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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毛澤東與鄧小平(節錄)



叛逆者毛澤東



本書並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傳記。因此,於本章所敘述的兩人人物形象,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第二章以後的歷史記述所提供的切入點。在此前提之下,最先浮現腦海的,分別是兩人的「叛逆者」與「逆境者」形象。回顧毛澤東的生涯,一般而言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在先前所述近藤邦康的《毛澤東》一書中,將前期的毛澤東視為革命家,後期視為建設者。關於前期的認識,大多呈現共通的看法,但也有論者提出,毛澤東後期的作為實為獨裁者,甚至是皇帝化的見解。又或者是在一九七○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時,曾說自己是「無髮無天」,也有人因此評論他為「孤獨的修行僧」或是「孤獨的、永遠的革命家」。



若要問我毛澤東一生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何?我想應該就是面對著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所展現的「叛逆」精神。然而矛盾的是,當毛澤東自己成為「權威者」時,卻不容許被他人否定。促使毛澤東成為叛逆者,是年少時代對「父親」的反抗。他對艾德加.史諾陳述自己少年時期的軼事,也大多是與父親的對立回憶。



「家中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也就是統治者。反對黨則是我與母親、弟弟,有時候也包含家中雇人。……約在我十三歲時,某次父親招待許多客人來到家中,我卻當場與父親起了口角衝突。我父親當著眾人之面罵我是個懶人、廢物。這樣的言詞激怒了我,我也以咒罵還擊,並離家出走。」



十四歲時,父母單方面安排毛澤東與一位二十歲的女性結婚,毛澤東拒絕接受,而且也從來沒有與這位女性一同生活。



毛澤東二十五歲時(一九一八年),大約是他離開湖南半年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擔任事務員,此時他對於北京大學所象徵的「知識人的權威」之觀念,萌生反感之意。與毛澤東同年紀,後來成為知識界中最高權威者之一的梁漱溟,當時已於北京大學執教。雖然兩人見過幾次面,但梁漱溟完全沒有把當時的毛澤東放在眼裡。建國後,兩人立場倒置,毛對著梁漱溟大罵說:「你實在是又臭又髒。」此後,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地位排名第九,臭不可聞之人),直至文革結束前都翻不了身。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黨大會十二名參加者的其中一人。後來,不管是受到軍閥與國民黨、地主勢力等嚴厲的壓迫,亦或是在上層領導者遭到殺害、改變政治立場、失勢等瞬息萬變的局勢中,毛秉持一貫的精神,擔負革命運動的一翼。儘管如此,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之後,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等深受蘇聯、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者志趣相左,被黨中央劃為黨內非主流。



但毛澤東秉持獨自的想法與強烈的意志,以湖南、江西一帶為中心,建立農村根據地,並加以擴大,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毛澤東在農村根據地的防禦被蔣介石的軍隊攻破(當時他的軍事指導權被剝奪)後,於「長征」的大遷徙中,在貴州省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獲得中國共產黨內實際的領導權。這已經是建黨十四年後的事情。



向蘇聯的權威挑戰



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向矗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挑戰。其一是抗日戰爭期間及其結束時,挑戰了中國的最高權威者蔣介石。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後正式開始。所謂一致抗日,意思是在以蔣介石為最高司令官的統一政府、統一國民革命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抗日活動。對此,雖然毛澤東在表面上予以承認,實際上卻已經在西安北部黃土高原一帶的根據地,取得實質的統治權,當時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共產黨軍,毛亦未交出指揮權。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召開以「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為目標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亦即所謂的「重慶會談」,雙方同意實現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而統一的中華民國。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願讓出自己手中的政權及軍權,最後爆發國共內戰。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說是毛澤東向「蔣介石的權威」的反叛、挑戰。



毛的另一個「叛逆」,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長期以來,史達林都無視毛澤東的存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自建黨以來都是跟隨共產國際的腳步,而毛澤東則是唯一一位不是共產國際及史達林指名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毛的叛逆之矛,並沒有直接針對史達林。但是,據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件(西安事變)中,毛澤東看見史達林「盡快釋放蔣介石」的秘密電報後十分憤怒,因為他原本強硬主張,應該將軟禁中的蔣介石處死。



儘管如此,在建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便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雖然在莫斯科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毛卻受到史達林冷淡地對待,嘗盡辛酸。先不管表面上的態度如何,實際上毛恐怕一直拒絕臣服於史達林的權力之下。一九五○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表面上是「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以中國的立場看來,背後卻是被強迫簽定數個「侵害主權」的秘密協定。這對誕生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其實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得不依附蘇聯的現實。



不難想像,在史達林死後,毛會將累積的怨憤不滿,一股腦兒地擲向蘇聯。相對於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毛則是以「擁護史達林」的形式,開始公然地挑戰「蘇聯的權威」。中蘇對立的嚴峻程度,正如後所述,就連共產主義的大義、與強敵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被模糊化。最後,甚至愚弄、犧牲一同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當自身是「弱者」之時,叛逆大多意味著革命。而當自己成為「強者」之時,若仍鼓吹「叛逆」,則容易導致巨大的「破壞、混亂」。



逆境者鄧小平



若是將「叛逆者」視為毛澤東的首要特徵,那麼該如何看待鄧小平?眾所周知,鄧小平是身高約一百五十多公分的矮個子,既不能說是儀表非凡,也不算是引人注目。生長在四川鄉下的富裕家庭,擁有最好的環境,並受到家中長輩的疼愛。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大相逕庭。楊炳章的《鄧小平――政治的傳記》中,對於少年時期的鄧小平有如下的評述:「成績不上不下,是個普通的學生」、「鄧在(準備留學的)補習班中也表現平平,並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印象」、「鄧本來的政治意識不高,年紀也輕。……並沒有像陳毅、聶榮臻等、其他的四川同鄉讓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鄧小平獲得至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因而離開中國,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於法國半工半讀,這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但是這個時期的鄧小平,並沒有像周恩來一樣有著輝煌的活動經歷,他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少年》中工作,幫忙蠟版油印,最後獲得「油印博士」的封號,這段軼事亦十分有名。一九二六年鄧小平經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後便負責黨中央內部的記錄工作等秘書性質的活動。從這些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顯露出任何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的跡象。



雖然鄧小平個子矮小,稱不上風度翩翩,能力也不怎麼起眼,但或許是基於強烈的自尊心,使他鍛鍊出「忍耐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貫徹自我主張的精神」。勤工儉學計畫也因他的成績不佳,而必須自付一半的留學支出。年僅十六歲的他,是參加者中年紀最小的。他在船艙最下等的底層甲板上待了近一百天的時日,到了法國在最糟的勞動條件下工作,被揶揄為「油印博士」般的、勤勉持續地做著屈居人下的差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鄧小平不知不覺地鍛鍊成「逆境中的強者」=逆境者。



關於鄧小平的私人生活雖然只是外界臆測,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時,與姿色端麗的金維映女鬥士結為連理,無奈這段婚姻只維持短短一年便告結束。金維映在離婚後不久與李維漢再婚。李維漢比鄧小平年長八歲,是法國勤工儉學計畫的學長,擁有輝煌的經歷。一九二八年任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其後歷任上海、江蘇的最高幹部,一九三一年外派至蘇聯,一九三三年回國後成為黨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組織部長。金維映與李維漢結婚後不久便生下李鐵映(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這一連串的事情,而有鄧小平被李維漢「奪妻」的說法。話雖如此,寒山碧卻指稱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



無論如何,這對鄧小平而言,確實是「身為男性的屈辱」。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中,鄧小平也不得不忍耐。鄧小平在離婚後不久便任職江西省黨委員會宣傳部長,在留蘇派掌握權力的黨中央內,被批判為「羅明路線」的推進者,被剝奪所有職務,並「留黨察看」,這是他在黨內第一次失勢。這個事件的原委是,為了對抗國民黨軍的「包圍討伐」,黨中央採取「寸土不讓」的方針,但福建省黨委員會代理書記羅明卻與中央不同調,表明採用毛澤東的「放棄據點,展開游擊戰」的方式,鄧小平也表示支持;因此被黨中央批判為「右傾的機會主義」,遭到整肅。鄧小平在「留黨察看」的狀態下開始長征,被編入前妻金維映所指揮的中央第二縱隊,其上又有司令官兼政治委員李維漢,他不得不像一名兵士般表現出追隨與服從。對鄧小平個人來說,這恐怕像是在巨大的屈辱之下偷生,才得以完成不可思議的長征。



再度失勢



然而,對鄧小平而言,其後,特別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為止,他在政治舞台的活動經歷,可以用「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來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憑藉著親近毛澤東而逐漸活躍,並浮上了檯面。然而,在大躍進的「大挫折」後,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設國家及社會的方式抱持著疑義,實際上打算推行完全迥異的經濟建設模式,不料等待著他的、卻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特大號陷阱。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不久,他便被紅衛兵拖上街,冠上「中國排名第二的當權派」的罪名,受盡屈辱而失勢。



不過,與最大當權派的劉少奇,被剝除黨籍、永久除名後失意病死的狀況相比,鄧小平被處分「留黨察看」三年半,軟禁在江西省農村中的境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此逆境中,鄧小平把時間花費在讀書、勞動以及鍛鍊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看見他在宿舍庭院中繞了數十圈的身影後,寫下這段文字:「看著父親堅定且快速的步伐,便能清楚明白,他是為了將來的戰鬥做準備,父親的信念、計畫及決心已越來越明確,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穩固。」



一九七六年一月,堪稱為鄧小平的伯樂─周恩來因癌症逝世後,鄧被冠以「死不悔改的當權派」之罪名再度失勢。鄧小平對於這次的失勢,展現了頑強不屈的姿態。之後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華國鋒懇求,希望華國鋒允許自己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民眾離開廣場。此時,鄧小平與「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爭論,被記錄在某一部後來被禁止發行的書籍中:



張春橋冷笑地說道:「太遲了,小平同志。你就不要再演戲了。」鄧小平以威懾的眼神使勁地瞪著他,露出冷冷的一抹笑容回答說:「春橋同志,這次我倒想要看看你的把戲,要怎麼落幕。」語畢,鄧小平憤然起身,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



對於年過七十、數度戰勝逆境的鄧小平而言,這種程度的「挫折」,或許已經不到值得賭上生死的程度。其後,正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失勢,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如同不死鳥一般復活於政壇,帶領著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路線邁進。



謁見「皇帝」



在過去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黨內高層領導者曾以「同志」互稱。在延安洞窟中,曾有一段小插曲,描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大喊「毛同志快起來!」叫醒還在午睡的毛澤東,並與毛爭論。然而建國以後,毛澤東在領導階層中逐漸突出,不久後,過去的同志們便以「毛主席」、「偉大的毛主席」稱呼毛澤東。毛突然提倡「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及一九五五年推動「農業集體化」等強硬主張,並沒有受到同志們的反對與異議,毛也變得無法接受他人的意見。但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和其他高層領導者之間仍有著激烈的論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及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懷失勢事件」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和毛澤東論爭。反右派鬥爭,主要是「引蛇出洞」,假意讓民主黨派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自由發言,再毫不寬容地加以打擊。與毛同為湖南出身的彭德懷,幾乎是當時唯一能夠以近乎對等的形式與毛對話的人。彭德懷失勢事件,是彭向毛訴說大躍進急進的錯誤所造成的慘況,但卻激怒毛澤東,而受到彈劾,此後再也沒有人敢正面地向毛進言。



然而,實際上在大躍進失敗後,毛的威信也開始下滑,反之,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聲望開始高漲。面對如此狀況的「叛逆」、「逆襲」,即是導致文革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毛澤東走向皇帝化的過程。從文革初期有名的照片中可以看見,毛在天安門廣場上謁見一百萬紅衛兵時的姿態,宛如「皇帝」一般。有關皇帝化的毛澤東,可以從其私人醫生李志綏生動的描寫中得知一二。一生抗拒刷牙與洗澡、自在地讓年輕女性陪侍、無論部下身處何處,隨時召喚到跟前下達命令(即便是周恩來也不例外)等,毛澤東宛如獨裁者的姿態,清楚地呈現在李志綏的筆下。



傳言毛在死前留給後繼者華國鋒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是巧妙地象徵了皇帝權力的繼承儀式。被稱為是「進步性」、高喊著「人民的解放」的共產主義政黨,其領導人的繼承以如此形式進行的事實,以及毛澤東「革命性的思想」與其自身作為領導者的舉止之間的關聯,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毛在文革中向史諾述說「自己是無髮無天」,這個自我陳述後來成為討論的話題。當時被認為是「孤獨的修行僧」之意,解釋為毛不眷戀權力,即使是隻身一人,身為革命家的他也會遵從其信念而行。但是,後來竹內實指出,「髮」與「法」的發音相同,因此應該解釋為「無法無天(毫無畏懼)的帝王」較為妥當。



權力的完全繼承



相較之下,鄧小平又是如何?鄧掌握權力的時期,被認為是一九七八的秋天左右,與華國鋒爭權,並確立自己的路線之時。然而,鄧小平體制的確立則是在四年後,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於此過程中,不只是先前所敘述的「保守派」陳雲及李鵬等人,也包含對王震、楊尚昆、鄧力群、葉劍英等資深幹部的細心關照。因此,無論是改革派或保守派、年長者或年輕階層、知識分子或軍人,皆仰慕鄧小平,其支持階層十分地厚實。另外,在臺灣問題方面,轉向「和平統一」的方式,提倡一國兩制等,皆是之前其他領導階層已提出之主張,並非為鄧的獨有主張。從這些點看來,與其說鄧小平是一位獨裁者,不如說他是一位提倡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掌舵者、協調者」來得恰當。



然而,鄧小平在後繼者的指名上,也是根據他絕對的判斷。他於一九八二年時期,分別提拔胡耀邦、趙紫陽為總書記、總理時,曾熱切地說道:「就算自己到了天上,地上也還有胡、趙二人。」對兩人寄予莫大的期待與信賴。另外,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上,設置「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外資、提倡經濟的市場化等,這些皆歸功於鄧小平不屈的決斷力。一九八九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中,發布「戒嚴令」,決定以軍隊介入的決定者也是鄧小平。此時,趙紫陽總書記對學生們採取同情態度,並反對戒嚴令。鄧小平毅然地捨棄趙紫陽,提拔江澤民成為新一任的總書記。但是,二○○一年出版的《天安門文書》中提到,拔擢江澤民是陳雲、李先念的推薦,因此留下疑問。由這些過程中,可以說鄧小平也是朝著「皇帝化」的方向前進。



一九九二年春節,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的開放都市,並為了再次加速推動改革開放,而發表了重要講話,亦即「南巡講話」。這可以說是「鄧小平最後的宣言」。「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等,而鄧的呼籲,正好與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呼籲加速推動「農業合作化」的著名講話相互重疊。此後,原本停滯的中國經濟就像是在熱鍋上的豆子般蹦裂,在各地蓬勃發展。我感受到鄧小平的「毛澤東化」,抑或說是「皇帝化」,便是從那時候開始。



但是,鄧小平並不像毛澤東一般,作為皇帝般的人物,直至最後都還執著於權力。一九八九年的秋天,當鄧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後,他將直至最後也不願放手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地位讓與江澤民,至少在立場上,完全地成為一介黨員。另外,鄧在南巡講話隔年(一九九三年)春節上過電視後,直至死前,便再也沒有出現在眾人眼前。一九九四年後,正式宣告「已完成從第二代交棒給第三代的權力交接」的官方發言。一九九七年二月,鄧離開人世。如此看來,鄧小平有時獨裁,宛如「皇帝」一般,單方面強硬地執行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開明的領導者,聆聽並考慮他人的意見,懂得協調與維持平衡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