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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幻作家建構出想像的未來,歷史學家企圖重建過去,他們最終想了解的是──現在。這本小書將兩者合而為一,想像有個未來的歷史學家回顧過去,而這個「過去」正是我們的現在以及(可能的)未來。本書的設定是在西方文明(1540-2093)終結的三百週年之時;書中提到的困境,就是我們這些啟蒙時代的子孫,在面對氣候變遷的確鑿證據並了解大難即將臨頭之際,卻沒有起而採取行動。這位未來歷史學家認為,西方文明已迎來第二次的黑暗時代(Dark Age),而西方文明的逃避現實與自我欺騙,來自其對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頑強信念,導致世上的強權國家在面對悲劇時,竟然毫無作為。此外,由於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要求各種主張必須通過極嚴苛的標準才能被接受──哪怕這些主張是與近在眼前的威脅有關──使得最了解問題的科學家們有志難伸。現在,我們就來聽聽生活在中華人民第二共和國的未來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半陰影期(Period of the Penumbra, 1988-2093)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因而造成2073至2093年的大崩壞(Great Collapse)與大遷徙(Mass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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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陰影期的到來

The Coming of the Penumbral Age



  在「文明」的史前時期,許多社會歷經了興盛與衰亡,卻鮮少留下清晰豐富的記錄以說明發生的經過,以及二十一世紀的民族國家為何以「西方文明」自居。即使現在,羅馬和馬雅帝國崩潰已兩千年、拜占庭和印加王國殞落也已一千年,但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以及研究古代綜合失敗分析的專家(synthetic-failure paleoanalyst),對於這些社會為何會失去其人民、國力、安定和認同,一直沒有定論。不過西方文明的情況與此不同,因為其所作所為的後果不僅可以預知,而且被預知。此外,西方社會在技術上經歷了轉型,在二十世紀的紙本和二十一世紀的電子版本都留下大量記錄,使我們得以鉅細靡遺地重建過去。儘管學者專家們在個別的事件上各有各的論調,卻幾乎一致同意,身處西方文明的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卻無力阻止。確實,這整件事最令人驚訝的一點就是:清楚了解處境卻無法根據自己所知道的採取因應之道。知識並沒有化為力量。



  西方世界在殞落的一百多年前,就知道二氧化碳(CO2)和水蒸氣會吸收行星大氣層中的熱能。三階段的工業革命造成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始作俑者是英國(1750-1850),接著是德國、美國、歐洲其他各國以及日本(1850-1980),最後是中國、印度和巴西(1980-2050)。(在這本小書中,我將使用當時的民族國家稱謂。對於不熟悉地球在大崩壞前的政治地理學的讀者,簡單來說就是:英國的遺跡就在今日的坎布里亞〔Cambria〕;德國隸屬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聯盟;美國和加拿大則是在北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在二十世紀中葉,幾位自然科學家──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為,基於古代的西方傳統,針對自然界的研究必須獨立於其社會制度──他們了解到,人為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理論上可能會使得地球的溫度升高。當時幾乎沒什麼人擔心這點,因為總排放量仍然很低,不管怎麼說,大部分的科學家認為大氣層根本就是個無底洞。1960年代的人常說:「解決污染的方法,就是稀釋它。」



  隨著地球容納汙染物的大洞趨於飽和,「稀釋」已不足以解決問題,情況開始產生了變化。例如有機氯的殺蟲劑(最知名為二氯二苯,又名DDT)和氟氯碳化合物(CFCs)等化學藥劑,即使相當低的濃度便能產生極強大的效果。1960年代時,證據顯示,DDT會破壞魚類、鳥類和哺乳類動物的生殖功能;1970年代,科學家正確地預測到CFC將耗盡平流層的臭氧層。另外,大量的物質被釋放到地球環境中,產生了另一些飽和效應,這些物質包括燃煤產生的硫酸,以及從許多源頭──例如燃燒化石燃料、生產混凝土、砍伐森林,以及當時普遍的農業技術例如在田裡種稻,還有畜養牛隻做為蛋白質的主要來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CH4)。



  1970年代,科學家開始察覺到,人類的活動正在使地球的物理和生物機能產生決定性的改變,使我們進入了地質史的人類世(Anthropocene Period)時期。❶這些科學家並非具有先見之明,因為許多相關的研究只是核武測試、核武開發的副產品罷了❷;他們──那年頭的性別歧視仍然普遍──渾然不知自己所研究的正是地球滲坑(planetary sink)的極限。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未來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R. Ehrlich),他的著作《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在1960年代晚期流傳很廣,但是到了1990年代卻被認為不足採信。❸



  儘管如此,累積的研究夠多,就足以激起一些迴響,於是人們展開重大研究計畫,並成立新的機構以正視並深入探究這個議題。在文化上,一年一度的地球日(彷彿不是每天都是地球日!)促使人們頌揚地球;在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成立正式確立了環境保護的觀念。1980年代末的科學家認識到,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會對於地球氣候、海洋化學和生物系統帶來明顯的影響,若不盡快加以控制,後果將不堪設想。許多團體和個人紛紛呼籲有必要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並開始轉型為非碳基礎(non-carbon-based)的能源系統。



  歷史學家將1988年視為半陰影期的開始,那一年,全世界的科學和政治領袖設立了一個國際性的科學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負責傳播相關的科學資訊,也是保護地球以及其居民的國際治理基礎。一年後,「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成為保護大氣層的國際治理準則;1992年,世界各國根據這套規範,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聯合國使用的中譯名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防止氣候系統中「危險的人為干擾」。看來全世界似乎已經認知到危機的急迫性,因此開始一步步協商並設立了一個解決方案。



  然而,就在改變的行動真正發揮影響前,出現了強烈的反對聲浪。批評者宣稱,由於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太大,使得遏止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不便和成本並不具正當性,又說所有解決問題的努力都不符成本效益。一開始只有少數人提出這類的主張,而且幾乎清一色是美國人。(事後看來,美國以各種藉口證明其所做所為的正當性係可以理解,但當時許多人卻參不透這點。)有些國家試圖迫使美國參與國際合作但都失敗了,其他國家則是利用美國的不作為,合理化自己的破壞性發展模式。



  二十世紀結束時,否認氣候變遷的說法大行其道。在美國,包括總統、國會議員和州立法機構成員在內的政治領袖都採取一概否認的立場;歐洲、澳洲和加拿大的企業家、金融家和幾位政治領袖也鼓吹「不確定性」的說法。在此同時,非工業化國家則出現另一個否認氣候變遷的版本,它們認為,氣候變遷的威脅論是為了要阻撓它們的發展。



  但是有些明顯的例外,例如中國。它逐步控制人口數量並轉而仰賴非碳基礎的能源,但中國的努力幾乎未獲得西方的關注與效尤,部分是因為西方人認為中國的人口控制措施不道德,還有就是中國快速的經濟擴張導致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急遽增加,因而使得它們採行再生能源的效果不彰。但是到了2050年,中國推動再生能源的效果隨著排放量開始快速下降而變得明顯,若是其他國家能追隨中國的腳步,此處回顧的歷史將會大大不同。❹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2000年代初期,人類繼續對於氣候系統做出有害的干預,火災、水災、風災和熱浪開始加劇,但其影響卻被低估。「積極否認」(active denial)的人們依然堅稱,極端的氣候災害反映的是自然變化而已,但他們並沒有確切的證據。至於「消極否認」的人們則繼續過著如常的生活,他們不認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必須要大幅改變工業與基礎建設。對於這些越來越嚴重的災難進行研究的自然科學家們,卻不出面改變這種不肯面對現實的態度,反而埋頭研究個別的氣候災難事件的「可能原因」究竟為何。當然,單一的洪水、熱浪或颶風本質上並不會威脅到人類文明,但氣候模式的整體改變、對冰凍圈(cryosphere)的影響以及全世界海洋的逐漸酸化,確實會對人類社會造成威脅。但是我們的科學家啊,不管是大氣層、水圈、冰凍圈、還是生物圈方面的專家,都無法清楚地表達這種明顯的模式改變。



同時,氣候變遷正在加劇。2010年,俄羅斯空前的夏季高溫和火災,造成五萬多人死亡與150多億美元的災害損失(依據2009年兌美元匯率換算);次年,澳洲的大洪水使得二十五萬多人受到波及。2012年的美國成為人們口中「沒有冬季的一年」,創下了冬季氣溫的記錄,包括最高的夜間低溫在內,而這應該要引起人們關注才對。隨之而來的是夏季的空前熱浪,以及禽畜與農作物的損失。2023年知名的「永夏之年」,恰如其名地在全球奪走五十萬條人命,而其造成的火災、作物災損以及禽畜和寵物的死亡,造成近五千億美元的損失。



  貓狗等寵物的死亡,特別引起富裕的西方人的關注,然而這個2023年的異常現象,很快就成為新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