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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歷史的迷途 沖繩_是不是日本人?



二○一○年,結束一場沖繩旅行後,來自沖繩的比嘉夫婦、外間小姐和我約在台北六條通的一家日本食堂吃飯,討論我的沖繩之旅,同時交換自己對故鄉的記憶。餐廳的老闆安里也是沖繩人。



六條通位於中山北路和新生北路之間,這一塊區域昔日被稱為大正町,曾是日治時期行政官員的宿舍所在,「通」(とおり)在日文中是「路」的意思,保有舊稱即表示保有舊日風情,此地聚集了許多日本料理和酒吧,成為日本商務人士和旅客來台北最常到訪之處,當然也吸引許多在台定居的日本人——也包括沖繩人——在此開業。這裡,也是比嘉一解鄉愁的小天地。



比嘉來台灣多年,平時帶著點日本人慣有的客氣和拘謹,但幾杯黃湯入喉,轉換母語暢談時,就顯現出南國的熱情豪邁。「我在台北圖書館惡補些歷史,才了解台日之間的糾葛,哎呀,我的國家真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啊。」留著短髭的比嘉摸了摸頭頂,順著短髮轉了一圈,表情歉然。比嘉多年前和台灣姑娘結婚後,從此在這個南方島國定居下來,但此前,他對台灣一無所知。



「我們的教科書中介紹得多是中國的歷史和地理,沒有介紹台灣。不過,我覺得和台灣感覺很近,很想認識它。」外間小姐呼應著比嘉的話題。她二十出頭,修讀國際關係,同樣來自沖繩,個性熱情爽朗直接,為了精進中文,她申請來台灣教書。剛來不久,人生地不熟,基於同鄉情誼,比嘉也邀請她一同聚餐,她們以中日文交雜為我解釋沖繩的故事,儘管時而溝通出現障礙,反而顯得有趣,用餐氣氛一直高昂。



「你知道嗎?台灣飛到沖繩那霸的飛機上,目的地寫的是琉球喔。好有趣喔。」外間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大聲說。



「什麼?太誇張。」我心裡有些不以為然,想著怎麼台灣之於沖繩,還挪用過往的「藩屬關係」呢?



沖繩諸島本屬琉球王國,過往是明朝的藩屬,接受明朝冊封,也在明朝幫助下,學到造船技術,得以和東南亞貿易。那霸有個留米村,就是當初這些技術移工的後代。琉球王國的特殊性,曾被日本歷史小說家陳舜臣寫在《琉球之風》裡:「長期受到明朝冊封,透過貿易求利的琉球,在德川家康的侵略下,成了兩大強國之間苟延殘喘的殖民地。」



台灣也是貿易航線的重要轉運站,輪流被西班牙和荷蘭殖民。在這種海權交鋒的時代中,琉球志士夢想著建立南海王國,而流著日本血液的鄭成功則在台灣建立反清復明的基地。但這兩個帝國邊緣的島嶼,就像兩條海上大魚,一個歷史大波浪打過來,讓他們都翻了個身,扭動著背鰭,往另個方向而去。



琉球被納入日本領土後,日本政府強制停止琉球對清廷朝貢。當時,有個從首里國學到北京國子監讀書的秀才,名叫林世功,偷偷到中國尋求救援,希望力挽局勢,甚至不惜絕食,讓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李鴻章出面解決這問題,但談判始終陷入僵局,最後林世功留下絕命詩,自刎身亡。而同樣也是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讓知識分子留下「孤臣無力可回天」之嘆後,台灣也落入了日本領土。



然而,若非琉球,恐怕清廷始終無法體會到台灣的珍貴,也不會意識到日本的威脅。只是這個歷史波浪,卻是從幾個倒楣的船員漂流到台灣沿海後,開始展開的──至少在我的歷史課本中,琉球是這麼「登台」的──它甚至有個名字,叫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第一次對外戰爭,也是後來日本占領台灣,並侵占中國大陸本土的開始。該事件起因於一八七一年一艘因颱風遭難,漂流到台灣東南部的琉球宮古島貢船,琉球船員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慘遭台灣原住民殺害,而倖存者則在當地漢人的協助下乘船回國。一八七三年,日方質問清廷,清廷以「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為覆,默許日本討伐台灣原住民。隔年,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軍登陸,直掃牡丹社等原住

民部落。



因為如此,一八七九年,沖繩諸島遭到「琉球處分」,正式成為日本的一部分。這是日本的「試磚」場,在吋吋逼近的經驗中,摸索一條前進中國的道路。台灣在琉球之後,收入了日本的囊袋,這兩條黑潮帶上的島國,在歷史大洋中浮沉、波動,宿命相接相連。



「沖繩有很多台灣的產品。」外間偏頭回想台灣和沖繩的關係,試圖表達台灣對她而言的親切感,「而且,石桓島有非常多台灣人。」她的母親來自石桓島,是八重山群島中人口略多的大島,也是沖繩本島到與那國島的中介站——八重山群島最西邊的與那國島,和台灣之間只有一百一十一公里的距離,天氣晴朗時,甚至可看到浮於海上的中央山脈。



外間所提到的台灣人的故事,明確記載在日本記者松田良孝所寫的《八重山的台灣人》中:他們的祖輩在日治時期或主動或被動到八重山開墾,最後落地生根。這類故事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裡,並不難理解,絕大多數台灣漢人都是依循這樣的路徑從中國大陸來台,只是在政權轉移中,換個方向而去。那是一個沒有國界的時代,人們可自由選擇生存。卻不知,二次大戰後,國際政治的洗牌,讓普通老百姓陷入身分選擇的困難:「明明之前一直被當成日本人,現在卻被說是台灣人,感覺整個人像吊在半空中一樣,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現代的人,幾乎很難想像沒有國界的往來樣貌。從明清到日治時代,島嶼上的人們和海洋裡的魚一樣,洄游往來;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更指派沖繩人作為開拓新領土台灣的先鋒,管理台灣人,除此之外,也有許多沖繩人自願到台灣發展,因此,台灣的沖繩人也不少。在基隆,甚至還有個琉球村,是沖繩漁民在基隆外的和平島落戶而成的聚落,早年有五百人之多。



「我也出生在石桓島,我那些捕魚鄉親,常和台灣人往來呢。」當店裡的客人漸漸散去,老闆安里先生終於得空過來,拎著啤酒往沙發一坐,聊起自己和台灣的淵源。他紮著馬尾,穿著花襯衫,一眼就能看得出來沖繩血統──儘管他在台灣工作數十年,同樣在此娶妻生子,早顯得就與台灣人無異。



「為什麼會和台灣人往來呢?」我問。



他笑了笑:沖繩漁民在海上捕魚,遇到颱風需要躲避,都受到台灣漁民的照顧,往來密切,所以,從小,「台灣」這個地名就常出現在他的生活中。



即使地理相近,歷史相親,沖繩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對彼此來說,都模模糊糊的。包夾在大國之間,我們都失去了聲音,也遺失了情誼。若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看,台灣和沖繩等群島實屬邊緣,從日本群島往南看,這些小島也如海上泡沫一般──這些居處太平洋西緣的列島群,在地理和歷史上,都是過去帝國國界的邊陲,也是當代主權國家的邊緣。



二次大戰後,國際情勢的變動,並未影響台灣與沖繩的關係。沖繩遭盟軍接管,作為反共陣線一部分,蔣介石政府自然與盟軍合作,派出大量技術人員和工人前進沖繩,重建戰火肆虐的諸島。民間也合作、協助鳳梨工廠的營運。



我在沖繩旅行時,曾在那霸市集遇上一個販賣台灣小吃的店家,在異鄉看到故鄉美食,既吃驚又興奮,聊了聊天才知道,店主的母親年輕時,從台灣來到沖繩的鳳梨工廠做工,從此就待了下來。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故事中,總不缺「隻身拿個公事包到海外接單」的男性身影,但經濟奇蹟的故事裡,女性的角色總是被忽略——實際上,早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間,不管是沖繩本島,還是八重山諸島的鳳梨工廠、甘蔗園以及製糖廠,都有台灣女工的身影。一九六九年的《朝日新聞周刊》上,一則關於「石桓島上的台灣勞工」的報導便寫著:「五年前我們開始引進台灣女工。基本上,台灣是鳳梨的先進國家。當初只打算技術導入,但八重山當地人手不足,從一開始只引進八十二人次,後來慢慢增加為兩百五十人、七百五十人。」換句話說,今日沖繩的觀光風景,有一部分是由台灣人構築的。



比嘉和外間並不知道這些歷史,我也沒有提及,但我們聊起了沖繩的鳳梨田,也聊到了充滿熱帶和亞熱帶風情的東南植物樂園——日本的旅遊書刻畫沖繩的「南方風情」時,自然會用日本的方位視角去命名,或許比嘉和外間並不覺得特別,但我,從台灣出發,抵達的是一個位於北方的群島,當我們這些台灣觀光客暢遊東南植物樂園,看著鳳梨、仙人掌等熱帶風情時,其實觀看的都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才是「南方」,卻不由自主跟著日本的視角想像沖繩,儼然是一種想像的錯置。



歷史,總以似曾相識的樣貌成形,現身在不同的社會進程中。台灣鳳梨女工曾補足沖繩技術和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東南亞移工如今也來填補台灣產業轉型中的勞力大洞。沖繩南方的我們,觀看我們的南方,是否將東南亞女子視為工具而歧視?



芥川文學獎得主目取真俊的作品《魚群記》曾描述那些被蔑稱為「台灣女」的鳳梨工廠女工污染了村子:「因為她們的糞便裡充滿寄生蟲」故事中的沖繩男性一邊延續了殖民時代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歧視,一邊又對皮膚白嫩的台灣女充滿遐想和慾望。而我們又怎麼看待南方的女子?無疑,我們正在複製偏見。



我們都像黑潮帶上的兩條大魚,一條咬著另一條的尾巴,在歷史規律又重複的波浪中,往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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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我第一次去沖繩,十五歲時,我就和家人就曾搭著華航來到這裡。那霸機場不大,國際航班不多,從台灣起飛的華航班機卻是一天一班的頻率,彼此像是熱切登門的好鄰居。當飛機落地,踏進那霸機場那一刻,因為浪襲而來的陌生語言,我終能將「琉球」和日本連結在一起:琉球屬於日本,原只存在於歷史課本的陳述和死背的考試答案,此刻,相當真實。



在沖繩留學的台灣導遊,安排的第一個景點便是首里城,這是琉球王朝的都城。導遊口沫橫飛地說著沖繩和中國的關係,如何受中國影響,乃至於關係無法分隔。這些故事讓我也體認到歷史課本上細訴日本的「劫取」,也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