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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有一個祖國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啟蒙,我有一個種族要高舉,我有一個文明要現代化。」1

——吳經熊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帝制中國的大門。隨著西方商品、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湧入,中國開啟了它的現代化進程。主持晚清洋務數十年的名臣李鴻章謂之為「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2從被動到主動,從器物、制度到思想,中國上上下下進行著激烈的變革。這一變革,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舶來品的「律師」也隨著東漸的西風在中國播下種子、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到民國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階層。

法者,國之重器。無論是國家權力的建構還是市場經濟的運行,無論是社會倫理的規範還是個人行為的指引,法律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作用。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中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近代中國變局的一個重要層面,便是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法系的死亡與西方現代法律制度與思想的移植。如此,作為「在野法曹」的律師群體也得以透過他們手中的重器——法律——參與中國的變革。從清末的立憲到民國的約法,從巴黎和會的交涉到治外法權的廢除,從抗日愛國到施行憲政,從工人組織到女權運動,從司法獨立到表達自由,均可見律師在其中參與、推動甚或領導的身影。律師的歷史本身也構成了我們瞭解民國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扇視窗。

一、中國律師職業的興起

雖然中國自古以來便有襄助詞訟、代寫訴狀的「訟師」,但由於中西法律體系之間的根本差異,訟師與根植於西方法律傳統的律師並不可同日而語。對於二者的區別,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與領有民國第一號律師證書的曹汝霖之間曾有一次有趣的對話。民國初年,袁世凱想勸曹汝霖放棄律務,入閣為官,便問曹曰:「何必做律師,律師不是等於以前的訟師嗎?」曹汝霖答道:「律師與訟師,絕對不同,律師根據法律,保障人權,訟師則歪曲事實,於中取利。」3這一問一答間,頗能體現律師制度初立時國人對於律師的誤解,以及法律人對於律師價值的維護。

律師登上中國歷史舞臺的起點可以追溯到清末。當時,清廷無人熟習現代國際法律,只能依賴外國律師處理外交事務。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任對外全權使節便是由美國律師蒲安臣擔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國和美國簽訂了相對平等的《蒲安臣條約》(也即《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隨著不平等條約對於領事裁判權的確認,在通商口岸也逐漸出現外國律師代表華洋當事人處理糾紛。由於對外國律師操持國務懷有疑懼,在接受西方法律教育的華人逐漸受到清廷的重視。在這一背景下,畢業於英國林肯律師會館、獲大律師資格的伍廷芳被延攬入李鴻章幕府,後在清廷歷任要職。

伍廷芳為律師制度的引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05年,時任修訂法律大臣的伍廷芳會同沈家本奏請設立法律學堂。伍、沈奏摺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專業法律人的重要意義:「深慮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儲用律之才,則徒法不能自行,終屬無補。當此各國交通,情勢萬變。外人足跡遍於行省。民教齟齬,方其起釁之始,多因地方官不諳外國法律,以致辦理失宜,醞釀成要案……一切新政,如路、礦、商標、稅務等事,辦法稍歧,詰難立至,無一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然則彌無形之患,伸自主之權,利害所關,匪細故也。」4接著,他們建議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教授法律原理、大清律例以及各國憲、刑、民、商諸法。並設速成科,習刑律、訴訟、裁判等法。1906年,伍廷芳再次上奏,力陳引進律師制度之必要:

「按律師一名代言人,日本謂之辯護士。蓋人因訟對簿公堂,惶悚之下,言詞每多失措,故用律師代理一切質問、對詰、複問各事宜。各國俱以法律學堂畢業者,給予文憑,充補是職。若遇重大案件,則由國家撥於律師,貧民或由救助會派律師代伸權利,不取報酬,補助於公私之交,實非淺鮮。中國近來通商各埠,已准外國律師辯案,甚至公署間亦引諸顧問之列。夫以華人訟案,借外人辯護,已覺扞格不通,即使遇有交涉事件,請其伸訴,亦斷無助他人而抑同類之理,且領事治外之權因之更行滋蔓,後患何堪設想。擬請嗣後凡各省法律學堂,俱培養律師人才,擇其節操端嚴,法學淵深額定律師若干員,卒業後考驗合格,給予文憑。然後分撥各省以備辦案之用。如各學堂驟難造就,即遴選各該省刑幕之合格者拔入學堂專精斯業。俟考取後酌量錄用,並給予官階,以資鼓勵。總之國家多一公正之律師,即異日多一習練之承審官也。5」

在伍廷芳等人的推動之下,清廷開辦法政學堂,派遣留學生修習法律,設立法政科舉人、法政科進士,為中國本土律師群體打下了最早的基礎。然而,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卻要等到民國紀元之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同年,江蘇都督程德全宣佈江蘇獨立,不久便在省內頒佈了《律師暫行章程》。1912年,蔡寅等十四名留日法科學生提請上海都督陳其美准設「中華民國辯護士會」。其他如蘇杭辯護士會、江寧律師會、南京律師公會等亦紛紛設立。律師制度在缺乏中央立法的情形下,於地方層面運作起來。1912年2月,前清山陽縣令姚榮澤誅殺南社革命領袖的血案進入司法程式。伍廷芳致信孫中山,表示:「民國方新,對於一切訴訟應採文明辦法,況此案情節重大,尤須審慎周詳以示尊重法律之意。擬由廷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員承審,另選通達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為陪審員,並准兩造聘請辯護士到堂辯護,審訊時任人旁聽。」6在此案中,伍廷芳力主保障當事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負責該案檢控的「原告律師」林行規具有英國大律師資格,負責承審該案的法官陳貽範、丁榕、蔡寅也分別畢業於英國或日本的法律院校,具有律師資格。

1912年9月北京政府司法部頒佈了《律師暫行章程》,標誌著中國律師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後,全國律師人數逐年增長。僅以北平為例,從1912年至1937年,北平律師公會的成員便從41人發展至1261人,增長了近30倍。7

二、民國律師參與社會變革的條件

自《律師暫行章程》以降,民國所推出的有關律師制度的法律規範,無不肯定了律師獨立執行律務的權利和價值,國民政府頒行的《律師法》甚至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公會則認為:「律師依法執行職務,在法律上其地位同等為司法三職之一,在社會上亦即為一種最高尚之職業,非其他之職業可能比擬。」8在民間,每有冤案待雪,社會團體往往對律師有「領導群眾,主持正義」、「彰國家法紀」9之類的期許。這些都顯示,從國家到社會,從外在期待到自我認同,民國律師都肩負著維護法治、正義以及人權的重任。

為了實現上述功能,民國律師群體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獨立和自治空間。無論是北洋政府的《律師暫行章程》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律師法》,律師群體管理的大原則都是公會自治。各地律師公會不僅自行決定章程會則、議事方法、收費標準,還享有維護風紀、提付懲戒的權力。在組織模式上,無論是早年的會長制,還是後期的理監事制,律師公會的領袖均是由公會成員自行選舉產生,並且也不斷保持更新換代。在自治過程中,律師公會對於會員權益、律師風紀的維護不遺餘力。比如上海律師公會會員吳邁、王述樵等人遭受非法關押或刑訊的時候,上海律師公會都動用各種力量向上海地方和國家中央權力機關提出抗議;而當會員本身違法違紀的時候,比如北平律師公會會員李景光涉嫌侮辱調戲、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鄭毓秀涉嫌怠行職務,其所屬律師公會均毅然將之提付懲戒,決議開除會籍。這種獨立地位使律師群體在民國紛亂的政治角力中成為一支捍衛法治與權利的力量。他們既在北洋政府治下為遭到指控的國民黨員辯護(如林百架為《民國日報》葉楚傖、邵力子之辯),也在國民黨的清黨運動中為共產黨員辯護(如章士釗為陳獨秀,吳凱聲為陳延年之辯),還在抗戰勝利後的漢奸審判中為漢奸巨憝辯護(如章士釗為周佛海、梁鴻志之辯)。最令人矚目的是,當1936年救國會「七君子」因「危害民國」罪被捕之時,上海、吳縣兩地律師公會竟為之組成了二十餘人的辯護律師團,構成了民國法制史上的一段傳奇。

從人員背景來看,民國律師或出身官紳世家,或海外學成歸國,或於前清執掌司法,或於學堂研習法政。整體而言,他們的教育背景、人生閱歷都足以使其成為那個時代的精英人物。民國律師出入朝堂者不在少數。領有民國「第一號」律師證書的曹汝霖,曾任前清外務部侍郎,在執行律務經年後,又在北洋政府出任外交總長、交通總長、財政總長等職。曾經在財政總長任上三度被捕的羅文幹,在短暫執行律務後,也再次入閣,出任司法總長、外交總長、司法行政部部長等職。從高官任上卸職而執律師業的更不在少數,如曾任國會議員的劉崇佑、曾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曾任修訂法律館總裁的江庸、曾任大理院院長的董康、曾任代理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的吳經熊,均為代表。亦有人先執律務而後為官,比如中國第一位女律師鄭毓秀在國民黨北伐佔領上海後出任了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其夫魏道明律師則官至南京市市長、駐美大使。與鄭毓秀同組律師事務所的王思默後來先後擔任江蘇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江蘇高等法院院長。除了為官之外,民國律師還往往在報社(如張耀曾之《中華新報》)、學校(如江庸、汪有齡之朝陽大學)、社會團體(如施洋之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等組織中兼有副職。這些經歷為民國律師積累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政治經驗,也為他們提供了社會動員的平臺和資本。與民國時期其他職業化團體相比,律師們在政治活動與公共討論的參與中,顯然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從經濟水準和社會地位上看,民國律師與大學教授、報社記者一樣被認為是「高級自由職業者」,在社會中享有「中人以上的地位」。10在經濟收入上,他們比大學教授、報社記者以及政府官員還更為優渥。根據徐小群教授的統計,1930年代,記者月入一般70-300元,正教授一般400-600元,中央部長也只為800元,而同時期律師的月收入一般則在300至2000元不等。11知名律師的收入往往更在其上。比如在1935年中國徵信所的檔案中記載,章士釗的年入為5至10萬元,汪有齡年入5萬餘元,吳經熊回憶自己執業後頭一個月的收入就相當於4萬美金。12經濟上的富足使律師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也使他們有餘力和閒資參與公共生活。

總之,作為一個整體,民國律師呈現出行業自治、知識專業、眼界開闊、人脈豐富、地位尊崇、經濟富足的特點。這些構成了他們參與政治、動員社會,進而影響民國大變局中歷史走向的條件。

三、民國律師參與社會變革的方式

在民國歷史上律師留下的印記比比皆是,而他們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方式則不一而足。作為律師,他們影響歷史的首要戰場自然是法庭。通過個案的代理,律師們或能維護政治異見,或能宣揚新興價值,或能影響公眾輿論,或能改變政府行為。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章士釗、吳凱聲、史良等律師一再為被捕的共產黨或親共政治犯挺身辯護,陳獨秀、陳賡、廖承志、鄧中夏等人均曾在法庭上得到律師的救援。通過這些案件,律師們宣揚了言論自由的邊界、政府與國家的區別、保障人權的意義,以及程式正義的價值。在社會風氣和家庭倫理上,曹汝霖曾經通過一件「太監離婚」案的辯詞,傳講了「人道」、「婚姻自由」、「平等」、「公益」等領風氣之先的理念,史良則代理大量女性當事人的案件,意在為女性權利和性別平等張目。1926年,民國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在上海被租界會審公廨傳喚,陳霆銳和外籍律師古沃代為辯護。此案引起舉國大嘩,激發了民眾對治外法權的憎惡,促進了領事裁判權的廢除。

在法庭之外,民國律師也通過演講、出版、支援和發動社會組織的形式發起或推動社會運動。1920年代,為了廢止領事裁判權,民國律師們四處演說,發表文章,向公眾解釋領事裁判權的歷史演變以及對中國的危害。僅陳霆銳律師一人便有《收回會審公廨問題》、《為撤銷領事裁判權告國人》、《特種治外法權》等演說和文章傳世。上海律師公會還曾派遣陳霆銳、董康、李祖虞、趙錫恩等赴京敦促政府採取行動,江庸律師還留駐北京,就近交涉。13武漢律師施洋亦是社會運動中的佼佼者。他在武漢執業的短短幾年時間,便先後組織過支援五四學生運動的集會和請願,開展過普及教育的平民教育運動,主張聯省自治,甚至一度以湖北各界聯合會的名義宣佈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成立湖北自治政府。他還長期致力於工人運動,在湖北乃至全國的工人運動中都是重要領袖,他推動成立了粵漢鐵路職工聯合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等組織,支援和領導粵漢鐵路工人罷工運動,甚至最後因聲勢浩大的「二七」大罷工而遇難。1930年代,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愛國運動中,律師們的作用同樣引人注意。因領導救國會運動而被捕的「七君子」中就有四人是律師,其中史良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聯合會,王造時等發起成立了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沙千里等發起成立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中,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均被選為常務委員。14此外,在民國的女權運動、冤獄賠償運動、施行憲政運動等社會運動中也均可見到律師群體的身影。

除了法庭內外的「台前表演」,民國律師也很善於運用其豐富的人脈關係,在幕後隱蔽地施力。昔日的同僚,當日的同業,還有同鄉、同學等各種「關係」均為民國律師所用,以達致其法律與政治目標。在辦理政治案件的過程中,當律師知道難以通過法律手段獲得公正審判時,其往往也會動用私誼「活動」。陳延年被捕時正值國民黨清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其脫離險境,吳凱聲律師找到在上海法律界聲名煊赫的昔日留法同學鄭毓秀,請其向逮捕陳延年的閘北區警察局長疏通放人。15「七君子」被捕後,他又向時任江蘇高等法院院長的同學王思默請求善待七人。16同樣是「七君子」案中,律師張耀曾深信該案懸於政治而不懸於法律,因此在辯護之餘一直通過杜月笙、錢新之、吳鐵城等人在國民黨高層中遊說,尋求轉圜。17在訴訟之外,民國律師也往往通過私人管道向政府當局建言。曹汝霖因與袁世凱有私交而得以當面規勸其不要急於稱帝。他也向時任司法部次長的故友汪有齡建議改善看守所條件,向時任大理院院長的故友章宗祥建議變通宣判程式,以免農民耽誤上訴時效。18這些私人管道的作用是雙向的,它們不僅能使律師的意見上達政府,往往也是政府聯絡律師的橋樑。抗日戰爭前夕,為了確定國策,蔣介石欲召富有對日外事經驗的曹汝霖諮詢,便是通過與曹有舊誼的吳鼎昌邀請。19在「七君子」案中,杜月笙、錢新之不僅為「七君子」向國民黨高層求情,他們也受國民黨高層之託,向「七君子」遊說具結悔罪。20總之,這些私誼關係,構成了律師與政府之間的一條隱秘通道。

在民國律師的政治參與中,「入仕為官」也許是最直接的一條道路。清末,當郭嵩燾邀請伍廷芳出任駐英參贊時,伍廷芳鮮有興趣,其一重要理由便是,在英國律師可以出任「侍郎」、「大御史」等職,絕非參贊、隨員可比。21到了民國,律師出任要職的情況也同英國一樣了。伍廷芳本人便在民國政府中執掌外交、司法多年。吳經熊告別律務後擔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起草了著名的「吳氏憲草」,22後又出任駐羅馬教廷公使。前述鄭毓秀、王思默、魏道明也都是在結束律務後出任司法、行政要職。「七君子」獲釋後,沈鈞儒、史良均加入了國民政府主導的國民參政會。曾有學者認為七君子的被捕「不僅表明了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的枯萎和弱化,而且也顯示出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已不復存在,各種社會力量渴望政治參與的期待已經落空」。23但從沈、史等人在國民參政會中的任職來看,當時社會力量並未枯萎,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亦未停止,只是互動的方式有所改變而已。

以上種種,均表明律師群體是民國歷史上影響政治、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地位的重要,從1949年知前的政治格局中也可見一斑。在超脫黨派政治的國民參政會中,江庸入選主席團。在共產黨中,董必武、周新民、潘震亞都是律師出身。在民主黨派中,沈鈞儒、史良等人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舉足輕重。1949年,章士釗、江庸還受李宗仁之託,與顏惠慶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北上向共產黨試探和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在這次商討「建國大業」的盛會中,有14位代表都是律師。其中,董必武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沈鈞儒後來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史良則出任了新中國的第一任司法部長。24

總之,在民國扣人心弦的歷史變局之中,律師群體是一股強勁的浪潮,左右著這段歷史的走向。要讀懂民國,讀懂中國近代史,讀懂吾國國運的航線,不能不讀懂律師。「國士衰時見」,25這是章士釗律師在民國亂世中寫下的詩句。這也是民國歷史上那些為法治、為正義、為人權、為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而殫精竭慮、勞勞奔走的律師的寫照。這些律師的故事雖然已經變得遙遠,但是他們的風骨與精神卻與法治一起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