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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仰起臉,用近乎哀求的眼光望著宋瑞樓,他在期待什麼?無非是「你的病一定會好起來」之類的保證。宋瑞樓也很清楚這一點,只是⋯⋯看看眼前這幅熟悉的畫面:眼角泛黃、肚子又硬又突,多麼典型的肝硬化、肝癌末期病徵。宋瑞樓心裡明白,他的病情只會一天天加重沒得救了;但是,你要怎樣開口告訴眼前這名年僅四十多歲,育有一群兒女的父親?

宋瑞樓猶疑了一會兒,低聲囑咐一句「安心靜養」,便匆匆步出病房,心頭卻始終揮不去沉重的無力感。天天面對這種場面,真是太令人傷感了;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更加強化他迎戰肝病的決心。「究竟要怎樣才能早期發現肝硬化、肝癌?我腦筋裡始終沒停過這個難題,」宋瑞樓回憶。

懸壺之夢

宋瑞樓出生新竹,從小長在醫師世家,個性溫文,而且天生就帶有一些社會主義的傾向,看到班上家境差的同學下課後有忙不完的家事田工,他都會暗自難過,隱隱覺得大家應該平等才是。

家庭背景再加上心底自發的同胞愛,行醫一直是宋瑞樓的志向。進入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系,接觸到各門基礎醫學,他更加熱愛這條路,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利用先進的科學方法來為人治病。然而,進入臨床實習階段後,宋瑞樓很驚訝的發現:基礎醫學課堂上學來的那些實驗,其實很少能貼切應用到臨床診斷上;更令人沮喪的是,很多疾病,所謂的現代醫學根本沒有對策。簡單的說:1940 年代台灣的醫學根本不能算是科學。

外科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個年代,外科醫師最具有「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的本領;而醫學生心目中的英雄也一直是外科醫師。除了「外科具有救人本領」之外,宋瑞樓的羨慕也有部分源自家庭背景。「事實上,我父親原本希望我走外科。他是全科醫師,外科也去過一年半,也會開刀。但自從全身麻醉技術出來後(外科不能兼做麻醉),開刀他就沒有份了。他的病人送到新竹、台北開刀時,他常會跟在旁邊看,大概是很感興趣。所以很希望我當外科醫師。」

抱著這樣的期待,宋瑞樓在醫學生時代就很留意外科的動向,找時間就往外科跑。然而,幾次實際經驗卻令他斷了這個想法。「我身體不太好。開刀房裡面很熱,我一進去,才待了差不多十五分鐘,就受不了跑出來。那時候我就知道,自己當不成外科醫師。」

生化科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那至少是很先進的學門,也就是宋瑞樓眼中「很科學」的學門。但是,有位台籍前輩卻警告宋瑞樓不要去生化科,因為生化科裡有兩個第一屆台北帝大醫科的日籍畢業生,一方面把助手空缺都占滿了,另一方面他們又特別排斥台灣人,去了,恐怕會被欺壓得很慘。所以,外科不能去,生化科也不能去;怎麼辦呢?沒想到,由於一連串因緣際會,1941年宋瑞樓畢業時,卻進入學生時代認為不科學的內科。

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任部長三田定則很強調內科的發展,因此設立了三個內科,三者在教學和看病方面沒有差別,但研究主題各不相同,分別是結核病、台灣特有的風土疾病(例如瘧疾)以及消化性疾病。其中,第三內科便是專攻消化性疾病,肝膽方面的毛病也包括在內。

早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就發現台灣的肝癌以及黃疸性肝炎特別多。黃疸性肝炎當時叫做加答爾性黃疸(Catarrhal jaundice)。那時就有人懷疑,黃疸性肝炎可能是一種傳染病。例如,日本在中國大陸東北所蓋的奉天醫科大學裡,一名小兒科教授發現,當地學童會發生黃疸的流行。他認為應該是屬於某種傳染病,於是,便著手採集患者的血液、大小便⋯⋯,進行細菌培養,卻都沒能找到任何相關細菌。但是,他注意到另一個現象,患者的白血球數目減少了。因此,他起了疑心:這種病原體會不會是某種病毒?不過很可惜,他日後針對黃疸所做的一連串動物試驗,如老鼠、兔子等都不成功,始終沒找著他心目中神祕的黃疸病毒。日本肝病患者比起歐美,原本已經算是多了,但比起台灣卻又大大不如,真是滿奇特的地域差異。

主持日本帝大醫學部第三內科的日本教授澤田藤一郎來到台灣後,很驚訝的發現,台灣竟然有這麼多的肝病患者,特別是肝癌,這種盛況在日本是從沒見過的。澤田藤一郎原本專攻人體解毒作用,用生化學方法來研究身體如何化解毒物;這時看到這麼多肝病患者,就很感興趣,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法子能加強肝功能檢驗。不過,當時肝功能檢驗方法不多,而且不夠權威,做起來又相當辛苦。當時沒有技術員,所有血液、大小便檢查以及抽胃液,都是醫師自己來。兩位前輩都中途開溜了,最後,發展肝功能檢驗這項大任終於落到第三屆畢業生宋瑞樓肩上。

在日本教授的鼓勵下,宋瑞樓做得雖然辛苦,但是也愈來愈有興趣。那時的做法是,把病人血清拿來,加上生汞,讓蛋白質沉澱,然後根據沉澱的情況,來判斷肝功能正不正常。為了證明這種異常的原因,宋瑞樓還嘗試去測定血清裡白蛋白(albumin)和球蛋白(globulin)各有多少,甚至也去測定非蛋白質的氮。因為當時已經知道,食物中的蛋白質分解成胺基酸後,會經由門脈到肝臟,然後在肝裡組成人的蛋白質;另外,體內陳舊的蛋白質則會在肝臟分解,變成尿素,由腎臟排出。因此,肝功能如果不好,這個代謝步驟就不理想。

「所以,我們就是做這些研究,來判斷肝功能好不好。但是,我看到不少病人,來診時就已經是末期了。例如肝硬化,幾乎都已經是大肚子、有腹水的,我都沒辦法治療。」

如何才能搶在病魔高奏凱歌之前,破解這道降臨在台灣百姓身上的詛咒?宋瑞樓明白這不是一場能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而是一場需要堅韌意志的持久戰;時間方面,他很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

然而,日後這場與肝炎的戰爭所動員到的學門和人力,牽連之

廣,還是遠超過1950 年代在台大醫院孤軍奮戰的宋瑞樓所能想像。

羅光瑞西方取經

羅光瑞耐著性子,一連打了十幾次火,老爺車才終於回心轉意,驚天動地的發動起來,轟隆、轟隆向前跑,沿途響得跟坦克似的。然而坐在車裡的羅光瑞還是心滿意足,畢竟多虧這輛二手車,他才能自由穿梭於西雅圖大學和醫院之間,善加利用赴美進修的分秒光陰。

這趟進修機會,真是得來不易。其實早在1961年,羅光瑞就已經通過各種考試,完成留美在職進修申請手續,但是每次公文送上去,就被駁回,一直拖了三年多。實在等不下去,羅光瑞託了好多關係去打聽,才發現原來多年前有一名大陸親戚在中共親情戰號令下,寫過一封信給他。結果,這封信羅光瑞連看都沒看到,就直接進入人事檔案,成為羅光瑞的汙點。

好不容易經過重重澄清、說明,年齡已達三十好幾的羅光瑞,終於以陸軍801 總醫院胃腸科專科醫師身分,來到位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進修,期望能習得最先進的肝病療法。

然而,太平洋彼岸的金元王國卻讓他失望了。初抵美國,羅光瑞以臨床研究員身分,觀摩看診。有一回看到某個病人,愈看愈不對勁,摸一摸,肝腫得很大,羅光瑞脫口便說,這恐怕是肝癌。沒想到,此話一出,滿屋子的大小醫師都哄笑起來。

原來,在美國,因肝硬化而導致肝腫大、腹水的病人雖然不少,但是罹患肝癌的人卻少得可憐。這點和台灣的情形有很大出入。為什麼有這樣的差異呢?當時只知道是因為兩個地區的肝硬化形成病因不同。在台灣,許多肝硬化都是由於肝炎所引發的,但在美國,大部分肝硬化都是因為酗酒而造成;至於,為何台灣肝病導致的肝硬化,這麼容易轉變成肝癌,在1960 年代還是一個謎,而且是一個西方國家並不很關心的謎。

其實,也難怪這些西方醫師對於「肝癌」這個字眼覺得這麼稀奇、這麼好笑,羅光瑞自己在親身接觸胃腸科臨床工作之前,也同樣不了解肝病在中國人社會裡頭肆虐的嚴重程度。

說起來,羅光瑞對於肝病,原本也是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羅光瑞出生湖北棗陽鄉村殷實的農家,童年稱得上快樂無憂。十三歲那年,因為正逢抗日,羅光瑞離家遠赴後方山裡念中學。次年暑假返鄉才知道母親已經病逝半年了。父親因為怕影響他的課業,所以沒有及時通知他。

乍然得知這個噩耗,羅光瑞無法自己,跑到母親墳上放聲痛哭。他母親是因為氣喘宿疾發作,雖然緊急送醫,但是因為鄉裡一個醫師也沒有,最近的醫師遠在四十華里(二十公里)外的縣城,用牛車再怎麼趕送,都來不及,所以途中就斷氣了。年僅十四歲的羅光瑞,跪在母親墳前,涕泗縱橫,誓言將來一定要學醫,要回到家鄉,替無助的鄉民服務。



摘自第1章〈華人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