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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望台灣歷史

──《殖民地台灣》新序



陳芳明



出版《殖民地台灣》的年代,距離今天已經十九年。每次重新翻閱時,在海外書寫《謝雪紅評傳》的荒涼感覺,總是不期然浮現。那種荒涼的感覺,一方面是距離自己的土地太過遙遠,一方面則是重建台灣歷史的成果會不會被人看見。以一個人的力量展開史料的蒐集,幾乎是前無古人。縱然那段時期已經捧讀過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但是有關謝雪紅的生命歷程,可能有待我去重新建構。如果沒有在歷史閱讀中發現謝雪紅的名字,可能就沒有以後的那本評傳,當然也不可能發現殖民地時期左翼運動發展的事實。

在年輕時期,我接受過右派史觀的學術訓練。尤其朝向第十世紀到十二世紀的宋代中國之際,我所學習的史學方法大約側重在考據之上。在台大歷史研究所三年期間,始終都沉浸在線裝書的木刻文字裡。到今天仍然記得,在黃昏斜陽的照射下,我坐在圖書館的窗邊,有時凝視窗外校園植物,但大部分的時間都沉浸在泛黃紙張的古典顏色裡。所謂右派史觀,重要的特質是對朝代興亡的關注、政治權力的支配、黨爭的結盟與敵對,只要把時間、人物、地點考證得非常清楚,再加上主觀的歷史解釋之後,研究工作大約就宣告完成。

必須要到海外之後,遠離了台灣學界,也遠離了年少時期的學術訓練,我才慢慢接觸左派的閱讀。最早是從魯迅開始,之後到達毛澤東思想,最後才與馬克思經典相遇。那樣漫長的過程,伴隨著海外政治運動的變化,我一步一步走入結構性的思考模式。所謂結構性的思考,是指從事歷史觀察之際,必須注意到社會經濟的變化。同時,也要注意到階級、性別、族群的議題。這種歷史結構才是左翼史觀所強調,也是在潛移默化中我慢慢接近台灣左翼運動史。《謝雪紅評傳》的書寫耗去我四年的時光,從一九八七年一直到一九九一年。那段時期,也正是台灣社會欲開未開之際。究竟左派歷史的研究與解釋,會不會得到當權者的容許,仍然還在未知狀態。如果不是在海外的環境,在我生命裡就不可能出現《謝雪紅評傳》這本專書。

在建構這位左派女性歷史的同時,我也開始涉獵台灣共產黨的其他男性黨員。一九八三年,寫出〈永遠的望鄉人〉那篇長文時,我才初步建立信心,可以掌握台灣左派歷史的發展。在殖民地時期,台灣社會的階級問題相當嚴重。尤其在一九二○年代以後,日本資本家大量進駐台灣。農民與工人問題開始層出不窮地浮現,階級矛盾的衝突越來越嚴重。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七年會發生分裂,便是因為面對嚴重的階級問題,使台灣知識分子產生意識形態的分裂。謝雪紅所領導的台灣共產黨,完全是殖民地資本主義化過程的一個必然。這個左派政黨的誕生,使台灣社會終於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結盟在一起。

《殖民地台灣》所建立個別黨員的傳記,都是為了朝向謝雪紅的生命建構。這本書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有關蘇新傳記的討論。最後一篇文章,則是台灣共產黨的建黨者林木順傳記。在書寫過程中確實遇到很多困難,如果沒有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藏書,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檔案,這本書寫將近十年的專書,恐怕無法完成。全書的書寫工程告竣時,我對於台灣共產黨的來龍去脈,大約就瞭若指掌。左派歷史的研究,帶給我全然不同的視野。在觀察台灣社會時,我慢慢學習了結構性的分析,也慢慢對於資本主義的陷阱抱持警戒之心。知識的建構,並不只是為了瞭解過去歷史發生了什麼,也是為了協助我們去觀察當前社會發生了什麼。左翼史研究為我開啟了視野,是我過去傳統考據方法論所未能企及的。

在我的學術生涯裡,歷史研究所帶來的幫助可謂相當顯著。長期在學院裡埋首閱讀,常常讓我產生警覺。我所寫的學術論文,或是我所傳授的文學知識,是否能夠與台灣社會對話,一直是我的重要關切。我對於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女性、同志、環保、原住民議題特別關心,其實都是與自己所研究的台灣左派歷史息息相關。所謂左,其實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場,同時也是批判精神的同義詞。左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更不等於毛澤東思想,而是屬於相當關鍵的人文關懷。《殖民地台灣》這本書能夠在學界流通,於我是相當幸運的事情。尤其知道這本書能夠再版那麼多次,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迎接七十歲到來之際,這本書又要重新改版,自然也帶給我一定程度的喜悅。進入晚境,我的左翼思考並不會終止下來。因為,這已經是我生活實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7.4.21 政治大學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