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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念成灰 一事無成(自序)

 

在中國,“名士風流”這四個字似乎滿含褒贊的意思,其實未必盡然。

清代著名朴學家段玉裁對外孫龔自珍寄予厚望,諄諄告誡道:“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很顯然,在段玉裁看來,龔自珍做名儒和名臣要優於做名士,因為名儒被讀書人敬若神明,名臣被皇帝爺倚為心腹,都有好果子吃。名士衣褐懷寶,張揚性情,炫耀才智,常在醇酒美人之間周旋,快活固然快活,但會招忌惹禍。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名臣斥責名士。

 

清末大詩人易順鼎在廣西龍州署理道台三個月,因為極力反對“裁綠營,停邊餉”觸怒兩廣總督岑春煊,被後者定性為“荒唐”,斥駡為“名士畫餅”(諷刺他只是畫餅樣的名士,于國無用),痛加參劾。生成的眉毛長成的痣,性格決定命運,易順鼎更樂意做不拘形跡的名士。他們在“恣肆”二字上可謂下足了工夫,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感於風月,情及倡優,放浪形骸,自足快意。名士若走向極端,就會披猖無忌,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蹈於絕境而不旋踵。葉德輝在長沙做街霸,養小白臉,包娼包賭,辱駡維新人士皮錫瑞、熊希齡和革命家黃興,甚至寫對聯詈罵農會會員是“一班雜種”和“六畜成群”,一系列“高難度動作”直接斷送了他的老命。

 

名士樂得高蹈遠舉,他們傲岸狷潔,與權貴打交道,詞氣亦不肯屈折半分。“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們念此口訣,嚴守底線。何紹基書法超妙,人格高尚,終生追求不俗之境。他說:“所謂俗者,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之謂俗。直起直落,獨往獨來,有感則通,見義則赴,是謂不俗。”何紹基心口如一,心手如一,書法作品遂被時人和後人視為通國之寶和連城之璧。王闓運與曾國藩、左宗棠交往,儘管禮貌端端,但始終無一言諛之,無一顏媚之。他出於大義,在書信中還責備過這兩位當朝大佬一個是“收人材不求人材”,另一個是“用人材不求人材”,而他身居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之必不治也”。王闓運受命(當然笑納了豐厚的潤筆費)著《湘軍志》,卻不肯為豪強之輩隱惡遮醜,最終鬧到毀版的程度,幾乎嘗到湘軍老將們惡狠狠的拳頭。由此可見,王闓運既有名士之氣,亦有史家之風。迄至耄耋高齡,他被弟子楊度哄到北京,出掌國史館,袁世凱意欲稱帝,想要仰仗於國內耆宿。王翁到了京城,一看袁世凱成色太差,野心太大,立刻掛印南歸,才保晚節。王闓運學問好,詩文不賴,平生交遊遍天下,《湘綺樓日記》中笑料奇多,他抄書給出嫁的女兒填奩,最是可愛。

 

近代以來,名士多於過江之鯽,高僧從名士中化脫而出者亦不乏其人。弘一法師(李叔同)、曼殊上人(蘇曼殊)和八指頭陀(釋敬安)頗為世人所稱道。未出家前,李叔同是百分之百的名士,“二十文章驚海內”,絕不是王婆賣瓜,北裡名妓為之傾心,南都才子與之結社。一旦禪心開悟,即盡棄人間浮名虛譽,虔誠剃度,皈依三寶,文藝名士終成律宗高僧,這個轉身極為華麗。蘇曼殊身世飄零,少年出家,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彷徨未定,他愛國可以捨命,愛美人愛美食同樣可以捨命,這位“兵火頭陀”“革命和尚”實則是一位孩子氣十足的名士,他自稱“天下第一傷心詞客”,傷心是因為他在愛情的神廟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願望無法實現,心魔難以降服。八指頭陀是苦修苦行的高僧,為了奉佛,他在佛像前的長明燈上燒斷兩根手指,但他最令人稱道的卻是詩歌。一個大字不識一籮的放牛娃,到了廟裡,數年間即成為著名詩僧,與王闓運、楊度、易順鼎這些大名家唱和,其白梅詩堪稱近代詩壇一絕。“詩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八指頭陀的詩就是佛法,他的佛法就是詩,詩禪一味,很可能這是天意成全。

 

20世紀20年代末,楊杏佛在上海中國公學演講,將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角色演變歸納為“三士論”:年輕時,心憂天下,是志士;壯年時,有了聲譽地位,是名士;到了晚年,吃齋念佛,是居士。表面看去,他們為國家為社會傾其所有,奉獻了畢生精力和全部才華,其實百念俱廢,一事無成。“英雄到老終歸佛,名將還山不言兵”,這副聯語不僅變成了某些大人物的遮羞布,而且變成了他們的免戰牌,將它堂而皇之地掛在家門口,眾人就得朝它焚香叩頭,讚歎之不足則豔羨之,豔羨之不足則膜拜之。要知道,在龍鍾古國裡,集志士、名士、居士于一身的高夀老翁必定被尊崇為“國寶”和“人瑞”。

名士高僧,參差多態,未可一概而論。但也有其共同點:名士的成色越足,則底氣越足;高僧的天機越深,則道行越深。這個結論大致是不會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