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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adelphia

費城



我們終於撐到可以開始作畫的時候,珍又派我去參加最後一場會議,和「壁畫創作計畫」設計評審(Mural Arts Program Design Review)一起。評審會議是每一次壁畫計畫進行的例行項目,我被提醒如果計畫不通過,評審會先暫停此計畫,直到社區建議與我的美學方向達成一致。此刻我只有8面牆已構思完成,還有其他42面牆毫無頭緒,我不改初衷的表示:「我必須亦步亦趨的創作,從這個街區到那個街區,一牆一牆的畫,我想把我從屋頂平台外得到的靈感發揮出來,我準備好要說出社區的聲音。」三人組成的評審團其中有兩位對我的作法不那麼放心,而坐在珍旁邊的第三位──長期參與壁畫創作計畫的壁畫家派瑞斯.史坦塞(Parris Stancell)贊同我的想法,他說:「我相信只有這個辦法能進行,我迫不及待想看到你所做的。」於是,我帶著評審團的加持回到西費城區,這裡有上千罐的噴漆和800加侖的桶裝顏料,等著我去重繪每一個屋頂──就像我年輕時候做過的那樣。



當顏料塗上牆,所有懷疑都消失無蹤,鄰居們也開始熱烈起來。我們作畫的第一天,新聞快報都是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死亡的消息,當我們以白漆塗刷牆面的時候,人們來圍觀,他們說:「你應該畫個皮手套。」、「畫麥可在月球漫步!」我們畫了一堆雜亂的磁鐵字母,它們就像被吸在冰箱上,這裡面藏著「Michael Jackson」幾個字,最上頭有一個藍色的M。我們畫好了之後,我把這幾個字指給他們看,「你們怎麼不也為麥可做點什麼?」我們確實有把他們的建議聽進去,表示他們還是這面牆的主人,這樣的主體性一直凌駕於我們的創作之上,當時,社區的主體性是我們在畫每面牆時所追求目標。



畫了一個星期後,珍才發現我們畫了13面牆,但她一幅草圖都沒看過!她直接問我為什麼不依循「壁畫創作計畫」的方式進行,我請她到西費城區跟我一起乘電車旅行,如果她仍舊反對我的作法,我們就把牆塗掉重來。第二天早上,一個晴朗的周六,我和珍約在招牌店,然後冷靜地默默去搭電車。我指著每一面牆說著被它們所啟發的感受,直到最後一面牆過去了,珍吐了一口氣說:「好,這真的很好,我懂了。」她聽起來和當時看到(我向她展示的)1987年《蒙娜麗莎》牆(Mona Lisa)照片一樣的認同。



獲得珍的認同和鄰居的鼓舞,我們終於得以順利進行,我們開始畫得更大一些,看起來企圖更強烈一點。其中佛森街(Farson Street)有一棟建築,有著糟糕的混凝土和殘破的窗戶,我們同時用兩種不同風格來說故事(我知道我們此時正企圖把塗鴉這件事推到一個可以與社區平等對話的地位,我隨時都在等著被抱怨,然而卻連一句洩氣話都沒聽到),幾年之後,這棟建築因為出售而照片被刊載在費城地產刊物中,上面寫道它幸運的被塗鴉藝術家選中,並「難以置信的」成為《情書》計畫的作品之一;儘管它曾經因為牆上有著塗鴉而被處罰幾千元的損害費用,但現在我們的作品使它的售價跟著往上。



我們有幾次很棒的路邊會議;有一次當我正在市場街4915號畫「便利貼牆」(Post-it Note wall),我要準備寫下「記得那些好事」(Remember the good),當我正寫著「Remember」這個字時,一位女士走近並問我要寫些什麼;我告訴她後她說:「噢,那不好。」我走下梯子問她覺得要寫什麼好,她說:「記住,你可能會離婚的。」我說:「這句也不好。」我們都笑了,最後她說:「你問四周的孩子們看看,寫什麼好?」就在這個時候,12歲的奈瑟(Nassir)剛好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就問了他有沒有什麼想法。他只想了一秒就說:「記住,有時候我們會受傷,有時候不會。」(Remember, sometimes it hurts, sometimes it doesn’t)太完美了!奈瑟騎腳踏車離開,我則謝謝這位女士給我的建議,我問她是不是住在附近,她說:「喔,我討厭這個社區,我正要搬回郊區住。」



我們雇用了一些西費城區的居民一起進行這個計畫,有一位還是因為抽大麻被警察追到我們店裡,他們因為搜不到捲菸的菸蒂而放他一馬,我想他反應非常敏捷吧。第一天工作時,他說他無法開始工作因為前一天晚上在趴踢上玩的太瘋,像搖滾明星那麼瘋,而隔天我就解雇他了,因為他遲到四分鐘。



另一位跟我們一起工作的西費城區居民是詹姆斯.B.瓊斯(James B. Jones),他早先看到我在市場街工作,他跟我說他在1980年代就知道我了,而且自己也很喜歡塗鴉;下一次見面時,他就帶著一整個紙袋的黑色筆記本,裡面都是全彩的作品。他是一個很擅長自我表述的書呆子,也是個只敢在紙上描繪而從未在牆上作畫的傢伙,而現在,經過了數十年的生活經驗,他準備好了。(錄取!)但是,就在我們一起塗鴉的前一天,他的阿基里斯腱斷裂,於是我任命他為辦公室經理,這工作還挺輕鬆的,他可以整天在黑本子上畫圖然後和進來店裡的人聊天。有天我看到他在為手機通話時間困擾,我就請別人去52街幫他處理,讓他可以再通話,而這整件事給了我們靈感去畫「易付卡已付」(Prepay Is On)這面牆。詹姆斯為我們的即時協助很感動,我們也很開心能讓他有面屬於自己的牆。然而「易付卡已付」這面牆的主人卻不開心,她打電話給我說這個訊息很怪,所以我跑了趟她漂亮的家,向她說明我們的真正意思以及這個計畫的目標;沒想到她拿出一些檔案資料給我看,跟我說她覺得年輕人應該要看到些什麼。其中一份是幾張歐巴馬的照片拼貼在白宮前面,背景是一位暴徒般的青年站在坦克上,穿著垮牛仔褲,標題寫著:「這間屋子有服裝規定,拉起你的褲子。」(THE HOUSE HAS A DRESS CODE. PULL YOUR PANTS UP)這是第一次有牆面主人給我困難的建議,我不認為我們的想法能一致。我再次向她解釋《情書》這個計畫,直到獲得她的認同。甚至我回到辦公室後還跟詹姆斯說,如果他之後需要關於塗鴉的建議,去找56街的帕克絲小姐(Miss Parks)。



回到1987年,當珍邀請我加入「費城反塗鴉網絡」(Philadelphia Anti-Graffiti Network;PAGN)時(譯註:壁畫家珍當時受聘為「費城反塗鴉網絡」的中堅力量,開始與塗鴉作者們合作,讓他們更有計劃性地發揮創意。30年後,她的努力讓「反塗鴉網絡」轉化為「壁畫藝術計劃」,並造就了費城3600多幅壁畫作品),被我斷然拒絕。第一,我是專業塗鴉者;第二,我從來不做敷衍的工作。即便是聰明、專注又世故的珍,也時常必須去畫那些無聊透頂的東西。1980年代PAGN畫了數百面牆,一面比一面無聊;PAGN曾塗掉其他壁畫,我第一次畫的「娃娃車費用」(Daycare Carfare)就被它們塗掉過,健身人JR跟我說:「我知道那是你畫的,而且是為某個女生畫的。」(他說對了。)



現在費城到處可見PAGN的創作,那些無趣的牆面就像阻止「壁畫藝術計劃」自我意志的遠房表親們。當我創作《情書》時,面對市場街一面PAGN創作的完美的牆──一幅與社區毫無關係的自然風景,在它被完成的20年後(或更久),珍允許我們將它塗去,但我們必須要把在社區會議中得到的建議加入。我看著建議清單,上面一句「伊斯蘭是平和的」(Islam Is Peace)就這樣跳出來,我還記得提這個想法的人參與了多場會議,他每次都深刻解說自己的想法:第52街對他來說是1960年代穆斯林運動崛起的地方,這場運動打擊了社區毒品持有與幫派的問題。他對我們的計劃、傳遞的訊息很感興趣(也許有點小心翼翼),就連我們貼在電話線杆、寫著鄰居瑣事(也對著鄰居寫瑣事)的很小的傳單──「我們要買房子」(We Buy Houses)──他都能理解我們的意思。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把他想講的話寫在牆上;當夥伴戴倫(Darin)正要開始畫,鄰居們便好奇跑來關切,當他們了解後,他們很開心還揮拳打氣,對我們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回應。



在與蘇若(Suroc)解釋我們的壁畫內容時我遇到一點狀況;當時一個帶著費城帽子和穆斯林遜尼派教徒裝扮(在費城到處都有)的年輕人從旁走過,「耶!我們正在畫那個人!」簡直就是太美妙了,對於一個藝術家和早期塗鴉少年來說,能「處理」一下PAGN的壁畫創作(那些情境畫家畫出的無趣作品)是很令人興奮的。當我提給珍的時候,她的遲疑是可理解的,我則是開門見山直說,透過我們加進入的新元素,可以讓社區奪回展現牆面的主導權,這股力量就是長期被忽略的部分。聽到這裡,她就完全沒問題了。



完成越多的牆面,我們就越能從社區中組織出新的文字。其中也有我自己過去的回憶──第一件由克萊德(Clyde)於1980年在第61街完成的作品,他以滴流體的字母畫上自己的名字,超時髦的!於是在同一個地點我們寫了「美好的夢」(Nice Dream),這些字以他的色彩和表現形式來完成。我在費爾芒特公園(Fairmount Park)的寫作會議前幾個月就預計安排克萊德來參加,我知道他會來的,果然他來了。我給他聯絡電話並請他看看那面1980年的牆,當他看到我們的作品時,他打電話給我:「哇,謝謝你,那太棒了!你有我之前作品的照片嗎?」可惜我有的是一張彩印,它被一場夏日大雨浸濕,幾乎毀了。



鎮上的強尼.高斯顛(Johnny Goldstein)說服他的朋友布林特先生(Mr Blint)到我的店裡來見我,布林特先生是握有大量費城塗鴉資料的大人物,他自己是一個多產的畫家,同時跟費城和紐約之間有強大的連結,他也為費城的塗鴉黃金時期(1979至1983年)的每一個重要牆面攝影。1983年之後,當他收集了足夠的書寫和寫者資料之後,他便不再碰塗鴉這回事了。我們嘗試與他聯繫,試圖將他喚回那個有他著名的朋友雷茲(Razz)和其他繪者的年代(那精彩的數十年),但他總是不為所動。最後,當他聽到自己鍾愛的WFIL(費城基督教廣播電台Philadelphia's Christian Radio)的屋頂牆面即將被繪製的時候,他帶著他所蒐集的塗鴉相片冊來店裡找我;這本冊子裡盡是完美35釐米鏡頭下的作品──除了克萊德那件,還有其他100多件。他補充敘述了一些西費城區失落的回憶,而我也向他說了一些1980年後的塗鴉發展。



我帶布林特登上位於45街和市場街的WFIL屋頂,這座建築是美國育孕青少年文化的搖籃:有狄克.克拉克(Dick Clark)的「美國音樂台」(American Bandstand),也是其後幾個世代貧民區青年的自我展現舞台。1970年代後期,布林特和雷茲將他們的名字畫在那兒的牆上,整個八〇年代我都盯著那些名字,這是無聲保存下來的致謝。



我們開始的《情書》計畫中,能拿到MFIL牆面的作畫許可就已經是一個大獎,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棟建築的所有人是間企業育成中心,他們收了我們招牌店比一般商店都貴的店租,而卻允許我們在MFIL作畫,只要我們能繪製一些有廣告效果的作品,以彰顯公司鼓勵創業的宗旨。我來回改了七次草圖,直到最後我終於以正確的密碼組合開了鎖(打到重點了)。我寫了「我是個夢想健談者-我是個殺死夢想的破壞者-我是個業餘的追夢者-現在我是活在夢裡的企業家」(I been a raconteur talking my dream – I been a saboteur killing my dream – I been a amateur just dreaming – now I am an entrepreneur living the dream)。他們同意了,但有一個條件:我們不能直接畫在磚牆上,我們必須畫在屋頂的鋁板上。我從這件事了解了人們有多麼反對塗鴉,他們僅能接受牆上275個大小洞被顏料覆上,之後在一小時內能被大力刷洗掉。這時候唯一能寫上的文字就是「火大」(bananas)。



雷茲說,站在MFIL的屋頂上就像是站在世界的頂端,而原本對於自己的過去沉默寡言的布林特先生,也開始滔滔不絕講起1980年,彷彿自己又回到當年的時光。他們兩位都要求我「把我畫進去」,結果我這麼做:我畫了費城塗鴉中的典型化身,有張微笑臉和高帽子,手上拿著兩張支票,收款人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雷茲和布林特先生;在臉的旁邊,有個告示般的標語:「版稅給貴族」(Royalties for royalty)。我沒辦法再做更多了,也無法做得更少。《情書》計畫是一個代言的情人,為了母親與孩子、社區與城市;同時它也是核心本質,從成年回溯到童年時光。很肯定的,我的同伴及我心中的英雄們在這裡耗盡了數千瓶噴漆顏料,只為了服侍愛:對生命的愛、對冒險的愛、對塗鴉的愛。



願你安息,雷茲。繼續揚帆,布林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