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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再見

閃亮的黑色靈車已停在觀點景的前門怠速,前門只在特殊時刻會使用,排氣管在冷空氣中噴著廢氣。可以從敞開的車尾清楚看到媽的棺木,還有兩位穿著黑外套的葬儀社先生站在兩側。

我彷彿聽見媽在說:「絕對不要穿黑色去參加葬禮,太令人沮喪了。穿紅色!讓葬禮成為對生命的慶賀!」

大家都漫無目標的遊蕩著,慢慢聚集,準備要步行到三條街外的聖猷達教堂墓園。我們看起來夠多采多姿了。我當然穿紅色,佩默穿著西藏的儀典長外套,塔西戴著高聳的西藏皮毛帽。我們總共二十八個人,包括孩子、表親、孫輩和曾孫輩, 都穿著雪靴和厚重冬季外套,並且圍著色彩鮮豔的羊毛圍巾。我們有些人將媽的白色耳環別在領子上,就連我的前夫都別了一個,他特地前來給我精神支持,當他擁抱我時,我很感激兩人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曾斷絕,我們友善的離婚歲月已然遠超過我們婚姻的年限。

陽光普照,萬里無雲,但是一整個上午湖面都在翻騰,帶著泡沫的綠色浪頭沖刷著湖濱。東風狂吹,花園裡旗桿上降了半旗的國旗被扯得筆直,維多突然抓住我的手臂。

他輕聲地說:「我們忘了媽的胸針!把孫女們叫過來!」他跑回屋內時,我在他身後喊:「別忘了孫子!」

我倉促地把媽的五名孫女召回遊戲間內,向她們解釋奶奶在過世前一一標明了要留給她們的胸針,維多念著標示,一一遞出讓她們戴著上教堂。然後我們召來媽的三個孫子,給他們每人一個爺爺在大戰時的勳章,我們把卡特的留到他從土庫曼回來再說。

當靈車開始緩慢地沿著國王街行駛時,我們在後面形成一長條隊伍,沿著小時候媽和爸每週日領著我們上教堂的路徑前進。交談盡量輕聲細語,有些人則牽著手。我們向途中遇到的鄰居打招呼,邀請他們加入我們悼念的行列,靴子壓在結冰的碎石上,空洞聲響像是緩慢肅穆的鼓聲。我們已經兩度形成這幾乎一模一樣的隊伍了,一次是在一九九一年為了山迪,另一次則是三年前為了爸。

孫子們在聖猷達教堂外排好隊伍,這一回由他們擔任護柩送葬人。我很驚訝發現教堂裡面有那麼多人──擠滿了不同年齡層的人。我估計約有十來個九十幾歲的婦女,大多掙扎著使用助行器和枴杖,她們是在一九五○年代時參加媽的聖誕派對的朋友,那時還都是三十出頭的年輕母親。

爸媽分別在這個教會擔任監護人與教授主日學,也只有在這裡,我們家總能占據最後一整排座椅,彷彿是專屬保留位。我們在這裡學習放聲高歌,將零用錢的十分之一放入貢獻盤,然後還得從盤中自行找錢。

儘管我們在這間教會始終遵守流程,但是我們為媽設計的儀式卻一點都不傳統。我們說服牧師進行一場他通常不會同意的儀式,但因為克里斯是他神學院的導師, 所以就寬容的讓步了。牧師也找到一些山茱萸的樹枝放在管風琴上,算是尊崇母親的維吉尼亞背景。儀式以簡短的祈禱開始,還有媽媽查經班裡的年輕女士自願組成的合唱團,以歌聲陪伴媽上天堂。她們的聲音和媽很像,充滿熱情又荒腔走板──反倒讓我的心頓時無比溫暖。

接著我走上講壇,翻動筆記,掃視著聚會的群眾,慢慢戴上媽的太陽眼鏡──那副有著大笑紅脣、嗑藥的搖滾明星才會戴的太陽眼鏡,說道:「媽若是看到有那麼多人出席一定嚇壞了……」教堂迸發出大笑聲。我告訴他們,媽過世前的幾個星期曾說:「我知道人生應該要有目標,我想我也搜尋過目標,那應該就是讓大家開懷大笑。」

我描述媽是股「生命的力量」,以無法滿足的好奇心和無盡熱情珍視著生命中的每一刻。我讚頌她慷慨的天性,分享她救援「落難少女和無家可歸之人」的回憶, 追想她邀請遭逢不幸的家庭和我們同住數月之久的時刻;我也說了那個吸塵器銷售員很不幸按了媽的門鈴的故事:他主動要求展示他的機器,恰巧那天狗狗在藍色長毛地毯上嘔吐了。然而我發現根本無法談到我和媽的關係,我不過是拿這些趣聞當煙幕彈;或許,媽的歡快也是一樣的出發點。

我說媽有幽閉恐懼症,所以要坐在後面靠近出口的位置;還有她多麼害怕公開演說,弔詭的是她又根本無法停止描述自己的經歷;她有多麼痛恨聚光燈,儘管她又總是搶盡風頭。我告訴大家,媽本身其實就是聚光燈,是在舞台中心聚集的最明亮耀眼的光芒。媽總是對於別人的人生很感興趣,她提出的問題則點亮了他們的生命,人們在她身邊會開始發光。每當她認識新朋友時,她會說:「告訴我你的故事!」下一回再度碰面時,媽會記得每一件關於對方的事──他們投票給誰、上回去哪度假、孩子的名字、上哪間學校、早餐吃什麼──一切。

我沒說的是在十九世紀末,聚光燈很大的缺陷就是需要一個人專心、不斷地調整燃燒的石灰石,同時注意到助燃的氧氣和氫氣──很像我們在照顧媽時所扮演的角色。她從人群中得到氧氣,或許這正是她在被剝奪了真實人生之後,能夠繼續活這麼久的原因。

我說完之後,換克里斯分享見證,接著其他的家族成員輪番上陣,說了夠多關於媽的有趣故事。還有穿插其間的聖詩,包括媽最喜歡的南方經典《輕搖,甜美馬車》以及《共和國讚美詩》。卡特透過電子郵件傳送他的故事,並由維吉妮雅朗讀,潔西卡則讀了一段一九三九年的《國王的訊息》。

儀式結束後,大家都說從來沒在教堂聽過這麼多的笑聲。當我們列隊從教堂側門走出時,經過一、兩位在跟牧師說話的老太太。

「這就是我想要的葬禮!」其中一個說。

牧師笑了。「想要有這種葬禮,妳得先活過這種人生。」然後他轉向我,搖著頭回想:「我第一次見到妳母親就頭痛,妳還記得她做了什麼嗎?她強迫我把香蕉皮貼在額頭上,直到不痛為止。」

「有治好頭痛嗎?」

「我想有吧──妳沒再看到香蕉皮了,是吧?」

儀式過後,朋友們聚集在屋後的接待所,我前夫的朋友保羅在樓下大廳等我,在我經過時輕觸我的手肘:「妳母親是猶太人嗎?」

「不是,為什麼這麼問?」

他在書櫃前揮舞著手臂:「因為這裡有太多的猶太文物。」

我向他解釋母親非常虔誠,雖然在聖公會的環境下長大,但是很重視獨立思考, 並且樂於接受精神上的刺激,所以到處追隨著善牧者,她不在乎對方是來自天主教、回教、佛教或是猶太教,甚至是浸信會,只要布道者說的內容夠引人入勝, 媽就會去聽。她去耶路薩冷朝聖過數次,並且帶回許多紀念品,其中包括保羅正在看著、用猶太文寫著「Shalom!」的紀念牌,媽熱愛shalom的多重意義,不僅是和平,還包括了打招呼、再見、和諧以及完整的意思。她說亞洲文化有著含括一切的問候語,但是北美卻沒有。

我指給保羅看一幅架子上的杜圖大主教照片,以及上一層架子的達賴喇嘛照片, 但是保羅卻只注意到一個猶太拉比陶偶,看起來很像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裡的男主角。

「如果妳要把這些東西處理掉,又沒有人想要的話,如果你不介意,那我很樂於接收。」我在腦子裡記下了,幾個月後把陶偶用氣泡紙包起來寄給保羅。媽會很高興她的紀念品找到了一個適當的猶太家庭。

那天晚上,有幾個遲遲不去的客人在客廳流連,我聽到了聞所未聞的故事。一個我幾十年沒見過的中年男子──那個在一九五○年代和母親從英國遷來加拿大, 和我們住了好一陣子的小男孩,告訴我們他終於見到他父親的景況:「我母親死後,妳媽對我說:『現在你可以去找你父親了,我會告訴你我有的資訊。注意──不要等,現在就做!』因為妳母親,我才能在爸爸死前認識他。」

等到大家都離開後,餐桌上是半滿的酒杯、揉亂的餐巾、清空的餐盤和碎屑交織出的混亂。媽的耳環散落在我們從她首飾抽屜中取出、作為主要裝飾的製冰盒中, 桑波昏迷在餐桌下。還有好幾打的花束,從教堂中帶回的高腳花束也四處散布, 大多數的問候卡片都和花束分離了,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花。

次日,我接到英國表姊伊莉莎白的問候電話。

「妳還好吧?」她問道:「現在妳加入我們的等死行列了?」

我不喜歡這種說法,只因為我和伊莉莎白的雙親都已經過世,所以我們就朝著等死前進了一個順位?但是我瞭解她越來越能體認到死亡的感觸。隨著年歲日增,我們都知道死亡和衰老一樣不可避免,但對我而言,它的時機和狀況都很隨機,不完全按順序而來,也不見得值得恐懼。

我們從被奪走的山迪學到了生命很短促,但生命也可以漫長,甚至有些人會說太長了。媽九十三歲離開時依舊神智清明,但是爸在七、八十歲時經過三次心臟繞道手術,九十二歲時辭世,最後十二年都活在失智的迷霧之中,所以或許死亡並非完全的悲劇。

媽死後,我們接到許多慰問信來自幾乎完全陌生的女士──那些與我同齡,受到媽指引,視媽為「另一個母親」的女子。我知道她的這些關係──媽一直教我與不同年齡層的人維繫友誼的重要性,

但是這些來自她「其他女兒」的信件讓我感到悲傷。她們沒有一個人描述的是我過去二十年所經歷的強勢母親,侵犯我的隱私、要求我每幾個小時就要回應她、對我的決定充滿批判和反對的這個母親;她們形容的是一個慈愛、睿智、自信、迷人、真誠而且值得景仰的那個母親。她們描述了一個我希望我認識的母親。

又或許,她們不過是描述了始終如此的母親,只是被我推開,靜靜等著我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