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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選摘(節錄)

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狀況

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受到壓制後,動能轉向文學運動、發行文藝雜誌的前提下展開的。在三○年代前期,例如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有連帶關係的《南音》、日本內地留學生創刊的《福爾摩沙》、北台灣文學青年所創辦的《先發部隊》與《第一線》等,這些刊物雖然肩負著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使命,但其規模皆小,發行期間亦不長。然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則已經發展為全島性規模的文藝團體,幾乎網羅全台作家,可視為台灣新文學運動邁入新階段。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創刊)沿著新文學運動的路線前進,以文學活動(日語與中文)取代了過去的社會運動,藉以提升「台灣意識」。但對編輯方針抱持不滿的楊逵,受到《台灣新聞》(台中)的拉攏,強烈抨擊台灣文藝聯盟。不久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另創《台灣新文學》,與《台灣文藝》形成對立的關係。楊逵在日本內地留學時深受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吸引,藉著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主要成員的經驗,提倡文藝大眾化,致力使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扎根台灣。

楊逵的小說〈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小說徵文的第二名(首獎從缺,因此他實際上是第一名),乃是最初在日本文壇受到好評的台灣作家,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以楊逵為開端,年輕作家們開始以內地文壇為目標。張文環、呂赫若、翁鬧、龍瑛宗等創作出色日語作品的台灣作家從此輩出。張文環的〈父之顏〉獲選為《中央公論》的佳作(一九三五年),呂赫若的〈牛車〉刊載於《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一月),翁鬧的〈戇爺〉則獲選為雜誌《文藝》的備選佳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四月,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更入選雜誌《改造》的徵文創作,並刊登於其上。上述這些台灣作家在日本文壇登場,象徵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興盛。而受到日本文壇的認可,同時也代表著在台灣島內將受到高度肯定。只是在台灣,日語作品的發表園地並不多,閱讀市場亦不大。

《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這兩部文藝雜誌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自我提升具有極大的貢獻,但同時,已逐步邁向成熟的台灣文學界,卻也因此分裂。《台灣文藝》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廢刊,台灣文藝聯盟亦隨之瓦解。而由於楊逵過勞染病與「漢文創作特集」被禁,在經濟上與精神上造成雙重打擊,加以漢文欄廢止的致命一擊,使得《台灣新文學》也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廢刊。在這一連串的風波中,白話文作家失去了發表的園地,白話文讀者失去了可供閱讀的作品,台灣新文學運動頓時陷入沉寂,尚未完全成熟,根基便已遭破壞。



二、廢止日報漢文欄,禁止白話文創作

對於企圖普及日語的總督府而言,如何使懂日語的台灣人突破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乃是一大課題。儘管每年公學校兒童的入學人數與畢業人數都有自然增加,但理解日語的人口卻不如預期的多。因此總督府於一九三三年訂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計劃十年內使日語人口達百分之五十),於各市、街、庄成立「國語講習所」,以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不懂日語的青年男女為對象,一年實施一百天以上以日語為主的簡易國民教育。另外,針對忙於農事者則設置「簡

易國語講習所」,利用農閒時間,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為一期來教授日語,最終促使公學校兒童與畢業生中的「理解國語者」增加,由一九三二年僅佔百分之二十二‧ 七,到一九三四年佔百分之二十七‧○,到了一九三六年則達到百分之三十二‧ 九。一九三七年之際,平均三人之中即有一人懂日語。台灣總督府為求更為徹底普及日語,計劃廢止日報的漢文欄。各家日報於是發布了內容相同的廣告,預告漢文欄將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停刊,而當時唯一由台灣人經營的日報《台灣新民報》,則由於台灣讀者為數眾多,而延後兩個月遲至六月一日才廢止了漢文欄。

台灣的日報不僅以日本人為對象,台灣人也在讀者範圍內,因此《台灣日日新報》最初也刊行漢文版,後來的報紙也常見日語與中文(漢文)並行。總督府要全面普及日語、廢止漢文,並非以頒布「府令」的法律手段來實行,而是以「指導」的方式。「指導」與審查制度下削除處分的實際操作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紀錄。就當時的文化政策而言,廢止漢文欄並非直接命令,而應該是由有關當局對日刊報社進行階段性「指導」,禁止白話文創作則是依循著「指導」的方向而實施。面對握有審查大權的總督府,任何報社或雜誌社都不得不遵從其「指導」且不容許悖逆,否則將遭到禁刊或削除等手段的報復。

正因如此,就總督府而言,若有必要,之後亦可再承認白話文創作、認可漢文雜誌的發行,抑或是中文出版品的刊行。假使一開始就有頒布廢除報紙漢文欄與禁止白話文創作的「府令」,那麼中日文並刊的大眾藝術雜誌《台灣藝術》(一九四○年三月創刊)、漢文文藝雜誌《風月報》(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創刊)與《南國文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創刊),以及以吳漫沙《莎秧的鐘》(南方雜誌社,一九四三年三月)為首的眾多白話文小說便都不可能發行。但因為是隱形的「指導」,所以鄭坤五的《鯤島逸史》(南方雜誌社,一九四四年三月)等作品得以被登記為台灣出版會「認可第七十四號」,而《台灣藝術》、《風月報》與白話文小說等,最終應該是在懷柔台灣人的考量下,被允許發行。



三、《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的對峙

台灣文學界再現生機,乃是進入一九四○年以後的事。

一九四○年一月,在西川滿號召下,「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並創刊機關雜誌《文藝台灣》(雙月刊)。台灣文藝家協會集結了矢野峰人與島田謹二等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以及總督府高級官僚、和歌雜誌與俳句雜誌的主事者與眾多文藝愛好者。相對於至今以台灣人為中心而展開的新文學運動,台灣文藝家協會中主導台灣社會的「內地人」佔絕大多數,且此協會在西川滿強勢的作風之下營運,謀求與內地文壇同步及接續,另一方面,《文藝台灣》更以台灣獨特的在地色彩為號召。

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一年後,機關雜誌《文藝台灣》進行改組,脫離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為「文藝台灣社」的同人雜誌並持續發行。「台灣文藝家協會」在當時採取罕見的經營方式,做為一種交誼性質團體,其每月向會員徵收會費,全數做為雜誌發行費用,身為會員則可以得到四冊雜誌做為回饋。改組之後,一九四一年二月以降發行的《文藝台灣》已非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但同人皆是原本協會的會員,編輯兼發行人同樣是西川滿,辦公處亦設於西川滿自宅,與之前幾乎沒有改變。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文藝台灣》由雙月刊改為月刊。如此一來,會員對於西川滿獨攬大權的《文藝台灣》所抱持的不滿日漸升高。在《文藝台灣》轉型為同人雜誌後,滿懷不滿的張文環與中山侑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另創啟文社,創刊文藝雜誌《台灣文學》季刊。《台灣文學》的出現,儘管使西川滿感到不悅與憤慨,但卻吸引了工藤好美、坂口䙥子、呂赫若與黃得時等優秀人才加入,財政方面則獲得三井物產的豐厚援助,使得《台灣文學》得以穩定地刊載佳作。在「皇民文學」時期敢於處理大家族主義、婚姻問題、養女制度、迷信與陋習等台灣人內部的問題,乃是《台灣文學》的特徵之一,可以說是繼承了《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精神。

儘管《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者風格迥異並持續相互對立,但都是代表四○年代台灣的文藝雜誌,為台灣文學水準的提升做出了貢獻。



四、《台灣藝術》創刊與活躍

四○年代所發行的雜誌並不僅止這兩部,《台灣藝術》亦於一九四○年三月創刊。

相對於《文藝台灣》乃是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而以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台灣》(一九四○年三月創刊)與台灣歌人俱樂部關係深厚,《台灣藝術》則並未歸屬於任何組織,而是黃宗葵個人經營創刊的雜誌。後來又延請江肖梅擔任主編,使《台灣藝術》的銷售量一舉成為一九四○年代最大宗的文藝刊物。《台灣藝術》標舉「網羅、綜合本島所有藝術的種類而編輯之」,其內容囊括小說、隨筆、詩、評論、藝術家介紹、電影介紹、新劇、書刊等等,可謂包羅萬象。而更因為報章雜誌中的漢文欄消失已久,漢文欄的設置便成為《台灣藝術》的特色之一。儘管時間並不長(可確認至一九四一年八月發行的第二卷第八號),但其中連載吳漫沙的〈繁華夢〉與李逸濤的〈蠻花記〉等白話文小說,亦刊登白話文新詩、隨筆與小品等,在讀者看來應是驚喜的贈禮。

此外,除了江肖梅本身在此發表〈包公案〉、〈諸葛孔明〉等小說,其他如西川滿、濱田隼雄、新田淳、新垣宏一、吉村敏、蘇文石(金關丈夫)、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葉步月、劉頑椿(劉春木)、鄭左金(葉石濤)與陳火泉等人亦發表小說與劇本等創作。詩歌方面以石田道雄與陳千武等人最受注目,而活躍於評論與隨筆的則有池田敏雄、立石鐵臣、宮本延人、矢野峰人、王昶雄、郭水潭、吳濁流、朱鋒(莊松林)、楊雲萍、吳瀛濤、陳逢源、楊千鶴以及藍蔭鼎等人。於《台灣藝術》中登場的文學家與作家為數眾多,沒有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區隔,亦無關乎所謂《文藝台灣》派與《台灣文學》派的對壘,積極起用新人,確實地展現了開闊的文學世界。因此可以說,《台灣藝術》不僅提升、同時也支持著四○年代的台灣文學。

此一高漲的文學熱潮,也反映在綜合雜誌《台灣公論》(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四五年五月)與總督府發行的《台灣時報》(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三月)等,其一掃前此充斥的時局報導以及論調僵化的內容,頻繁地刊載創作與文學評論,更加助長了文學的熱潮。《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等報刊亦提供了台灣作家們發表的機會。東都書籍台北分店、台灣藝術社與盛興出版部等相繼出版書刊,公認出版好書的清水書店以及西川純(西川滿之父)任職社長的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應運而生,使文藝書籍的出版蔚為盛況,對台灣作家而言,實為一發表媒體眾多、受惠良多的時期。



後記(節錄)

回首台灣文學研究

時光荏苒,自我一九六八年開始對台灣文學及其周邊的事物產生興趣以來,倏忽已經過了四十個年頭。對我而言,台灣文學是極具吸引力的研究對象,會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調查而有所發現,讓我傾注心力,樂此不疲。然而時至今日,台灣文學仍舊有許多尚待釐清的問題,使得台灣文學研究面臨著若干障礙與難關。

首先,是經常得面對文獻資料不足的問題,儘管此際台灣文學研究蓬勃發展,但在戰後二、三十年那段漫長的歲月中,「台灣文學」是完全屏除在當時的學術討論範圍外的,為了更了解「台灣文學」而在一般書店找尋參考書或索引資料也是白費力氣,研究「台灣文學」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接觸原本,但就算去圖書館查找,最基本的文獻資料也是付之闕如,戰前的文學刊物與文藝雜誌比起其他文獻資料更是少得可憐。與「台灣文學」相關的雜誌或出版品在戰後混亂的局勢中被棄如敝屣,散佚各處,最終不見天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藝雜誌如《福爾摩沙》、《台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南音》、《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台灣文藝》(皇民奉公會)等,後來雖然可以在台灣復刻的「新文學雜誌叢刊」中一窺堂奧,但就文獻資料的完整性而言仍說不上充實。

其次,是審查制度下的發禁、刪除及自我規範等做法,扭曲了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阻礙了台灣文學的研究。戰前的台灣文學可說是一場和總督府審查制度的奮戰。戰前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發行的機密月報《台灣出版警察報》是了解當時的審查紀錄及發禁狀況最重要的資料,儘管現存的只有一九三○年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間短短兩年六個月的資料,但從中仍得以確認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岩波書店,一九二九年)在台被禁的事實,也有《伍人報》、《赤道》、《洪水報》、《台灣文學》(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等許多左翼文藝雜誌被禁的紀錄。在當時的台灣,發行報紙、雜誌、書刊有一套自己的遊戲規則,會受到比日本國內更嚴格的法條《台灣新聞紙令》、《台灣出版規則》等規範取締,亦即台灣總督府嚴格且徹底的審查制度,以各種形式阻撓了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審查制度不僅影響台灣島內的刊物,更波及從日本、其他殖民地以及外國──尤其是中國──引進的刊物。很多時候儘管在日本國內讀得到,在台灣也讀不到,台灣總督府將所有認為不利於台灣統治的東西悉數排除,於是不只是台灣人,連在台的日本人也無緣得見那些刊物了。

台灣文學研究的第三個難關在於台灣歷經戰後的動盪時期,加上中文的語言轉換問題,又爆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發布戒嚴令、反共政策,對於媒體報導也多所箝制,使得台灣在脫離日本統治、百端待舉的狀態下,強化了台灣文學的質變。台灣在戰後初期雖然初嚐台灣文學甜美的果實,卻無暇回頭評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遺產,也無法重新建構戰後的台灣文學,就這麼錯過了發展台灣文學的最佳時機。尤有甚者,在台灣研究台灣文學,就和研究台灣近現代史一樣被視為畏途,即便對台灣文學有興趣,但許多人卻退避三舍,寧可敬而遠之,最終使得台灣文學研究邁入了漫長的空白時期。在這段空白期間所失去的,不只是與台灣文學相關的重要文獻與資料,還有以「台灣文學」本身為研究對象這件事。

另一方面,戰後在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情形又是如何?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中並不會討論到所謂的「台灣文學」,與其說是被遺忘,不如說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那個殖民地台灣不復存在的當下,日本人便放棄了與殖民地支配的各項問題面對面,並且基於同樣的思維,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拋諸腦後。

值得慶幸的是,看似在日本國內遭到埋沒的台灣文學研究,進入一九六○年代後,由尾崎秀樹開始加以挖掘,陸續發表論文〈台灣文學備忘錄〉(《日本文學》,一九六一年十月)及〈決戰下的台灣文學〉(《文學》,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九六二年四月)。尾崎秀樹的研究首開以日本人的觀點研究台灣文學的風氣,未幾,《近代文學的傷痕》(勁草書房,一九六三年)出版,幾年後,囊括滿洲與朝鮮的巨作《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勁草書房,一九七一年)擴大了研究範圍,受到了文學與歷史研究者的關注。儘管書中有若干記述錯誤,卻是日本人在戰後首次將焦點投注在原本乏人關注的「台灣文學」,此外也是正式在學術面上討論「台灣文學」的論文集,其所代表的意義至今仍無法抹滅。尾崎秀樹除了是戰後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先驅,也是將殖民地文學之一的「台灣文學」,置於日本文學脈絡中討論的功臣。

以出版《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為契機,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自此有所進展,像我一樣以台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與學生也增加了。在關西,以塚本照和為中心的「台灣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一年九月成立)與「天理台灣研究會」(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為天理台灣學會的前身)提出了紮實的研究成果,其中下村作次郎與中島利郎兩位教授的活躍更是有目共睹。

而一九九四年,位於台灣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則以陳萬益教授為中心策劃了「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成為奠定台灣文學研究基礎的劃時代會議。這場研討會為期3天,集結了來自台灣、日本、美國、德國等國家的三十九位台灣文學研究者發表論文,雖然台灣方面的研究水準尚不算高,但這場清華大學所主辦的國際性會議仍舊推動了日本及歐美的台灣文學研究進展,更為台灣的台灣文學研究帶來偌大的迴響。

時至今日,台灣文學研究不論在台灣、日本抑或美國都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東京台灣文學研究會」(代表為藤井省三)在東京成立,隔年則有「日本台灣學會」(第一任理事長為若林正丈)成立,展現出日本研究者正視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揭示文學研究在台灣整體的研究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二○○二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 : 1895-1945 : History, Culture, Memory」研討會,台南的國立成功大學則以「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為題召開大型的國際會議,到目前為止,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會議相繼舉行,也提出了水準相當高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

此外,賴和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與吳濁流藝文館等個別作家的紀念館陸續成立,而在文學館為數不多的台灣,也以收藏所有與「台灣文學」相關的資料為目的,在二○○三年成立了國家文學館(即現在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作家與藏書家所贈與的台灣文學資料穩健地增加,更逐步企劃展覽與演講等活動,國立台灣文學館如今已經是從事研究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在台灣,原始資料的復刻與翻印正蓬勃發展,日治時代發行的台灣文學資料逐一復刻,相當程度上弭平了過去資料不足的困境。舉例來說,文藝相關的雜誌有《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台灣時報》等,與作家個人相關的出版品則有《楊逵全集》、《張深切全集》、《王昶雄全集》、《龍瑛宗全集》、《張文環全集》、《吳新榮選集》等,活躍在日治時期的作家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日文原文外加上中文翻譯以便閱讀。而《呂赫若日記》、《葉榮鐘日記》、《吳新榮日記》等資料的出版,更讓人得以一點一滴拼湊出當時台灣文壇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