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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

陳光興



一、前言

對於中文讀者而言,在歷史與結構位置上一樣同屬於第三世界,兩岸四地及包括新馬的華文世界,其實與亞、非、拉各地其實分享著諸多共通的經驗:殖民、內戰、冷戰、移民、難民、後發資本、壓縮現代、威權統治、強人政治、族群矛盾、民主轉型等等,但也正因為這些經驗所帶來的迫切壓力,造成我們慣於將目光投向試圖學習、超趕的歐美,而與這些地區缺乏更為積極、具體的認識與互動,無法建立更為多元的參照,豐富我們的自我理解、定位與認知;特別是處於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少了亞非拉的知識視角,對於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頗。

因為推動2015年「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動的緣分,結識了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一年多來閱讀了他的重要專著,一起貼身工作,閱讀、對話與相處中受到相當多的啟發。透過初步的譯介,期待耐心的讀者能夠在閱讀中慢慢發現他在樸實無華的書寫中所展現的思想方式,暗含了尋找另類知識出路的可能性,他極為落地的理論化工作是建立在歷史的分析上,不僅有見地,有解釋力,也對現實的困境有膽識地提出解套的政治想像,我想這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共同分享的情懷,不會只滿足於所謂客觀、抽離式的分析,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以知識介入重大的議題時,都是以深厚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對於問題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靜論辯的理論高度。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曼達尼在過去四十多年的知識積累中,體現出一個立足非洲/第三世界、面向世界史的思維方式(mode of thought)。這是我們投入翻譯計劃的核心動力之所在。

非洲與亞洲地區的構成雖然差異很大,但是又有許多經驗與我們互通,藉由彼此的相互參照,相信能開展出新的問題意識,相互揭示遮蔽掉的核心議題。特別是有幸透過曼達尼與去年離世的友人Sam Moyo接觸到泛非思想團體「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簡稱CODESRIA),這個跨國平台四十多年間深耕出屬於非洲的現代知識傳統,造就了有前瞻性視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國家的非洲區域內與跨洲比較研究的視野與能耐,在世界範圍內是獨具一格的知識社群,在許多方面比我們超前。希望藉由把曼達尼的思想工作帶入中文與亞洲的語境,讓我們能夠開始與非洲的思想界形成目前無法預測的互動關係。也期待在過去有遠見的前輩們已經開啟「第三世界」的道路上,會有更多有心的朋友們能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開展與亞非拉地區的知識連帶。

作為初步對於非洲思想界的譯介,本讀本翻譯了曼達尼的五篇文章與一篇訪談,這些文章的論據立足非洲而所觸及的議題──國家民族主義與民眾運動、人權/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義、大學的去殖民等──對中文世界並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來理解非洲狀況的銜接點,或許可以激發我們自身語境的討論,工作團隊也特別製作的訪談希望有助於了解作者的生命軌跡與其所處大歷史之間的勾連,期待在未來能夠陸續以讀本與專著翻譯,讓讀者能夠對非洲當代思想有更為進一步的認識。



二、曼達尼的思想及其時代



曼達尼是非洲當代主要的思想家,1946生於印度裔穆斯林第三代移民家庭,成長於殖民時期的烏干達。少年時期親身體驗英國殖民體制的種族隔離狀態,受到民族主義反帝運動的洗禮。1962年烏干達獨立,在全球冷戰的競爭中美國政府提供了二十個獎學金的名額作為賀禮,曼達尼因為成績優異,次年被選派至匹茲堡大學學習工程,碰上全美六〇年代的學運熱潮,開始捲入政治活動,因而轉系攻讀政治學,參與民權運動。1967年畢業後進入塔虎托大學的Fletcher學院攻讀政經發展與法律外交,1969年取得碩士學位,進入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班就讀,學習期間完成第一本著作《人口控制的迷思:一個印度村子裡的家庭、階級與種姓制度》(The Myth of Population Control: Family, Class and Caste in an Indian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該書以印度農村的經驗為論證的基礎,指出第三世界控制生育人口政策的失敗,不能孤立的以老百姓非理性的態度來解釋,而在於整體社會條件的惡劣,要能改變更為寬廣的貧困、階級、種性等結構性問題,才可能改變農民的態度。

1972年他回到坎帕拉(Kampala,烏干達首府)在馬凱雷雷(Makerere)大學擔任助理,同時進行博士論文田野研究。此時碰上軍事強人阿敏(Idi Amin)政權的「排亞」政策,因印裔身分流亡倫敦,滯留難民營期間完成第二本的專書《從公民到難民:烏干達亞裔赴英記》(From Citizen to Refugee: Uganda Asians come to Britain, London: Francis Pinter Ltd., 1973),這本文情並茂的報告記錄、分析印度移民成為代罪羔羊的政經、精神困境。1973年在友人安排下回到東非坦桑尼亞德雷沙蘭(Dar es Salaam)大學任教,開始了爾後四十多年的教學研究生涯。1974年完成博士論文,《烏干達的政治與階級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這本專論成為理解烏干達現代史,特別是五〇至七〇年代轉化的重要著作,展現了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底,也奠定了他日後其他著作將分析對象歷史化、理論化的基本思維方式。德雷沙蘭大學時期,對這位年輕老師而言是極為關鍵的養成階段,那是個思想噴發的年代,坦尚尼亞1964年獨立建國,領導人尼雷爾(Julius Nyerere)的社會主義思想受到毛澤東農業集體化的影響,主導著國家各個層面的發展,校園裡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小型讀書會,討論《資本論》、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農業問題、烏干達的政治社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第三世界的思想在此時成為看待非洲問題的主要的理論資源。也是在七〇年代中後期,曼達尼與剛剛成立不久的跨國民間團體CODESRIA發生了延續至今的關係,他的泛非主義信念在這個團體的運作中找到了知識的歸屬,日後發展出以非洲作為整體進行分析的能力,正是在這個成員來自各地的組織,經過長期的相互學習、論辯逐漸培養出來的。

1980年阿敏政權被推翻後,曼達尼重返烏干達,任教於殖民時期就已成立的馬凱雷雷大學的政治系,在此期間碰上內戰(1981至1986),思想空間萎縮,而因為政府與北朝鮮關係良好,與友人成立了「烏朝友好協會」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工廠、村莊設立五十多個分支機構,組織讀書會外,支持勞苦大眾,也因此有機會在八〇年代初期經北京訪問平壤。《烏干達的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84)一書的前身,就是為鐵路工人所寫的讀書會教材,它解剖了阿敏體制內外關係中形成的基本性質,以「新殖民主義」概念串聯內部的法西斯與外部的帝國主義,這本著作所形成的分析架構,不僅對認識烏干達的政體留下了當時的思考,對戰後第三世界各地出現的強人威權體制的理解,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啟發(蔣介石、朴正熙、李光耀、蘇哈托等):在全球冷戰美蘇對峙的格局中,新興獨立國家體質虛弱、資源短缺但又百廢待舉,內部多種政治勢力的競逐,提供了國際強權介入的溫床,新殖民主義以代理人的方式與在地軍事強人結合,以經援、軍援進行遙控,延續了舊殖民帝國主義對於相對弱勢地區的宰制與分化,這樣的格局在亞非拉各地維持至今。1984年,因為批評總統奧博特(Milton Obote)的政策,他的公民權遭撤銷,禁止入境,直到1986年政權垮台才得以返國。次年,親身感受到在政局動盪中更要維持獨立研究的重要性,透過與CODESRIA的合作,他推動建立了烏干達第一個民間研究機構,「基礎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 簡稱CBR),在政權深入大學體制的外部搭起自主的知識網絡,試圖將當地的政經社會基本研究與更為寬廣的非洲視野連接起來。

1991年曼達尼與印度著名女導演奈爾(Mira Nair)成婚。雖然本身為印裔,非洲的身分認同是他主要的歸屬,這個婚姻深化了他與南亞大陸長期的關係。

在主持CBR期間(1987至1996),曼達尼擴大了對南部非洲大陸的研究,完成了經典作《公民與子民:當代非洲與晚期殖民主義的遺續》(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Citizen and Subject(暫譯《公民與子民》)一書的極大成就是將非洲當成一個整體作為分析對象,試圖解答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權力結構在當代非洲是如何在歷史的變動過程中組織起來?而其組織的方式又如何制約(分化)了民眾抵抗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曼達尼提出了一個以歷史為基地的政治理論,解釋當前非洲的政治困境,核心的關鍵在於殖民史的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構造:表面上在獨立建國中由黑人原住民取代了白人統治者,但是殖民體制中所構成的「分散化的極權體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間接統治」形式下,依據所謂習俗法(customary law)所塑造、切割出來的多重「原住民權力當局」(native authority),以部落(tribe)為單位進行治理,各自為政,這樣切割分化的格局並沒有在後殖民的狀態中經過民主機制改造,反而成為衝突矛盾、利益爭奪的來源。簡單的說,殖民時期二分權力結構──白人移住民(settler)是公民,黑人原住民(native)是沒有公民權的子民──在獨立後被複製:少數統治族群(以都會為主)成為公民,原來就已經被切割成眾多的部落(以農民為主體),依舊是子民,中央政權逐步由黑人取代,地方狀態卻是殖民時期所建構出來的部落內部極權主義繼續操作,間接統治延續的結果造成部落之間的族群分化。《公民與子民》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架構,為他後來的幾本具有高度介入性的著作奠定了基礎,以非洲為整體的比較視野開創出新的學術思想方式。這種立足各地真實處境而又能跨越民族國家的分析方式,對亞洲的學術思想界會是極為重要的參考坐標。

1996年,曼達尼以AC Jordan教授的名義受聘於南非開普敦大學,主持非洲研究中心,成為非洲第一個非洲研究的講座。校方請他規畫全校學生必修的「非洲研究」的共同課程,有關奴隸與南非歷史的部分,特別是在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是相當敏感的問題,遭到人文社會學科所中既有勢力的質疑,引發公開辯論,聚集數百人圍觀。接著,曼達尼在講座的就職演說,以〈移住民何時成為原住民?〉(“When Does Settler Become a Native?”)這個尖銳的話題作為講題,激起各方關切。這個演講中,他清楚的指出,native的概念是settler殖民政權所創造的產物,由於兩者的共生性,所以必須同時被摧毀,除非能夠轉化成新的關係共生共存,setter是不會變成native的。在九〇年代中期,正當南非黑白種族隔離政策處於高度張力下的轉變期,曼達尼在理論上的介入提供了思想上的出路,聚焦在大學體制,展現在課程結構與內容的層面上,其實正是至今依然存在的知識上的去殖民問題(後詳)。在這場後來被稱為「曼達尼事件」(Mamdani Affair)的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到曼達尼能夠在面對周遭環境中出現龐大壓力時,將逆勢轉化為知識上的公共論辯,殺出一條血路,開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思考,這種抗壓精神能耐的養成,成為後來他思想上的特徵,爾後的十年中,他陸續介入處理了更具爭議、更為棘手的問題,包括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九一一後的反恐戰爭、拯救蘇丹達爾富爾(Darfur)的群眾運動,一直到近來挑戰帝國(主義)人權觀,以及美國的移住民 殖民主義至今未能去殖民化,等重大議題。

1999年,曼達尼暫時離開了非洲大陸,受聘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赫伯特·雷曼講座教授(Hebert Lehman Professor)。初到哥大期間,他完成了重要專著《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盧安達的殖民主義、原住民主義與種族滅絕》(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Princeton UP; Kampala: Fountain Publisher; Cape Town: David Philip; London: James Currey, 2001)。這個研究計畫肇因於1994年盧安達發生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慘劇,作為鄰居的烏干達人,曼達尼試圖解釋20世紀末期會發生種族滅絕(genocide)的歷史過程,並且尋求彌平衝突的解決之道。承襲了《公民與子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架構對於後殖民時期公民權危機的解析,《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更為深入的展開盧安達及區域歷史的探究,追溯胡圖(Hutu)與圖西(Tutsi)作為兩種不同的「政治身分」是如何在歷史進程中被國家機構所形塑,並且經過政治的變動中不斷產生變化。原先在非洲大湖地區使用同一語言(Kinyarwanda)所統合的人群,在18、19世紀期間逐漸被分殊,到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比利時的殖民統治將乎圖族建構成本土原住民,將圖其族打造成外來者,以「種族」界定兩者差異,至此種下日後衝突不斷的政治根源,在1962年代獨立後延續,跟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類似,以選舉方式搶奪掌控資源的國家機器,往往成為族群動員的引爆點,三十年間衝突不斷,最終於九〇年代導致不幸的全面性爆發,相互仇殺。這本研究種族滅絕的經典作,將人們無法理解、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徹底的歷史化、理論化,並在分析後開始提出大方向的理論命題,他認為衝突對立的群體要在未來如果要能夠共同生活的話,就必須重新界定正義(justice),不能繼續被理解為勝利者(victor)的專屬,而是所有生還者(survivor)所共有,能夠透過協商、吸納的民主機制,打破殖民體制留下的排他性,賦予所有住民同等的權利,才可能解決紛爭。這本著作成為後來曼達尼繼續深化種族矛盾問題探究的重要基礎。

1999年開始執教於紐約的兩年後,2001年碰上了九一一,曼達尼帶著在非洲的養成──以知識介入政治社會,事件發生的一周後,他在紐約市的公共論壇中開始討論要如何理解這個震驚全球的事件,一年半後完成了影響力最大的一本著作《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美國、冷戰與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Y: Patheon, 2004),出版後很快速的被翻譯成七種語言。這本書將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擺放在全球冷戰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解析透過將文化政治化,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的連接被打造出來。被特別是美國在越戰的失敗,美蘇的對立關係中,在世界各地發動代理人戰爭的方式相互制衡,雷根政府積極支持恐怖組織,造成後來的禍害,在冷戰的尖銳對立退潮後,伊斯蘭被建構成對立的它者,依附美國意識形態的是好穆斯林,反之則被樹立為要別打倒的對象。曼達尼在紐約期間以論辯方式介入公共議題,發揮了他冷靜思考、以研究調查為基礎的辯才,2008年被美國Foreign Policy與英國Prospect雜誌共同評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二十位公共知識分子中的前十名。

大約在同一個時期,完成《好穆斯林,壞穆斯林》後,曼達尼往來於蘇丹達爾富爾與紐約之間,最後出版了《救世主與生還者:達爾富爾、政治與反恐戰爭》(@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Y: Patheon; Dakar: CODESRIA, 2009)。這本書更是直接以知識介入政治的表現,挑戰了美國以紐約為中心上百萬人參與橫跨左右的「拯救達爾富爾運動」(Save Darfur Movement)。他的分析完整的暴露拯救運動不接地氣,完全以美國自身的主觀需求去投射達爾富爾的狀況,以救世主(saviors)的心態將衝突矛盾武斷的定位為種族滅絕(genocide),迫使美國國家機器介入蘇丹內部矛盾,反而深化了對立,不只是對2003年前後近期的變化沒有充分的把握,對於長期歷史的脈絡與衝突形成的條件與軌跡更沒有理解。在歷史上,以駱駝遊牧為生的北達爾富爾群體,與以土地耕種為生的南達爾富爾人原來一直可以共存,到了英國殖民時期,20世紀前半部落化的政治過程中,土地政策逐漸將遊牧群體與農耕群體區分開來,前者變成了移住民,後者成為了原住民,土地的所有與使用權為後者所有,至此種下衝突與危機。一九五〇年代蘇丹獨立,民族國家化開始出現了問題,沒有土地的遊牧群體與農民,為了各自的生存發生爭執,特別是天候乾旱時,遊牧人要找尋出路向農地移動,在八〇年代後期三波矛盾中步步升高,「土地所有擁有權」(耕地部落)與「公民生存權」(遊牧部落)之間的矛盾,以族群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造成准內戰的衝突,但從來不是外部所理解的「種族滅絕」。曼達尼以分析、論辯為武器,一人單挑以國家為後盾的百萬人群眾運動,這個極具知識勇氣的介入是以《公民與子民》為立論基礎,是《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成型的方法與思路的延展與深化,進入達爾富爾的歷史語境,從在地、國家、區域與全球的多層次進行剖析,展現了歷史分析的解釋力,最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在於外部美國與聯合國的軍事介入,而是在蘇丹國家內部與區域性非洲聯盟合作建立起和談機制,促使各方政治力量坐上談判桌尋求和平解決。從《好穆斯林,壞穆斯林》到《救世主與生還者》,我們可以看到非洲一直是他分析的基地,但是所觸及的問題已經是全球性的,或許(修正溝口雄三的講法)可以稱之為「以非洲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這個思路會在爾後的寫作中延續下去。

在哥倫比亞大學十年全職任教期間(1999至2010),曼達尼繼續與非洲保持緊密的關係,1999至2002年期間,他擔任CODESRIA的主席,協助該組織完成過渡轉型;2003年休假期間,他回到長期任教的馬凱雷雷大學,組成研究團隊開始了四年的研究調查,最後完成了《在市集中的學者:馬凱雷雷大學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 Place: The Dilemma of Neo-Liberal Reform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Dakar: CODESRIA; Kampala: Fountain Press, 2007)。該書以馬凱雷雷大學為分析焦點,凸顯出世界銀行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在所謂「結構性再調整」(structural readjustment)的整體方向下,改變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建設方案,以市場為導向,透過私有化與商品化的兩種過程,徹底改變了非洲的高等教育,破壞了大學各個層面上作為公共機構的特性。對於非洲大學體制的分析,讓他看到了問題的癥結,要如何使得批判性的知識生產能夠在非洲延續生根,促使他2010年全職回到馬凱雷雷大學任教,以參與實踐來改變大學所面臨的危機。他接掌馬凱雷雷社會研究所(Makerer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理念是要建立起一個跨領域的博士班,提供社會理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化為基本的訓練,培育立足非洲的批判學術人才,也因此非洲過去發生過知識上的辯論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但同時也將他在世界各地的學術關係帶回非洲,讓學生能夠透建立起更為寬廣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設計承襲著CODESRIA長期以來的知識積累,但補足了過去沒有有意識的去培養高等研究人才的缺憾,透過博士班的建立使得泛非主義的分析視野能夠得到繼承,同時能與世界各地形成對話關係。期待他的努力能夠在下一代學子身上開花結果。

除了以上提及頗具影響力的十本專書著作外,曼達尼有六本編著以及大量的學術論文,並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與接受媒體訪問評論公共事務。他最近期的著作《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Harvard U, 2012)是在哈佛大學紀念W. E. B. Du Bois的系列講座,可以說是將他過去對現代非洲(殖民)政體研究的理論性總結。此書將「間接統治」思想形成的源頭追溯到19世紀到20世紀的過程中,英國在印度、馬來亞,以及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出現統治危機的調適方案,在20世紀移植到非洲大陸;其基本的理論已經不再是過去老帝國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將被統治的原住民分割成不同的人群後,進一步積極的去界定、定義、恢復、保留、規畫他們的傳統與文化,透過法律制度、政治機構,更為主動地去塑造不同的原住民主體性;換句話說,「原住民」、「部落」、「移住民」等都是殖民時期的歷史產物,之前人們處於相對自然狀態的文化與經濟生活中,沒有明確的分類系統,也沒有清楚的邊界,在殖民體制的現代國家到來後,經過統治機器主動的政治過程納入了治理方案;也就是在特定的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中,身分認同被政治化、固化,透過行政、法律的實際運作,部落邊界被建立起來,從而回頭去挖掘、打造它的傳統,規範原住民的行為舉止與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結果。正是在殖民統治的歷史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知識成為治理的依據,而殖民學術卻也造成深遠的影響,在獨立建國後國族史的自我的認識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何從已經構成的政治體制與歷史認識中解放出來,成為至今必須面對的難題,如何拆解殖民史觀,如何打破間接統治的格局,重建政治、法律機構是非洲大陸漫長的努力方向。



三、去殖民問題意識的展開



在以上簡捷的敘述中,我們以曼達尼生存環境的變化為主軸,以評介他豐富著作為輔助,試圖為讀者勾勒出他學術思想上表現出的關切,以下的討論集中在本讀本收錄翻譯的幾篇重要論文,已出版的時序進行摘要性的閱讀,提供讀者參考。

整體而言,本書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為題,足以標示曼達尼思想的動力之所在:當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國主義歷史襲捲的產物,必須要徹底瓦解殖民過程在精神、物質、知識、法律制度、機構形式、政經體制各個層面所造成或是遺留的禍害,重新挖掘更為落地的多重思想資源才能從,才可能走向以異質、差異為前提,真正開放、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民眾運動的挫敗肇因於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



〈非洲當代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重新理解國家民族主義的誕生與民眾運動的挫敗〉是MM八0年代末、九0年代初期的重要論文,批判性的追溯非洲四0年代崛起的民眾(反殖民)運動如何因為獨立建國導向、由國家所主導的民族主義而遭到重挫,後果遺留至今。他以他所熟悉的烏干達歷史為分析界面,開始拉出非洲的普遍性狀態,對於其它對三世界地區重新思考民主主義獨立運動與民眾運動之間的巨大張力,具有對照與啓發意義。

(以上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