續如此。



大氣中的過量二氧化碳,有超過三分之二在人類開始燒煤炭之初並不存在,但這些二氧化碳在一百年後仍會存在,而一千年後仍有超過三分之一。這些變化是長期的,而且幾乎是不可逆轉的──至少從人類的時間尺度來看是如此。第三個不利條件。



彷彿以上三個不利條件還不夠似的,氣候變遷還有另一項特點,好湊成四大特點,而且最後這項可能是當中最大的特點,那就是:不確定性──這正是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而且我們可能還不清楚自己並不知道。



上一次二氧化碳濃度像今天這麼高──400ppm(ppm代表百萬分之一)時,是在「上新世」這個地質年代,那是距今超過3百萬年前,讓大氣中的碳增加的主因是自然的變化,而非汽車和工廠。那個時期,全球均溫比今天高了大約1到2.5℃,海平面比今天高出20公尺,而且駱駝棲居在加拿大。



我們不希望今天發生這種劇烈的變化。溫室效應需要幾十年到數百年,才會造成全面影響。儘管近來北極發生的變化,但冰層的融化需要數十年到上百年,全球海平面高度也需要數十到上百年的時間才會改變。雖然3百萬年前二氧化碳濃度達到400ppm,但海平面上升晚了幾十年或數百年才發生。這段時差很重要,也指出了氣候變遷的長期性與不可逆轉。(可參照第二和第三個不利條件。)但這只是稍許安慰,因為第四個不利條件有個重要的曲折變化。



「隨便開」

二氧化碳是問題所在,訂定合理價格是解決之道。然後還有:「刻意而大規模的操控某種環境程序,這種環境程序會影響地球的氣候,目的是要抵消全球暖化的影響。」這是《牛津英語詞典》為地球工程下的定義,而且照例解釋得很好。有些方案是在試圖從大氣中移走二氧化碳,但我們不是。



相反的,聽到「地球工程」的時候,你可以想一下類似火山爆發的景象:把二氧化硫(及大量泥狀物質,如果是火山爆發的話)噴進平流層,以便反射陽光,降低溫度。印尼「坦博拉火山」在一八一五年發生了超大規模的火山爆發,導致一八一六年成為「無夏之年」,據某些說法,這次火山爆發造成全歐洲有20萬人死亡。據其他說法,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和波里道利(John William Polidori)被迫待在他們的瑞士度假小屋內,結果分別寫出了《科學怪人》和短篇小說〈吸血鬼〉。又有一說則是,〈吸血鬼〉後來又幻化成《德古拉》。



實際的地球工程計畫,與猛烈的火山爆發或《科學怪人》、《德古拉》幾乎扯不上關係。



大多數的地球工程計畫,主要涉及可管控的小規模做法,也就是把硫酸蒸氣或其他的含硫微粒噴進高空,來抵消全球升溫。這類型的地球工程有個重要特點:它很便宜──總之從執行「噴灑」者所需承擔的成本的狹隘意義上來說,它是便宜的。不過地球工程有諸多潛在的問題,但「成本」不是它的問題。這就是所有負面外部效應之父,又稱為「隨便開效應」。



粗糙採用地球工程方案來控制地球溫度,成本便宜到一人或一國的聯合研究結果就有可能做到。徵召一支小型高空機隊,每年把硫粒送進高空,花不了多少成本。火山就是以自然的力量做這件事。菲律賓皮納圖博火山最近一次噴發是在一九九一年,結果使隔年全球氣溫降低了大約0.5℃。除非全世界從源頭就採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否則我們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看到一個由地球工程改造過的地球。



這種低直接成本與高槓桿作用的結合,讓隨便開效應幾乎就是略過問題始作俑者的負面對策。



搭便車

全球氣候議題的最關鍵,是全球暖化。這是以鄰為壑的極端案例,只不過70億人全是我們的鄰居。假如你的舉動要花掉的成本高於你個人從中得到的效益,那為什麼要採取行動?你的舉動的總效益,可能會超過成本,但這些效益要和其他70億人分攤,而全部的成本卻由你承擔。同樣的邏輯也適用在其他所有人身上。太少人要去做那些會帶來共同利益之事,其他人都是在搭便車。



小範圍的搭便車問題,確實能透過社區參與及其他非正式約定來解決。歐斯壯(Elinor Ostrom)就是因為提出這個獨到的見解,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幾百年來,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農夫都會把牛趕到公有牧場上,從沒有過度利用他們的共享資源。祕密在於,這些農夫的生活不是只有爭奪界線不明的放牧權利,他們還會在市集、學校和教堂碰到面,他們的行為會影響到自己所認識的人。類似的情形也適用於村莊地下水、社區經營的水產,及許多其他規模較小、較容易管理的潛在搭便車問題案例。



全球暖化就不同了。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堅定環保人士,身體力行把碳足跡減到最少,但只靠一己之力成不了太多事。雖然堅守目標的人有辦法盡力把個人的碳排放減到零,但距離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仍很遠──鑑於目前的技術,要把碳排放減到零是不可能的,也不用期望能做到。這些數字不會相加。除非環保人士運用集體的政治權力,把政策指針轉到正確的方向,指向訂定碳價,數字才會開始相加。



不可逆轉

這是個相對的概念。極少數事件是真正的不可逆現象。但氣候變遷牽涉到的時間尺度大到數十、數百年,因此許多效應很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幾百幾千年來,留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越來越多,要使碳濃度降低十分困難。想一想浴缸的比喻:大氣中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但排水孔很小。



這一切又加深了其他的不可逆現象,像海平面上升。的確,南北極以前也曾經沒有冰層覆蓋,即使這次冰層全部融化了,只要二氧化碳濃度最後能降到工業化之前的水準,就一定還會再結冰。但是,再次結冰需要經過幾百甚至數千年,這對那些會影響當前或往後幾個世代的現況,根本於事無補。單靠格陵蘭與南極洲西部的冰層,就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超過10公尺,這直接影響到至少十分之一的全球人口,也間接影響到幾乎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