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過以下的關鍵字

尚無搜尋紀錄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這本小書裡的文章,大多是我過去三年在〈FT中文網〉寫的書評。所評論的圖書,除了經濟學,還有歷史、政治、複雜科學等方面的著作。我過去的專欄文章大多是時事評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過去三年,水流急年,世道突變,我反而轉為寫書評了。在這個日益喧囂而動盪的世界裡,讀書到底有什麼用?

除了讓我們更真實地知道自己的無知,更痛切地感受到歷史的憂患之外,讀書並無它用。讀書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我讀書,不過是為了弄明白,這個世界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不平靜。沒有航海圖,也沒有指南針,只有天空中的群星能夠指示方向,一任海風把我這艘沒有槳的小船帶到未知的目的地。

從個人的閱讀經歷來說,一個人的思想路程應該是坎坷的。人生識字糊塗始。自從與文字結緣,用情過深的人們就不免耽惑於思想。思想令人著迷,也令人困惑。「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在各種異彩紛呈的思想之間,何去何從?「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中等智力如吾輩者,則不免要猶疑不決、歧路徘徊。

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接觸經濟學。經濟學自西方流入中國雖然已有百年之久,但大行於世不過三十餘載。時勢造英雄,正是由於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時期,經濟學才成了一門顯學。當時,各種流派的經濟學思想蜂擁而入,但最為流行的是「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簡潔、清晰,居高臨下、睥睨一切,能把最簡單的武器發揮出最大的殺傷力。芝加哥學派告訴我們:不要迷信政府,而要相信市場。市場經濟不僅能夠帶來財富的湧流,而且能保衛個人的自由。至少對於很多像我一樣的中國少年而言,芝加哥學派的濃郁的自由色彩增添了叛逆的浪漫氣氛,令人格外嚮往。

1998年,在讀博士期間,我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生。到了美國之後,我才漸漸地領會到,如果所有的經濟學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那麼這個答案並不是“laissez faire”,而是“it depends”。政府不是萬能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切經濟學的規律,其實都有其局限。與其堅定不移,不如保持懷疑。指南針能夠告訴我們方向,但是在旅途中,除了告訴我們方向之外,它可能一無所用。即使我們知道目的地是在南方,但是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有山岡,有河流,我們可能必須沿著河流前行,並且暫時地折向北方。經此徹悟,我的年少輕狂的心態才為之一變。一個人不經歷過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憤青」,無法真正地回歸中庸。如果人生中註定有一段時間會張狂,那不妨趁著年輕,早一點張狂。

觀察歷史的變化,我們會看到,一個社會的思想也會起伏動盪。有的時候,整個社會更關心私人事務,換言之,每個人關心的都是如何賺錢;有的時候,整個社會更關心公共事務,政治參與、社會平等都會成為更吸引人的話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指出,當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人們更加樂觀自信,更願意與人合作,但在經濟低迷的時候,人們會變得更加保守、內向,更喜歡指責別人,各種保護主義政策才會趁虛而入。

從現在回望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不免讓人心痛:那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回想起來,20世紀80年代,人們看的是《讀書》雜誌,關心的是中國經濟向何處去,包括臺灣的文學、思想,都是在這個時期傳入大陸的。當時,任何一個有自我尊嚴的中國人都不關心掙錢,只有投機倒把分子才關心掙錢。到了90年代,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人關心賺錢。我們得到的不僅是財富的增加,還有世界觀的巨大改變。二十年前,誰能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可曾有人會想到,如今放假了會出國度假,或是自己駕車周遊世界?誰能想到巴黎的商店「老佛爺」裡,到處都是出手豪闊的中國人,售貨員都會講中文?

隨著經濟增長放慢,社會風氣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在1990年之後出生的「九零後」還會關心經濟的增長嗎?粗略估計,「九零後」有將近一半的收入是來自父母,而不是自己個人的收入。「拚爹」比「拚搏」更好使。怎麼會這樣呢?難道年輕人不會去思考這背後的原因?所以,未來年輕人關心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和當前這一代人關心的問題不一樣。「九零後」的年輕人到底關心什麼呢?鬼才知道他們關心什麼呢。最令人擔憂的事情是,身居廟堂之高的決策者並不瞭解未來一代到底在想什麼。最大的風險不是你說什麼別人跟你唱反調,而是你說什麼根本沒有人搭理。

中國經歷的巨大變化乃是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轉型的背景下發生的。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讓我難以理解。特朗普(Donald Trump,編按:台灣多譯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我看了不少書,比如《在自己國度裡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你會發現,有很多和你同樣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關心的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和你大不一樣。美國的低收入的白人一直感到被排擠和壓制,現在他們開始造反了。你可以認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荒謬的,但你不能否認他們擔心的問題沒有意義。有很多知識份子和所謂的精英,認為既然你們的答案不對,那麼,你們關心的問題也就不對,這是一種愚蠢的錯誤。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這些人擔心的問題,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這個時代將會在歧路上越走越遠。

我始終認為,特朗普上臺帶來的最大的風險不在美國國內,而在國外。特朗普不可能讓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回到百分之四,也不可能讓就業崗位流回美國的製造業,但美國經濟也不會太糟糕。特朗普上臺之後,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特朗普的一個基調就是「世界老大」不想幹了,「世界老大」想往回撤。一旦美國往回撤,就會出現權力的真空。權力最害怕什麼?權力最害怕的是真空。當權力出現真空之後,就會有各種力量蠢蠢欲動,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產生很多誤判和由誤判帶來的衝突。

我們正在經歷歷史的轉捩點。原來熟悉的很多規則、原來熟悉的那個世界、原來熟悉的那個生活已經不再存在了。種種不可思議之事,或許我們自己從未親身經歷,但今天發生的各種事情,在其它的時代、其它的社會都已經發生過。盛世可高歌,季世宜讀書。滄海橫流,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改變過去的認知,把原來的知識全部倒空,隨時準備做出改變,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認知和行為。



【原版序】

從2013年9月開始,我在〈FT中文網〉開始了書評專欄的寫作。專欄的名字叫《一知半解》。專欄的簡短介紹是:「讀書是每日必做的功課,寫作是終生以求的技藝,但深知努力的結果,僅僅是得到了一知半解。」一年過去了,我每週都寫一篇書評,風雨無阻,算是一個比較勤奮的寫作者,也是一個自律守時的撰稿人。這個專欄到底能堅持多久,我心裡也沒底。恰好有(中信出版社)許洋和李楠的邀請,乾脆就把這一年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如果能夠堅持下去,就算是年度總結;如果沒有辦法繼續寫,也是對這一年讀書寫作生活的小小紀念。

我讀書興趣很廣泛,這些專欄文章看似五花八門,其實大部分文章都是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對經濟學的反思。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上,這一假設並非完美,但有助於構造出一套清晰的邏輯推理。這是科學研究所必需的,無可厚非。但是,主流經濟學有其局限性。在很多方面,主流經濟學和物理學中的牛頓力學很相似,它們都是建立在很簡單的假設、很清晰的推理之上,都能夠對常識的謬誤進行犀利的批評,都能廣泛應用於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理再往前走半步就是謬誤。如果我們並不僅僅把理性人假設當作一種假設,而把它視爲一個事實、一種信仰,那麽,這樣的經濟學不僅不會開闊我們的思路,反而會束縛我們的思想。我近幾年讀了不少關於腦神經科學、進化論、社會學、複雜科學方面的著作,就是想跳出經濟學的窠臼,希望能以更高遠的視角去看,一門社會科學究竟應該是什麽樣子的?

第二個主題是向歷史學習。對歷史的熱愛,或許存在於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又或許,對歷史的偏好與年齡的增長正相關。我對歷史的興趣,一則是想瞭解現代經濟體系的由來,尤其是從19世紀以來,我們所經歷過的經濟歷史。人真的是一種很容易忘事的物種,我們的大部分感受都來自這一代人的親身體會。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一代人,或者說30年的時間只是一個很短的片段。不要說回到亙古時代,就是在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已經只剩下朦朦朧朧的記憶了。二則是想瞭解我們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來源。我對地緣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但我理解中的地緣政治,並非地理因素對人類歷史能夠起到決定性的影響,而是歷史、地理這些「慢變量」對一個小小的人類共同體的逐漸塑造。我遊歷過的世界越廣闊,接觸其它社會越深入,就越是能夠感受到文化間的微妙差異。就像瞭解一個人,就必須要瞭解他或她的家庭背景、童年經歷一樣,瞭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要回到他們的歷史、傳統中去。地理不過是歷史的舞臺而已,人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選擇自己的居住地,千百年來,生於斯,長於斯,歌於斯,哭於斯,這種「印記」,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是難以抹去的。

儘管我對國學素無敬意,但我知道,自己血脈中流淌的東西是數千年來沉澱下來的,我是屬於這片土地的。除了這兩個主題之外,我偶爾還會談論一下如何寫作、如何教育孩子,這都是寫給自己的,卑之無甚高論,聊備一格而已。

除個別注明之外,此書收錄的文章都來自FT中文網,而且是按照我的寫作順序編排的。其實我想不明白,這些文章在網上都能找到,再印成一本書有什麽意義。我自己是個非常傳統的讀者,總是喜歡能夠一冊在手,而且要拿一支筆,才覺得是在讀書。在海外訪學期間,不敢瘋狂買書,怕到時候運不回來,讀的多是kindle、kobo,其實覺得很不過癮。據說紙本書已經快要絕種了,那還再出書幹嗎?

在網路上寫作,寫得快,但常常沒有時間精雕細琢。網上發表還有一個好處,是能夠看到讀者的反饋。有很多讀者指出了我文章中的錯誤,紙本書出版的時候,給了我一個更正並向這些讀者致謝的機會。我在每篇文章的前面補寫了一小段話,算是對各位讀者的一點兒回應,也算是紙本版對電子版的一點兒「價值增加」(value added)。

作者不可能讓所有的讀者都滿意。我不是寫給所有的讀者看的。在我寫作的時候,心目中只有三個讀者。第一個讀者是我的老師,一位學識淵博、嚴謹細心、正直高尚的學者。我寫作的時候,常常會想到他威嚴的面龐,他讓我不敢信口胡言,而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對我而言,寫作不是爲了「鐵肩擔道義」,不過是爲了說服自我而已,但是,文章寸心事,得失千古知。落筆成文,不可不慎。第二個讀者是我的學生,對經濟學和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但懵懵懂懂,不知何去何從。對我的文章,他或她會細細品讀,希望能夠找到一點兒幫助。

從登堂到入室,從仰視到平視,我希望他或她在成長的某個階段,能夠受到來自我的一點兒積極的影響,多少年後,還會想起讀過我的某一篇文章。第三個讀者是一位朋友。他或她並非是學經濟學的,不在我們的圈子裡。他可能是個理工男,但偶爾也會看看阿西莫夫、《三體》,更多的時候看的是《生活大爆炸》影集,或是打打星際爭霸;或許是個文藝女,最喜歡的或許是張愛玲,也許是村上春樹。他或她對經濟學並不感興趣,甚至有些討厭。但偶然的緣分,讓他或她讀到了我的文字,有那麽一點兒驚訝,也有那麽一點兒讚賞,還有那麽一點兒不服氣,但至少,我讓他或她感到,這是一個真誠、有趣的作者。然後,讓我們彼此會心一笑,相忘於江湖之間。

只要有這三個讀者,我就會堅持寫下去。

2014年9月15日於堪村



摘文試閱

【為什麼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貧富分化?】

我在幾個微信群裡講過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總是會有很多爭議。在北京大學黃益平教授的群裡討論的時候,黃教授提了個問題:皮凱提擔心平等的民主政治和不平等的財富分配之間有矛盾,但民主為什麼不能遏制貧富分化呢?我馬上想到自己讀過的另一本書——史帝格里茲教授的《不平等的代價》。這本書和皮凱提那本書的風格迥然不同。皮凱提的書中都是圖表,史帝格里茲教授的書裡連一張圖表都沒有。史帝格里茲教授提出了很多敏銳的問題,但我還是沒有完全被說服,還得繼續讀書,以後再跟大家彙報。

收入分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激動的話題。支持一方的觀點,或是反對一方的觀點,都可能會摻雜著強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書──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來說,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說它好的人給它打五顆星,說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幾顆星。

如果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真相往往是在兩個極端中間的地帶。平心而論,皮凱提並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家;他沒有雄心想打碎舊世界,迎來新天地;他的觀點是很獨特,但並不離譜;他也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不是為了要迎合哪種政治立場。同樣,平心而論,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環都加在皮凱提一個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傑出學者還有很多;皮凱提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顛撲不破的資本主義基本規律,他的理論基礎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議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皮凱提說來說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點點兒事情。說到底,他只是一個比較另類、比較歐洲的青年學者而已。

我們姑且不論皮凱提說的到底是對還是不對,他的一個擔心值得我們關注。皮凱提不是說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那麼,適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勵機制,這對經濟增長當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來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但是,如果你能夠讓別人相信,你就是應該拿這麼多錢,那麼,就算是極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會對社會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想像一下階級森嚴的「種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階層,你只能聽天由命,根本不會有改變命運的奢望。皮凱提真正擔心的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如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後該怎麼收場。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紐約街頭的流浪漢和巴菲特一樣,都是一張選票,但經濟現實是貧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這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兩難選擇:你是要經濟自由呢,還是要民主制度呢?一個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最終會不得不放棄民主制度,但皮凱提認為,民主制度比經濟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選擇節制資本。

可是,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眾,人數遠遠超過了頂級的1%超級富豪,按道理講,民主制度要聽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當人人厭惡貧富差距的時候,自然會通過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但為什麼民主制度沒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趨勢呢?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帝格里茲出了一本新書《不平等的代價》,說的就是財富如何破壞了民主政治。說實話,我真心希望史帝格里茲教授寫這本書的時候能再認真一些,這是一本讓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書。史帝格里茲敏銳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問題,但在論述的細節上過分粗糙。

同樣是論述不平等,皮凱提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會自發地帶來貧富分化,因為從長期看,資本的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大資本的收益率高於小資本的收益率,人賺錢很難,錢賺錢很容易,所以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趕不上資本收入,尤其是大資本的收入。史帝格里茲則說,之所以會有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因為市場經濟受到了財富的操縱。

財富階層通過影響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把好好的市場變成了「尋租」的樂園。借用著名金融學家拉古拉邁.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萊斯的話說,“pro-business”(親企業)不一定是“pro-market”(親市場),有實權的大資本反而會要求政府干預,以便限制競爭對手,鞏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呼籲,要「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

史帝格里茲進一步指出,財富不僅僅會影響經濟政策,還會直接影響政治決策。這包括幾個方面:第一,窮人的政治熱情不高,對投票和其他各種政治參與都不熱衷。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學的文獻中,有人不投票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人們為什麼會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計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於收益,你那一張票對歷史的潮流不會有任何影響。人們之所以會去投票,是因為還有那麼一點兒信仰和情懷。窮人不投票,部分原因是他們投不了票。美國的窮人中很多是沒有公民權的。有公民權的窮人,也在為生計發愁,而非為政治操心。革命從來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娛樂。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遠高於窮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時尚。在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總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則占捐款總數的40%。《財星500強》的CEO和董事長中,每五個人就有四個有政治捐款。有四位政治學家──史丹佛大學的亞當‧博尼卡(Adam Bonica)、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蘭‧麥卡蒂(Nolan McCarty)、喬治亞大學的基斯‧普爾(Keith Poole)和紐約大

學的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經濟學視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綜述文章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討論。他們發現,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著較強的相關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階層在捐款的時候是對左右兩派都捐,這樣才能和兩邊都保持聯繫。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卻會投向那些自己心儀的更極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國的政治在走向極化。這主要體現在共和黨更加右傾。越是新晉的共和黨議員,政治傾向越是朝右。民主黨的政治傾向則變化不大。饒是如此,民主黨對糾正貧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興趣。民主黨之所以在總統選舉中戰勝了共和黨(編按,此處是指之前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的兩次選舉),主要是因為小布希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黨的「左傾」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他們更願意談論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在種族、性別等問題上顯得更加「進步」。美國的政治選舉制度中的一些設計,如多數制(majoritarian,即獲得最多數票的政黨或候選人「贏家全得」,能夠獨佔一個選區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詬病。

史帝格里茲進一步說,財富還有可能影響到意識形態。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的觀念都是深思熟慮得來的,都是客觀公正的,但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類的認知模式中存在著很多缺陷,人們容易輕信、盲從,也容易固執己見。這當然是非常冷靜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來,史帝格里茲教授開始批評他的對手──那些「右派」。他說,「右派」對大眾是「說教」(propaganda)、是「洗腦」(brainwashing)。他說,「1984」已經降臨。意思是說人們生活在小說家奧威爾描寫的那種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見得呢?史帝格里茲教授只是告訴我們,「右派」精心挑選了一些美麗的詞彙裝飾他們的思想,大的財富控制了大眾媒體,群眾都很無知,沒有識破權貴資本主義的偽裝。

其實,史帝格里茲教授自己也承認,意識形態的歷史猶如生態環境的演進,是緩慢、複雜而自發的。當然,生態系統並非總是運轉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內在的相生相剋,一個生態系統可能會出現失衡,甚至走向崩潰。同理,一個思想體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評的能力,很可能預示著這個思想體系正在走向沒落。如今,經濟自由主義仍然在美國佔據主流,政治家不關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為選民不關心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喜歡看熱鬧的人,我是希望能夠多聽聽暫居劣勢的左派們的奇談怪論,吸收他們的思想,這樣才能左右互博,立於不敗之地。我希望史帝格里茲教授能夠更詳細、客觀地幫我們分析,為什麼經濟學的生態系統出現了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告訴我們,誰是香花,誰是毒草。

在這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年代,時時刻刻保持懷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羅素說過:「我是不會為我的信仰獻身的,因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錯的。」不僅要懷疑別人,而且要懷疑自己,懷疑自己曾經相信和正在相信的東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蘇東坡淺吟低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吾從子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