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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1. 柏林——從廢墟中重建的德國新首都



「巴黎永遠是巴黎,但柏林不會一直是柏林。」

──法國前文化部部長朗恩(Jack Lang),二〇〇一年



「柏林雖然窮,可是性感。」

──柏林前市長沃維萊特(Klaus Wowereit),二〇〇三年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搬來柏林,第一印象就是這個城市是個大工地。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上的紅色鐵皮屋,是當時全城最熱門的景點,我懷著觀光客的敬畏心情爬上頂樓,放眼望去,數十台高空起重機正從圍牆死亡線劃開的不毛之地,拉拔起全歐洲最大的工地。城中心菩提樹大道(Unter den Linden)上的普魯士雄偉建築全被鷹架罩住,二戰轟炸遺留下來的畸零地和紅軍巷戰在牆上留下的彈孔比比皆是,永遠在整修的捷運站還得因發現未爆彈而不時關閉,天色一暗,整個柏林天空就被成千上萬的烏鴉遮蔽。



名義上柏林雖然已是德國首都,聯邦政府實際辦公的地方卻遠在萊茵河畔的西德小鎮。沒有圍牆和檢查哨的日子都快十年了,被冷戰橫生截斷的捷運路網卻還沒完全銜接起來,想去巴黎得到西柏林的動物園(Zoologischer Garten)火車站搭車,想去莫斯科只有偏遠的東柏林破舊月台才發車。當時東西柏林還是爭遺產的兄弟,為誰能分配到博物館和樂團爭得面紅耳赤,兩地人的腦袋中也還有圍牆,各有各活動的商圈和公園。



建設不斷為城市帶來新的街名,我手上拿的是統一後第五次改版、還標著圍牆路線的折疊地圖,走在傳說中的東西柏林邊界禁區,兩側只見枯寂的荒地,整座歷史名城沒有一棟修好的古蹟得以瞻仰,只有市郊充滿死亡氣息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KZ Sachsenhausen)和市中心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上雄偉的史達林式建築,讓人一看就很難忘記。



那一年秋天,領導德國統一的柯爾(Helmut Kohl)正好被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和費雪(Joschka Fischer)的左派紅綠聯盟趕下台。從未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取代了還活在戰爭夢魘的一代,德國終於完成遲來的世代交替。社會民主黨的施若德靠苦讀翻身,從政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綠黨的費雪才是真正劃時代的人物。早在六八學運,費雪就衝在最前線,在出任外長擔任中東的和平使者前,蒙面向鎮暴警察丟石塊和開了家名為馬克思的書店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事蹟。



這對政壇新搭擋上台不到半年,希特勒就職前被一把無名火燒掉的國會大廈正好重建完成,聯邦政府各部會開始從波昂陸續還都柏林。二十世紀接連兩次的獨裁加上國土分裂,國家不正常的狀態延續了近一甲子,德國總算擁有一個屬於全國人民的聯邦議會(Bundestag)。屋頂的半玻璃球體一開放參觀,馬上成為這個北到波羅的海、南至阿爾卑斯山的中歐新國家最有力的象徵;從早到晚人人踩在代議士的頭上,一覽首都三百六十度的全景,可見亟欲擺脫威權的德國,嚮往的民主就是公開透明和人民作主。



雖然柯爾允諾的統一榮景遲遲沒有實現,還經常被鄰國取笑為歐洲病夫,左派執政卻成功翻轉支配戰後德國數十年的教會倫理和政商結構。同志伴侶從此可以去戶政事務所登記,超市突然出現大量有機食品的認證標章,承擔基載電力的核電廠被迫提早除役,反之屋頂新裝的太陽能板能卻優先得到補貼。處處都可以嗅到急於打破陳規的實驗精神,社會上彷彿再也沒有不能挑戰的禁忌,媒體開始用「柏林共和國」來描述德國在統一後的再生。



波茲坦廣場的高樓群在千禧年後成為全城的新地標,或許因為城市命運長年受獨裁和外國擺布,每年二月在這裡舉行的國際影展特別愛討論政治。在Sony Center的富士山腳下新建的索尼總部緊靠著柏林愛樂廳(Philharmonie),一般相信這是痴迷古典音樂的日本老闆的私心,但環球唱片隨後將總部遷到柏林,卻被一致解讀為押寶城市潛力的遠見。



光二十世紀就升過五種不同國旗的首都,對居民的膚色、性向和出身都不挑剔。男男和女女在地鐵車廂內舌吻若無旁人,齋戒月和聖誕節一樣都要慶祝,連新加入的好幾萬難民也自然成為城市風景的一部分,只要你願意,誰都可以是柏林人。全城最夯的夜店幾年前還是戰火的廢墟,圍牆邊的死亡禁區現在已經是數以千計的人露天歡呼的卡拉OK。全世界走到哪裡都可以遇到一談到柏林就眉飛色舞的人,他們不是剛剛回來,就是過沒多久又要去一趟,三百萬人口的城市,每年卻吸引一千兩百萬訪客,柏林早已成為歐洲的麥加。



舊首都重生只能打掉重來,到了凌晨依舊四通八達的公共交通鼓動著思想的流動和創新,不論是服裝、手機軟體設計,或是戲劇、舞蹈、音樂和文學,創意人才密度之高在權力下放的戰後德國前所未見。國際藝壇開始盛傳,在威尼斯雙年展參展的藝術家至少一半在柏林有落腳之處,歐洲最前衛最敢衝的藝術家也全都搬來柏林,潛台詞是你在史普雷河(Spree)畔的那座喧囂城市出人頭地,才能算是躋身國際。



德國統一讓許多東德菁英失勢,但再有洞見的報社主筆也料不到那位跟在柯爾後面勤奮且話不多的東德女孩,在政壇扶搖直上成為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和全國人民都信賴的老媽。每週一、三、五在柏林的聯邦記者會外國記者人數有增無減,影響歐洲的深遠決定現在全在柏林拍板,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位的十一年,見證了德國國力的崛起,敏感的觀察家內心都明白,歐盟實際的首都已從西歐的布魯塞爾轉移到東擴後的地理中心柏林。



德國每年移入的人口僅次於美國,綠能和汽車產品一樣供不應求,貿易順差甚至超越中國和日本。媒體樂於複製的東西德格格不入、或德國人一板一眼的刻板印象,早已無法解釋德國近年的變化。當今全球局勢走向對立,柏林卻反其道而行,想作為全人類知識和文明對話的平臺,想知道這個剛剛克服獨裁和分裂的新國家未來往哪裡走,看看菩提樹大道尾端最近又出現的工地就能明白
戰後德國的再興,為世界帶來了什麼?
蔡慶樺⊙(獨立評論@天下「德意志思考」專欄作者、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


德國的三次崛起
近十年來,亞洲與世界局勢變化快速,尤其在中國崛起後,世界政治與經濟重心有逐漸向亞洲移動之勢。中國許多政治理論家開始構想「和平崛起」論述,並將中國的崛起放在世界史中思考,究竟這個亞洲第一強國在二十一世紀登上世界舞臺的方式,與十九、二十世紀傳統歐美強國有何不同。為了構造整套和平崛起史觀,自然必須先釐清他國的崛起過程,於是「大國崛起」一時間成為顯學。二〇〇六年,央視製作了「大國崛起」系列紀錄片,引起華文世界熱烈討論。而其中一集,就是探討德國的崛起。

然而,德國崛起不只對亞洲後起國家有意義,也值得那些歐美強國借鏡思考未來發展道路。

我認為德國不只經歷一次崛起,而是三次。第一次崛起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都晚。英國、法國、比利時都在十八世紀時成功地推動了產業轉型,邁向工業國家;德國卻一直等到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遲到的工業革命」(die verspätete Revolution)。但是,德國邁向強國之路雖然遲,卻極為快速,一八三五年底德國才開始蓋了一條六公里長的鐵路(當時英國已有五百四十四公里長的鐵路),但在一八四八年時,竟已蓋好五千公里長的鐵路網。後在威廉皇帝與俾斯麥宰相治下,短短幾十年內,一統的德國一步到位成為世界一流的工業國家,在醫藥化工領域更是無人可望其項背。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因而派遣大量留學生至德國,學習這個帝國轉型並崛起之快速模式,也成功地引進了德國的法治思想與醫學工程技術,推動國家告別農業時期,蛻變為現代化的帝國——今日我們看日劇,都還能聽到許多源自德語的機械與醫學相關外來詞彙。

當時做為普魯士王國與德意志帝國首都的柏林,也因而成為西方世界的重心。不只是工程、化學、醫學等硬科學,文史哲法藝術等各領域的思想先鋒也聚集柏林,為十九世紀過渡到二十世紀期間的人文領域帶來各種創新。柏林如同一塊磁鐵,吸引著無數人才來此。日本於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赴柏林腓特烈威廉帝大(今日之洪堡大學)求學的留學生接近七百人;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談論戰後歐洲的後現代思潮時便曾感嘆,二十世紀初的柏林,各種派別的藝術家皆在此發展,其實早已是各種新思潮實驗的世界中心了。在這種背景下,可以想像柏林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

雖然一戰讓帝國垮臺,但威瑪共和時期德國的經濟還是穩健發展,原有機會成為正常國家,直到希特勒上臺,把德國帶向毀滅。柏林在第三帝國瓦解後,也失去其中心位置。希特勒時代柏林人口已近四百五十萬,戰爭剛剛結束時銳減為不到三百萬,加上聯邦德國將首都設在波昂,開始了多年的「波昂共和國」時期,柏林被那道圍牆分隔幾十年,成為冷戰的犧牲者,不再有主導政治或經濟事務的話語權。

在「波昂共和國」期間,德國——或說西德——經歷了第二次崛起,也就是從完全的廢墟中重建(那個年代歐洲每個國家都學到了德文的kaputt,指的就是毀壞),創造了戰後從零點(Stunde Null)開始的「經濟奇蹟」時期。這個經濟奇蹟不只依靠德國自身的力量,同盟國在軍事、政治上的扶持與經濟上的挹注當然也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德國人咬著牙所展現的堅毅,讓德國能夠快速重回世界強國俱樂部,確實不能不讓人佩服。戰後德國那些被炸得滿目瘡痍的瓦石中,代替男人拿起鋤頭鐵鎚清理並重建家園的「廢墟女性」(Trummerfrauen)們,最能代表那時代的意象。

統一後,德國雖然進入「柏林共和國」時期,但柏林相對其他西德城市,一時無法取回其重要性,仍然活在冷戰時期凝聚的歷史邊緣氣氛,生活在「貧窮但是性感」(arm aber sexy)帶點自嘲意味的驕傲中。直到梅克爾總理上臺,逐漸看得到柏林重回世界政治與經濟決策重心,在她治下十幾年,一個強大的德國在第三次崛起的道路上,目標明確,速度驚人。(未完待續)

德國能源轉型不是神話
賴偉傑⊙(臺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常務理事)


德國的啟示(中標)
二○○○年臺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長期主張反核的民進黨上臺後,以成立「核四再評估」委員會的方式,讓正反兩方就各個層面大辯論,因為雙方主張旗幟鮮明,不斷火力全開後反而讓議題論點的張力彈性疲乏。但其中讓我感到特別新鮮的,是留德的胡湘玲博士提到:「一九九九年,在德國核能雖然提供將近三分之一的總用電量,但核能工業卻只能提供三萬七千七百個工作機會,只占能源就業人口不到一○%,總計再生能源的發電方式,如風力、潮汐、太陽能、沼氣等,將在未來的就業市場提供約二十萬個工作機會。」

當時紅綠聯盟德國新政府訂出非核家園的目標,其中社會遊說的一個關鍵點,在於「終止核能使用之後,對核電設施的投資將會轉移到其他發電方式上。在工作機會的計算上,以再生能源做為核能的替代方案,將提供遠比核能電廠所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這是臺灣在核能爭議中,一個鮮少被提起的論點。當然德國社會還有很多特別的因素,例如德國煤礦工會很強勢、民營核電集團的壟斷、歐洲電力自由化方興未艾等。

對我來說,這些訊息像是開啟了求知的藍海,也讓我特別關注德國能源的相關發展。像是許逢麟博士介紹德國小鎮薰瑙(Schönau)的案例,展現了一個小地方擺脫大電力公司,落實能源自主和推動友善能源中的種種過程,不只是扎扎實實的社區運動和營造,更是挑戰一個又一個維護壟斷式電力集團的「法律和體制」。

後來,一次在臺北由德國經濟辦事處辦的德國能源研討會中,聽到德國太陽能整個產業工藝與技職教育整合的「太陽學校」計畫,也聽到「所謂零耗能建築,就是八○%靠節能,其餘二○%靠建築物的再生能源發電」,對我猶如醍醐灌頂。二○○五年,教育部應該是在德國經驗的鼓舞下,推出了南北兩所「太陽能學校」,北部在臺北科技大學,南部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可惜後續的整合缺少政治與政策上的支持,因此進展有限。而我所屬的團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當時也興致勃勃,試著跟民間基金會申請,想透過德國經濟辦事處環境科技組的安排,前往德國波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與太陽能與建築整合設計的實務機構,希望能實地蒐集與節能改善有關的各種方法和經驗等最新資訊。後來雖未能成行,但對德國整個產業鏈、教育鏈、高科技研發、低科技生活模式盤點並行推動[這邊並行推動,指的就是高科技研發與低科技生活並行?]等的完整性和務實,實在印象深刻。

近期在苗栗苑裡反風機抗爭時,也讀到林子倫博士引介翻譯德國農村發展再生能源時的民眾參與機制,是運用歐盟的「創造社會接受度」(Create Acceptance)計畫下所發展出來的ESTEEM(Engage Stakehold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Toolbox to Manage New Energy Projects)工具模型,逐漸將與計畫有關的利害關係方(Stakeholders)納進討論、充分告知資訊,以及鼓勵其參與計畫執行;而非政府的簡化說法──「再生能源也會有人抗爭」。(未完待續)

政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責任
陳瑤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難得有一本書,深入德國內部談東德的轉型正義問題,不只陳列成果,而是探尋如何構思。轉型正義的經驗的確無法直接移植,不過追根究底的探尋,是讓成功或失敗的寶貴經驗被篩選、消化,成為點亮夜空的火光。尤其是透過受難也是反抗不法政權者的眼睛,我們可以看到個人的生命故事反芻,如何成為國家轉型的力量。雖然表面上只是少數個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判斷和抵抗行動,但在沉默及謊言的迷宮裡,其實是「自由的祕密是勇氣」的最佳詮釋。
林育立書寫的東德轉型正義,讓我想起走訪柏林萬湖會議紀念館(Haus der Wannsee Konferenz)的寶貴經驗。

如何「紀念」加害體制?(中標)
二〇〇七年,離開德國國家人權機構訪問學人生涯的最後一週,機構的所有同事和我一起到紀念館參訪,主要是針對紀念館提供的人權教育教材及課程。對於一個人權紀念館可以將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所有報紙及納粹的宣傳品分門別類,成為軍、警、政、教、商及不同職業類別的人權教材,的確讓人嘆為觀止。德國同事們都是人權研究領域的專家,對於紀念館的人權教育功能,尤其印象深刻。

二〇一〇年六月,為了執行國科會的轉型正義計畫,三位博碩士生和我再次拜訪萬湖會議紀念館。當時的臺灣,正為陳嘉君破壞游文富在景美人權園區「汪希苓特區」的展覽而爭論不休,到底要先保障藝術的自由還是尊重受難者的感受?帶著如何「紀念」加害體制的種種困惑,我們非常想要知道:這個紀念館如何「紀念」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十五位納粹官員及將領祕密會議下達格殺尤太人「最後解決方案」的地方?館長康柏博士(Dr. Norbert Kampe)熱情邀請我們搭乘內部祕密的小電梯直通館長室,進行這一次的訪談。紀念館的後方搭著鷹架,工人們帶著工具在鷹架上來來去去整修紀念館,花園裡,一隻狐狸在樹叢中裡外穿梭,尋尋覓覓;而鴨子們在湖中嬉戲追逐的聲音,一點也不輸給不遠處帆船們的相互較勁。

深怕我們誤以為德國就是轉型正義理所當然的發源地,館長開始細數六〇年代人們的冷漠和失憶;七、八○年代人們的積極倡議和強烈反彈;九○年代各地開始成立紀念館,倡議者的堅持讓西德政府及民間的想法和政策逐漸改變。
以這個紀念館為例,在正式成為紀念館前,這座位於大萬湖路56-58號(Am Grossen Wannsee56-58)的別墅,在戰後曾經是柏林新克爾恩(Neukölln)地區學校師生的營區(Schullandsheim)。一九六〇年時這裡曾被考慮改為警察及家屬的療養中心,也曾有水上運動的協會打算將這個地方改建為划船及水上運動俱樂部。一九六六年九月,德國國會議長蓋斯麥爾(Dr. Eugen Gerstenmaier)訪問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提到這個別墅應該被拆除,報紙以「終極解決之屋的問題」(Frage nach dem “Haus der Endlösung”)大肆報導。當時的柏林市長立刻出來澄清,這個別墅不會被拆掉。不過市長個人也認為應該拆除這個曾經有過「不幸、可怕事情發生」的房子,為了「關懷」受到這些可怕事情傷害的人。
加害者依舊四處遊走(中標)

一九六六年八月,曾在奧史維茲集中營受難的約瑟夫.吳爾夫(Joseph Wulf) 和一群有志之士在柏林成立「研究國家社會主義及其後續的國際檔案中心」(Internationales Dokumentationszentrum zur Erforsc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seiner Folgeerscheinungen e.V.),主要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歷史現象,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到四五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作的範圍包括收集、分析納粹的檔案資料,編撰及出版相關的研究,以及建立一個以研究納粹不法政權宣傳及運作的圖書館。吳爾夫和成員曾考慮將這個別墅做為史料中心的地點,因為這個房子的象徵意義和他們的研究和出版相呼應,希望柏林市政府能將房子設定為研究納粹的檔案中心。經報紙披露,有一位名為古采特(Wilhelm Gutzeit)的讀者投書報紙,認為不該把勞工小孩的休憩所讓渡給一個專門「製造仇恨」的團體。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世界尤太人大會的主席納赫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到柏林與市政府協商,表示如果市政府答應讓檔案中心進駐別墅的話,他願意出資在同一地點蓋一座可以做為新克爾恩區學校師生的休憩所。不過,市政府拒絕這項提案。之前吳爾夫及古德曼曾經和市長及新克爾恩區的代表一起協商,代表認為如果有其他地方可用,他們不一定要以這個別墅做為小孩的休憩所。十二月市政府提議以柏林自由大學附近的兩棟建築做為檔案中心的所在地,檔案中心不接受這個提議。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檔案中心的名稱沒有再出現在柏林市政府民間組織的登記表上。

吳爾夫於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自殺身亡,去世前兩個月,他曾經告訴兒子大衛.吳爾夫(David Wulf),自己出版十八本關於第三帝國的書,但所有的努力卻一點效果也沒有。他非常失望,因為他覺得自己就算把相關的記錄做到死,集中營殘害無數人生命的加害者,在已經民主化的西德波昂政府執政下,還是可以到處遊走,領著豐厚的退休金,而且住在舒適的房子裡,繼續在花園裡種花。一九八二年一月,就在萬湖會議四十週年,柏林市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saecker)下令在別墅前的街道設立一個紀念碑,標示這是當年納粹召開萬湖祕密會議的地點,以紀念受到國家社會主義迫害的尤太人。紀念碑豎立後屢遭破壞,最後竟被偷走。市長下令在大門入口的牆上,重新豎立一個紀念碑,並說明這個紀念碑所紀念的邪惡,並非由休憩所內的孩童來負擔,而是上了年紀的人,才應承擔過去的罪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