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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母性倫理觀之敘事實踐及意義〉/蔡玫姿

從母性倫理角度探討其愛的哲學。檢視四個敘事作品,命名自尼采超人學說的〈超人〉、書信論辯體式的〈悟〉,此二文回應知識分子存在議題,從經驗論中的母子關係推展到人與人的聯繫。1930 年代後〈分〉、〈相片〉卻顯出對愛之哲學的反挫,前者冰心因生育經驗從女兒轉為母親,覺察過去愛的哲學掩飾階級差異;後者因赴美受中西文化衝擊,質疑國族差異下倫理母性互助的想像。

本文從比較文學角度重省冰心愛的哲學,對比同世代美國女作家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1915 年的《她鄉》(Herland),該書亦勾勒一倫理母性社會與冰心倫理母性觀核心相似。另參考女性主義學者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精神分析取徑,其〈聖母頌〉(Stabat Mater)中指出母親為主客體中介過程。從而認為冰心的母性倫理敘事,接踵女性主義母性倫理,反思愛的哲學,從普遍性至不均質的揭露,具有深刻意義。


〈從獨唱到合唱――阿赫瑪托娃《安魂曲》之誕生〉/熊宗慧

《安魂曲》(Реквием, 1935-1940)是俄國詩人阿赫瑪托娃(АннаАхматова, 1889-1966)最著名的代表作,這部作品不僅見證了大清洗/大恐怖(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時期蘇聯人民的苦難,同時亦撫慰了廣大受迫害者的心靈。本文聚焦在阿赫瑪托娃創作《安魂曲》之前的蟄伏期(1925-1934),這一段時期阿赫瑪托娃面臨的不只是自身創作的瓶頸,還遭遇蘇聯政權的打壓,究竟詩人是如何面對自身的問題與來自外部的嚴酷打擊?她如何突破創作上的喑啞狀態並恢復聲音?又如何將自身的悲劇轉化為家國民眾的共同命運?所有這些議題皆會在本文獲得充分的探討。另外,《安魂曲》的重要性還在於它代表詩人擺脫早期詩歌當中較為封閉的個人世界,轉而將群眾命運納入創作題材,這一轉變不僅使阿赫瑪托娃擴大了創作領域,也使她成為蘇聯的民族詩人。《安魂曲》出版前,阿赫瑪托娃是一位「個人情感傾向」的貴族詩人,《安魂曲》之後,她成為替上百萬遭到史達林整肅的群眾發聲的民族詩人,阿赫瑪托娃的形象在蘇聯讀者心理的轉變超乎蘇聯政權的預期,對於始終想要孤立詩人的蘇聯政府來說,這樣的結果其實非常諷刺。


〈從自覺到覺他:平塚雷鳥與《青鞜》的女性論述及影響〉/廖詩文

1911 年,平塚雷鳥(Raichyo Hiratsuka, 1886-1971)及其友人們共同創辦了《青鞜》(1911-1916)雜誌,創立的目的是想鼓勵和培養具有創作天賦的日本女性,因此刊物的內容大多圍繞在「新女性」(New Woman)的傳播與西方相關論述的譯介,內容涵蓋戲劇、小說、詩歌以及各種時評,同時也不忘譯介西方作品,提供日本明治女性一個抒發意見的藝文空間。

自1920 年代至1950 年代,日本女作家投身文學創作蔚為風潮,這段期間日本出現了多位傑出的女作家及女詩人,可謂實現了《青鞜》盼望日本誕生女性文學天才的殷切期待。雖然1930 年代的日本女性文學風潮並未與《青鞜》雜誌有直接的關聯性,但《青鞜》的發行卻在日本近代女作家風潮的系譜上扮演了啟迪角色,那麼《青鞜》為日本近代女性文學注入哪些養分、對日本二十世紀初期的女性自覺作出哪些貢獻,就值得進一步加以梳理與分析。

為此,本文將以《青鞜》刊載的翻譯、作品、引起爭論的女性議題等文獻資料作為研究對象,同時也將兼述出版人的理念、《青鞜》創刊時的社會背景,藉以做為檢視《青鞜》如何在創辦人平塚雷鳥及其友人的自覺及努力下,展開一段對女性文學發展具有影響性的覺他之旅。


〈邊緣身體的多重跨越:論吳繼文《天河撩亂》中跨性別者的多元身體建構向度〉/蘇恆毅

吳繼文的《天河撩亂》在酷兒/同志文學研究中佔有一定的分量,乃肇因於文本中涉及的不只有同性戀、疾病、愛慾、政治等議題,同時觸及了跨國與跨性別者。故本文以《天河撩亂》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其中的跨性別者在跨國流離中的生命體驗,並將文本中追尋「漂泊的湖」作為對應,對照出臺灣與日本跨性別人士的處境,以及在跨國體驗中,如何完成自我如夢生命的追求。

書中的跨越有多種意涵,除有「臺灣到日本」、「男到女」、在成為女性後又成為「想像的母親」、以及通過閱讀體驗結合「生活到文本」等不同意義。經由此種多重跨越,人物的生命如何經由身體的離散、混雜,進一步達到完成追尋,使生命以臻「完美」的歷程,構築出跨性別者對生命的期待以及對生活的體察,藉以反思跨性別者在社會環境中的處境,以及生命中可能經歷的多重跨越性。


〈跨國移動與書寫:以鈴木怜子的灣生身分及其回憶錄為例〉/蔡知臻

「灣生」研究近年開始被關注,學術相關研究也開始興起。灣生所書寫之回憶錄為數不多,本論文將以灣生鈴木怜子(1935-)為分析對象,探討其從戰前至戰後的跨國移動以及書籍出版的過程,並藉由《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一書進行文本分析,探討書中灣生鈴木怜子對臺灣的記憶書寫與敘事位置的問題。本文前言先闡述筆者之問題意識並分析「灣生」回憶錄前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節討論《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中灣生鈴木怜子從戰前至今之移動經驗,也探究作者對於臺灣的記憶如何建構、書寫。第三節繼續探究回憶錄並討論臺灣記憶對鈴木怜子的意義與敘事位置之特殊性,解構鈴木怜子回憶錄的書寫策略。本文將指出因灣生的特殊身分加上鈴木怜子之跨國移動,對記憶中的「故鄉臺灣」是「日治時期的臺灣」,而不是「現今臺灣」,是屬於日本天皇領土之臺灣、日本祖國的一部分,而敘事位置為祖國視角,看待故鄉臺灣與現今臺灣皆然,呈現記憶與書寫上的特殊性。


〈漂移、傷痕、敲打――論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中的空間書寫〉/張幸貴

本文試圖以馬尼尼為(林婉文)《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此書為材料,以「空間」角度探討跨國女性在「漂移」、「傷痕」的內心獨白及尷尬的身分認同等面向。

馬來西亞籍創作者馬尼尼為特殊的人生經歷,從學生時代來到臺灣讀書,而後隨即進入異國婚姻,成為臺灣人口中的「外籍配偶」。然而,婚姻生活的不堪、 暗黑、殘渣卻也成為她的創作源頭,在《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散文中,馬尼尼為用她乖張卻細膩的文字,描摹出耐人尋味的空間氛圍。

筆者欲就文本中「空間」探討,嘗試分析「異鄉女子」因身分、地域、婚姻角色產生的自我背離、重組、不妥協現象,並思索跨國女性在臺灣被賦予的刻板印象,女性家庭角色定位問題,更深一層理解作者意圖「敲打」這世界的生命吶喊。


〈誰道紅顏獨姣姣,巾幗劍似柳眉鋒――鄭丰《生死谷》中的女性形象〉/葉竹軒

鄭丰近來以女性武俠小說家之姿活躍於兩岸文壇,至今有將近二十冊著作流傳,甚至被譽為「女版金庸」。最新出版著作──《生死谷》,以晚唐殺手組織為背景鋪張小說架構,文字細膩鮮活。其中的特別之處是她在以父權為正統的武俠世界裡,大膽地置入西方的反烏托邦主義思潮並以女性角色為中心書寫來帶動劇情展開,顛覆武俠以往承繼之刻板印象。且整部小說中,並無任何「愛情」之描述,一反傳統武俠小說中女性角色大多牽絆愛情,反而著重於女主角心理層面之轉變與描寫。因此,本篇論文將透過分析與比較《生死谷》系列三卷小說與傳統武俠小說之差異,針對鄭丰筆下形塑的女性角色,探討其敘事手法、人物特質以及父權轉移、女權興起之現象。


〈傳統的叛逆與回返――論馮沅君《春痕》〉/陳怡靜

馮沅君(1900-1974)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女性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作品以反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體制為經;追求自由戀愛的新思潮為緯,透過傳統社會婦女以及青年男女對於婚姻、愛情的不同觀念,體現了傳統封建體制下的家庭觀念以及新時代、新思潮交會時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她用獨特的觀察視角,在其文學作品中對於女性面對革命到來的矛盾心理進行深刻的描寫,敏銳把握了女性複雜的內心體驗,同時也為下一個時期的女性作家搭起了文學創作與革命的關係、女性在革命時代的自我定位等議題的思考橋樑。

本文欲借馮沅君小說作品《春痕》進行討論,更著重在〈旅行〉、〈隔絕〉、〈我已在愛神前犯罪了〉、〈誤點〉、〈貞婦〉、〈慈母〉等篇進行論述,分析在其作品中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叛逆與回返。


〈論平路《行道天涯》中女性書寫的意蘊〉/許絜雯

本文以平路《行道天涯》為主要題材,企圖釐析出平路筆下的宋慶齡,其私人情感隱含著何種女性書寫意蘊?她輾轉的生命歷程,從少女時期嫁給孫文之後,便展開她自身理想的革命。然而,與夫之間三十歲的差距,以及丈夫對於「情感」的模糊定義,造就宋慶齡內心世界的缺憾。在《行道天涯》中,平路採用倒敘的回憶手法,描寫宋慶齡最真誠、最直截表現的私人情感、身體情慾。「孫夫人」的頭銜使得其備感壓力,而「國母」的角色,亦使她必須堅定自我的革命信念。小說採用兩條支線,輔以當時代革命環境之下,使得孫文與宋慶齡逐漸走向一個衰亡而較為萎靡的象徵意義。筆者欲就文本從中探討,梳理出女性的命運書寫、其相關的形象塑造,和內心的轉變的展現,是以透過作家眼睛,及其筆下世界,建構出女性的真實世界。


Re-visioning 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 i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I-Chun Lin(林怡君)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ates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Sharing the same ideal of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however,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not only emphasized on women’s political right but on women’s roles as wives and mothers because of women’s connection with the domestic sphere, home, which was an essential part in women’s life. This paper is inspired by Nancy Cott’s argument about “the bond of womanhood” in New England between 1780 and 1835 in her now a feminist classic, The Bond of Womanhood (1977). As the bond of womanhood elevated women’s social status while limiting them to the private sphere with the cult of domesticity, it also implied the dual meaning of the “bond”: women’s union as solidified by the sameness of wome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s being untied by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in terms of class, race, religion, and other dimensions. Based upon Nira Yuval-Davis’s theory of “intersectionalit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at did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the prime time of which came after the time period of Cott’s research focus, in any way affect the realities of “the bond of womanhood” with regards to both division of women’s social roles and the union of women’s solidarity? By this argument, I will propose to examine the bond of womanhood as represented i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by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ree leading figures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and Lucy Stone.


Lucy is on Her Way “Home” from Without to Within: Jamaica Kincaid’s Lucy/Yun Lo(羅芸)

In my inquiry of Lucy,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shifting concept of “home” provided by the novel and argue that both Lucy’s mental and physical desires are set for a “home” rather than an identity. Susan Friedman’s “Bodies on the Move: A Poetics of Home and Diaspora” inspires me to ponder over the picture of home depicted through Lucy’s narrative. “The body is the home of the heart. Flesh is the body of home. But what is home? Who feels at home while at home?” (191). Projecting the questions on Lucy, I would try to argue that the “home” Lucy is seeking for is a mental space, and “is a never never land of dreams and desire. Home is utopia— a no place, a nowhere, an imaginary space long for, always already lost in the very formation of the idea of home” (192). It can only be found when Lucy searches for it internally instead of exter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