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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 梁文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雪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生活與命運》再過兩、三百年都休想出版。」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分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至八○年代,這個身分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幸好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與《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巴斯特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事後,無論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忍尼辛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著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導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與《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一九八八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著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型。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雪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