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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可以不帶一絲譏諷的說,才華出眾的敵人真是使我受益不淺。雖然令我受苦,畢竟他們是我的敵人,但是我卻虧欠他們大大的人情債,因為敵手令我精力倍增,而且還驅策我踏上新方向。我們的創造生涯中,很需要這類人物。如同英國哲學家米爾(John S. Mill)曾經說過的:「當曠野中沒有敵人時,老師和弟子都會昏睡在崗哨上。」

華森(James Watson),這位DNA構造的發現者之一,正是我生命裡的負面英雄。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他還年輕時,我發現,他還真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討厭的傢伙。

他於1956年進入哈佛,擔任助理教授,而我也是在那一年開始擔任同樣的職位。華森當時二十八歲,只比我大一歲。他帶著自己的信念來到哈佛,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由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而且生物學還必須改用物理及化學語言來重寫。他認為,從前所建立的「傳統」生物學(也就是「我的」生物學)當中,充斥著一批批才智平庸的人,這批人沒有能力把研究主題轉換成現代科學,只能扮演集郵者一般的角色。華森還用著強烈的輕蔑態度,對待生物系二十四名教員中的大部分人。

在系務會議上,華森輕鄙的態度更是射向四面八方。他特意避開尋常的殷勤及禮貌性對話,顯然是認為這樣的態度只會鼓勵保守派留在四周。大家之所以容忍他惡劣的態度,是因為他曾經有過重大發現,以及這項發現帶來的澎湃結果。

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分子革命已經開始以山洪暴發之態橫掃生物學界。華森年紀輕輕即已贏得歷史性的聲名,頓時成為生物學界的卡利古拉(Caligula,羅馬皇帝,生前即命令臣民稱他為神)。他享有特權,能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態度隨興而且極端不敬,並且還期待對方一定要把他的話當真。在他心裡,顯然他是「誠實的吉姆」—這是他回憶錄手稿的標題,後來才更名為《雙螺旋》。很少有人敢公開要求華森把話講清楚。

生態學落伍了?

對我來說,華森的姿態尤其令人痛苦。有一天,在系務會議上,我很天真的建議道,系裡需要更多年輕的演化生物學者,以平衡發展;最起碼,我們應該把現有的人數從一名(就是本人)增為兩名。我告訴洗耳恭聽的教授們,史密世(Frederick Smith)是作風新派、很有潛力的族群生態學家,最近才剛被哈佛設計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從密西根大學那兒挖過來。我大略講述了一下史密世的優點,並指出教授環境生物學的重要性。我提議,按照系上標準程序聘用史密世成為生物系裡的一員。

華森輕聲哼道:「他們瘋了嗎?」

「什麼意思?」我是真的聽不懂。

「只有瘋子才會想要聘用生態學家,」這位分子生物學界的活神仙如此答道。

好一會兒,屋內一片死寂。沒人開口為這項提名案辯護,但也沒有人附和華森的話。系主任雷文(Paul Levine)出面終止了這個話題。他說,這項建議並不是當務之急,等到書面資料齊備後,我們或許會再找個時間來審查這項提名案。當然,後來我們並沒有這麼做。一直等到分子生物學家離開生物系,自創新的學系之後,史密世才獲聘成為哈佛生物系的一份子。

開完這場會議後,我穿過生物實驗大樓的中庭,返回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巴葛鴻(Elso Barghoorn)從背後趕上我。他是資深的演化生物學教授,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古生物學家之一,是發現前寒武紀微化石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正人君子。

「威爾森,」他對我說:「我想我們不應該再採用『生態學』這字眼,它已經變成髒字眼了。」果然不錯,接下來那十年期間,我們多半都不再用「生態學」這個名詞了。但是,我後來才領會到這樁事件當中所蘊藏的人類學含義—當某個文化準備消滅另一個文化時,統治者首先要做的,莫過於「在官方場合禁用母語」。

分子生物學獨大

分子戰爭已經開打。生物系裡有一小批生化學家及分子生物學家,在行事態度及思考哲學方面,或多或少也加入了華森的陣營。這群人包括不久後(1967年)即以生化方面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獎的沃爾德(George Wald);蛋白質化學先驅艾智爾(John Edsall),他雖資深但年紀頗輕,經常微笑、頷首,卻又莫測高深;再來是新近由加州理工學院挖角而來、才華橫溢的年輕生物物理學家梅索森(Matthew Meselson);以及雷文,他是在1950年代,除了華森和我之外,唯一獲哈佛聘用的終身職助理教授。雷文很快就摒棄了族群生物學,開始獨個兒大力鼓吹新教義。好個熱心的變節者,我心裡這麼想。

教職員會議上,我們聚在一起,形式拘泥而緊張,就好似貝多因部落(阿拉伯遊牧民族)的酋長,團團聚在一口引發爭議的水井邊一樣。我們依次以老方法(即羅伯特議事規則),從教授任命、新聘教師,以及實驗室空間依序拿出來討論。我們全都意識到,會議上的爭論並不尋常,不是學術式的。教育哲學家赫金斯(Robert M. Hutchins)曾經說過,這類爭辯非常可悲,因為其中多的是沒意義的事。令人頭暈腦脹的權力爭奪戰,充斥在生物系裡,而我們就像是世界的縮影。

哈佛大學裡的傳統主義者,起先非常支持這場革命。我們都同意,系上需要更多分子生物學以及細胞生物學的人才。人文暨自然科學院院長以及連續多位教務長也都很快被說服,同意教員比例需要大幅調整的看法。於是,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學者在生物系內的人數迅速膨脹。曾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都保有八席教授任命案中的七個席位。

沒有人能懷疑他們的成就是否相當,至少整體而言是如此。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該如何阻止他們繼續霸占生物系,甚至最後消滅了生物學中其他重要的學門。

我的處境尤其尷尬,因為我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就位在生物實驗大樓中,這兒正是物理及化學進攻的橋頭堡,如今裡面蜂擁著成群經費充裕的分子生物學家。我發覺,這裡的氣氛非常緊張,令人沮喪。當我和華森在走廊相遇的時候,華森從未主動打過招呼,即使走廊上只有我們兩人也是如此。我很為難,不知是否也應該假裝沒看見他(這是不可能的),或是自取其辱的繼續堅持南方人的禮貌(同樣也是不可能)。最後,我決定低聲咕噥一句寒暄詞,草草帶過。

華森那幫人待人的態度從漠然到冷淡不一,除了沃爾德之外,他具有堂皇氣派的架勢。他是很友善沒錯,但是卻另有一股超然自恃以及降尊俯就的做作神態。在我們少數幾次談話的過程中,我始終沒法甩掉一種感覺:他好像是在對我背後坐著的上百位觀眾發表演說。

事實上,在1960年代末期,他的確是把在大批聽眾前發表政治及道德演講,當成他的第二項專業。在哈佛校園混亂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沃爾德總是能站在成群活躍的學運份子面前,扮演最佳演講者的角色。他是屬於那種非常優雅、脫俗的知識份子,那種會率先發動革命,而後又第一個走上死刑台的人物。對於我們這門科學的未來,他完全贊同華森的看法—生物學只有一種,有一次他這麼宣稱,那就是分子生物學。

我在這群分子生物學家中的地位,並未因1958年我比華森早幾個月獲得終身職這個事實,而稍稍提高。雖說那完全是時機上的意外事件(史丹佛大學主動邀聘我,而哈佛為了反制,也連忙聘用我),而且我也認為不論如何,他都遠較我更值得獲聘,但我可以想像華森對這件事的感受,一定糟透了。



摘自第12章〈分子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