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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對我來說,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一九八二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四十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

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二十一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一八五八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

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六、七○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六○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八○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五十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這又是尹仲容、李國鼎不必面對的另一難題。他們手裡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匯、限縮金融業務,後來皆已消失。威權時代要執行「戒急用忍」也許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種法規鉗制市場,一定打擊經濟。

這是「典範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種思考怠惰:明明威權已經結束很久,我們卻還在期待強人。從前人民無法當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強人手下官僚的事。緬懷尹仲容、李國鼎,很大成分是在緬懷那個重要決策都天高皇帝遠的時代。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政治人物都很愛講「拚經濟」。這三個字的頭號問題是空洞,讓人誤以為目前瓶頸只是意願問題:只要政府有心,經濟就能上去。第二個問題是「拚」字很誤導。難道台灣還停留在拚就能贏的階段嗎?許多企業主顯然這麼想,工時才會越來越長,終於逼出大減工時彈性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臨的一定是知識問題,還有取捨問題。所謂知識問題,就是人力水平必須提升。尹仲容、李國鼎規劃的產業環境只需要少數菁英念大學,台灣要挺過悶經濟卻需要大量高階人才,因此本書有多篇文章討論高等教育。

至於取捨問題,是指改革一定會侵犯某些人利益。台灣上次有嚴重侵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推行當時如果像今天一樣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爭,提起行政訴訟,並發動連署罷免立委。

某些取捨的重點則不是利益分配,而是價值。尹仲容、李國鼎的時代人民普遍都窮,因此沒人在講公平正義。但如今人民已有十分之一大富或中富,三分之一目前不富不貧,但正漸漸趨貧。公平正義已是目前社會上正進行的最重要討論。本書多篇文章,例如關於富人稅、房屋稅,都是我加入討論的嘗試。每人重視的價值不同,我個人較重視自由。

當然我無法說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張。但我至少希望說服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樂觀,更懂得欣賞台灣的優點。例如我就認為,台灣只會代工這一點並不可恥。

只要行銷與製造分流,製造都叫代工。看來二者還會繼續分流,因此只要台灣依然擅長代工,就會製造業很強。

很強的製造業,一定是建立在穩固的智慧財之上。像鴻海、台積電在美國都是專利大戶。相反的HTC手機即使全盛時期,專利也不多。Nokia與Motorola賣掉手機部門,賣的其實是智慧財而不是品牌,因為智慧財比品牌長久。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品牌可以樓塌樓起,智慧財卻不能平地起高樓,必須一樓樓往上蓋。因此,代工創造的附加價值也許沒有少數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業質量與穩定度卻大大勝過品牌。代工也代表我們擁有製程上的珍貴智慧財,不是別人可輕易取代。

許多人對台灣悲觀還有一原因,就是動不動拿台灣跟中國比。書中很多文章討論中國,就是要指出這種類比的不恰當。兩邊地理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亦不同。中國年輕人狼性,是因為狼性在中國依然有用。等中國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輕人自然會變另一種性格。

還有一種悲觀,是凡事都怨怪中國。台灣產業沒升級,某一階段的確可以歸咎中國磁吸,如今卻較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中國只能說是照妖鏡,照見我們有哪些缺失。

我在書中分析這些缺失,用意是要指出,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因此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別亂鼓勵「大膽走出去」

張愛玲有篇散文<重訪邊城>,寫她唯一一次訪台。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你是尼克森夫人?」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覺得很奇怪,她與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怎會被誤認?搞半天,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是精神異常。

「我笑了起來,」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那年是一九六一,艾森豪總統前一年才來訪,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五十幾個邦交國,其中不乏日本、法國等重要國家。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我難免驚訝:原來在台灣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五十幾年前,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

如今,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而是媒體常見的「出口轉內銷」報導。本來,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敘利亞內戰、日本憲改等等。曾幾何時,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八仙塵爆上了BBC、高雄氣爆上了CNN。即連民眾在颱風過後排隊跟歪腰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

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但是絕大多數時候,「被外媒當作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套句對岸用語,就是台灣很「缺乏存在感」。

這種缺乏,也反應在近年特別流行的「台灣之光」標籤。出國比賽獲獎,才是台灣之光。沒出國、沒獲獎則不算。同是侯孝賢佳作,《刺客聶隱娘》是台灣之光,《海上花》則不是,因為《海上花》沒在海外獲獎。

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我們當然與有榮焉。但獲獎就自動戴上「台灣之光」帽子,卻有強迫沾光之嫌。跟誰分享榮耀,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更糟的是,這四字代表為台灣爭光是一種使命。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被叫台灣之光,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他腿傷復原沒多久,二○○九年又肩傷,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

與「台灣之光」同時流行起來了,還有「大膽走出去」。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言下之意,就是台灣太舒適。奇怪: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台灣有低薪、過勞、房價離譜的問題,怎還覺得台灣是舒適圈?

其實,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追求的並非不舒適,而是為了投奔更好前程。近年對岸、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憑的都不是不舒適,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有什麼好鼓勵的?

何況,鼓勵「大膽走出去」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以為喝過洋墨水,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

其實,因為資訊科技進步,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政論節目,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卻變成天天看。這種人哪有因出國而擴大視野?

其實,出國收穫多寡,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出國若只為一張文憑,收穫就是一張文憑。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收穫就是學貸償清。賈柏斯十九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

因此,如果是針對年輕人,重點應該不是要不要出去,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年輕人出去了,我們就應該努力營造讓他們想回來的環境。不然,高齡化加少子化,工作人口已在縮減,萬一人口外移,稅基豈不縮小再縮小?

如果希望年輕人只為增廣見聞,而不是為投奔前程而出去,我們就要想辦法讓產業走出去。瑞典人口不到千萬,音樂產業就非常走得出去。近年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斯德哥爾摩的錄音室與音樂科技公司可接受英美唱片公司委託,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商Spotify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創立。

要讓產業走出去,大膽是不夠的。瑞典的音樂實力靠的是一流的音樂教育。台灣的半導體與光學器材可以走出去,靠的也是大學培養出眾多優秀工程師。

跟張愛玲訪台的時候比起來,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更孤立。但也拜經貿實力之賜,台灣的能見度已比當年更好。雖然要美國現任總統訪台已是不可能,但卸任政要、商界鉅子、影歌巨星來訪卻已是稀鬆平常。也許是這個原因,國際機場已沒人隨便問來客:「你是錢尼夫人?」想通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撫平「缺乏存在感」的焦慮。

但是不管焦不焦慮,都不應該再鼓勵年輕人「大膽走出去」。讓更多產業有辦法走出去才是真的。


當兵不該變笨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前,媒體冒出一種指控,說時代力量候選人﹁閃兵﹂,是只會挑起台海緊張,卻不願上戰場的﹁嘴砲台獨﹂。 指控很難聽,挨罵的對象卻依然高票當選,打敗連任多屆的軍系立委。

這種結果,在南韓就會很不可思議。在南韓,閃兵指控是可以終結政治生命的。二○○二年,梨花大學前校長張裳正是因為兒子閃兵,才遭國會否決,無法出任總理。

閃兵在台灣卻不會引起類似公憤,一大原因即閃兵管道很多元。焦慮症是一種︵林昶佐︶,高度近視也是一種︵黃國昌、吳志揚︶。吳奇隆若是新加坡人,慣性脫臼雖可讓他免除許多操課,役期卻不能少一天。連勝文若是新加坡人,則要比別人多當兵九週,由國家強迫幫他減肥。

問題來了,焦慮症、高度近視雖是小毛病,但依然是毛病。為什麼在台灣,聽說某人因為焦慮症、高度近視而不必當兵,別人反應不是同情,而是質疑閃兵?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免服兵役引來的羨慕眼光,遠超過一般人對焦慮症、高度近視的惻隱之心。當兵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乖乖去當兵則是沒選擇。如果可以選,大家都寧願選焦慮症、高度近視。

如果是因為當兵辛苦,閃兵就算值得羨慕,也必須扛負﹁好逸惡勞﹂的可恥標籤。這次,閃兵卻當選立委,可見選民並沒把閃兵聯想到怕吃苦。

其實,只要看看時代力量另一位新科立委,就可明白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箇中原因。洪慈庸本來默默無聞,是二○一三年七月爆發的洪仲丘案,才把她推到鎂光燈下,累積出日後參選的政治能量。

洪案發生一個月,就有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怒吼,為冤死的男孩討公道。台灣從沒出現過如此不靠政黨動員,卻集結速度如此之快,聲勢又如此浩大的街頭運動,可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主張,徵兵制可加強全民與國家之間的一體感。洪案卻揭露,徵兵制在台灣的效應正相反。役男發現,﹁死老百姓﹂在軍中是學不到戰鬥技巧的,成天工作就是打掃、搬東西。許多文書皆沒必要,而且資料造假嚴重。但役男不能提出建言,不然下場可能和洪仲丘一樣。

這是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真正原因:軍中管理太糟了,把兵役變得毫無功勞只有苦勞。這苦勞不只沒意義,還可能不公不義。討厭當兵的出發點並非好逸惡勞,也不是怕死或不愛台灣,而是為了拒絕不公義。

軍方如果對症下藥,就應該強化內部管理。沒想到,軍方拿出來的解方是停止徵兵,二○一八年起改推全募兵。

如果看國際趨勢,全募兵好像是潮流。法國在一九九六,波蘭在二○○八,德國在二○一一,都陸續改全募兵。倡議者主張,現代軍事已經越來越複雜,軍事訓練需要投入越來越多時間精力。若是採用徵兵制,好不容易訓練成稍微可用,就要放兵員重返民間,新兵又要從頭訓練,非常浪費國家資源。不像志願兵役期長,訓練起來較划算。

台灣卻狀況特殊。首先,中國從沒放棄武力犯台,我們若不願以當兵為義務,要怎麼向對岸與盟友展示防衛決心?

二來,上文已強調,人民不愛當兵,並非不願保家衛國,而是不信任軍方。無法取得民間信任的軍方,怎可能靠募兵就募到足夠兵員?果然,二○一七年九月︽聯合報︾就報導:﹁全募兵尚未落實,國軍人力已跌破最低防衛需求。﹂

因此,全募兵反映的,就是軍方的鴕鳥心態,不願面對現實,不想改革。軍方不改革,可能比台獨更能挑起台海緊張。這不是危言聳聽。國防太弱會讓敵國覺得有機可乘而輕啟戰端,這是戰略學的一項真理。

因此軍方此時最該做的,不是全募兵,而是重新打造當兵的尊榮感。至少不要讓人民感覺當兵是在浪費生命。

﹁當兵會變笨﹂這話在台灣太常聽見了,我們可能都沒想過,有些國家的軍隊可以是人才搖籃。美國是一例。在美國,軍方給人的印象就是效率、專業主義、應變能力強。︽財星︾雜誌︵Fortune︶二○一○年三月就有封面是年輕持槍美軍,內容是退役軍官如何變成﹁商界領袖的新面孔﹂。

不過,軍方扮演經濟引擎的最成功案例絕對是以色列。眾所周知,以色列是創新創業大國。徵兵制對以色列創業文化更是居功厥偉。

首先,以色列沒有﹁死老百姓﹂在軍中受欺負的問題。大家都十八歲入伍,軍官都是從義務役拔擢,當然就不會區分是否自己人。只有少數高中成績特別優秀,將來準備用醫學、法學、工程專業去效命軍方的,才獲准念完大學再當兵。

兩位美國作者丹恩.席諾與所羅.辛格曾在二○○九年合寫︽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一書,解釋為何徵兵制在別國都培養不出創業文化,以色列卻獨獨可以。一來,是以色列不講官階大小,將軍給小兵倒水是常有的事。這種扁平組織跟創業團隊最相契。

二來,是以色列人不愛面子,只重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沒有爭功諉過的習性。軍中開會,大家經常互相檢討得面紅耳赤,沒人在自我辯護。自我辯護是沒有學習價值的,追根究柢才有。像洪仲丘那種有話直說的個性,在以色列一定如魚得水。

三來,以色列軍方不要求內務,只講一個人要如何當好幾人用。因此當完兵,人人都變得三頭六臂,會修飛機也會修電腦。

這樣的軍方當然不會浪費任何腦力。︽新創企業之國︾有一章﹁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講的不是菁英大學,而是負責資訊戰的菁英部隊,例如塔爾皮約︵Talpiot︶、八二○○單位,只收數理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讓他們既可在軍中接受最先進的資訊教育,還可運用腦力保鄉衛國。

這種單位說是服兵役,其實卻是國家負責把你訓練成高科技頂尖人才。先是四十個月的密集上課,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負責授課與頒贈學位。上完課還要服役六年,加起來總共服役九年,役男役女卻都認為是賺到。

他們退伍後,許多成為企業高管、創業家、天使投資人,定期聚會聯誼,人脈網絡好比哈佛校友會。以色列人從小就嚮往進入這種部隊,就跟美國人從小嚮往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一樣。

我們不能指望台灣軍方也可以打造創業人才。但當兵不該變笨應是基本要求。如果哪天,當兵可以變聰明,別說不必全募兵,應該連女生都會爭取當兵了。


中國不值得台灣自慚形穢

來台陸生抱怨,常被台灣人問「你們那邊是不是上廁所不關門」,覺得受辱。問這問題不只沒禮貌,也透露出問話者對中國的無知。這種無知的另一徵候,就是只要去一次上海或北京,就馬上自慚形穢,回來改口說:「人家進步那麼快,台灣跟人家比什麼?」

若看整個中國,的確進步飛快,經濟規模無疑即將超越美國,有人預估在二○三○,有人預估二○一八。但別忘了,中國人口眾多,GDP雖高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卻僅是台灣三分之一,還不如巴西、墨西哥。在未來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之日,其人均GDP也只會到台灣一半而已。選一個還低度開發的對象自慚形穢,似乎挑錯對象。

不同意的人一定可以舉出許多實例:比台灣先進幾十年的機場、車站,比台灣氣派幾十倍的表演廳、美術館,比台灣蓬勃的網路創業動能。看數字:中國如今人均GDP雖只在全球排名八十幾,卻已是一九八○年的四十倍。再看言論:微博流行以後,市井小民言論空間已放大不少,發文只要不危及黨領導,想批評什麼都可以。

這種人會說:今日中國就等於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台灣榮景無以為繼是因為台灣太小,領導者又搞民粹。但中國幅員那麼大,黨領導又與時俱進,前景當然一片大好。

問題來了:二三十年前「台灣錢淹腳目」,別說大學畢業生不可能自稱「魯蛇」,連高職畢業生亦不可能。但中國今日明明處於高成長階段,年輕工作者卻已自稱「蟻族」了,意即生活品質低,成天只有工作,卻不敢對未來抱任何希望。

「屌絲」這種自稱則更難聽也更普遍,意即不奢望有城市戶口,是醫療賤民,下一代則會是教育賤民。

經濟成長尚能保八之際,年輕人就自稱「屌絲」了,將來降成五怎麼辦?

這就是亮麗的機場、車站背後掩蓋的事實:經濟成長最大功臣明明是廣大勞工,國家卻遲遲不給他們平等的醫療權,也不願給他們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權,寧願把錢花在面子工程。

中國與台灣的差別,有一項是發展起步時間差距四十年。起步時間的差距顯現在科技應用,就是中國常見的「青蛙跳」現象。台灣都是家戶先裝市話,才有個人陽春手機,進而智慧手機。中國卻不少人第一支電話就是智慧手機,上網經驗也是整個跳過電腦,直接就是手機上網。

「青蛙跳」另一例是領先全球的行動支付。在中國,大多數民眾都是從現金支付直接跳到手機支付,整個跳過信用卡。信用卡不普及,則有保護主義因素,因為中國遲遲不對VISA與Mastercard這些外商開放銀行卡清算業務。

另一例是電子商務(淘寶網、京東商城)。實體零售落後,買東西不方便,因此更容易養成網購的習慣。但勞力廉價是另一原因。像「餓了麼」那種隨叫隨到的送餐服務可以快速發展到兩百個城市,只能說在大小城市,都有眾多風雨無阻,騎著機車跟時間賽跑的底層青年。他們工作辛苦,收入卻極微薄,才自稱「蟻族」與「屌絲」。

再來就要講到中台之間另一差距:規模。所有大國都一樣,地區差異一定大,發展不可能等速。因此中國這種一線城市比台灣光鮮亮麗,其他地方卻落後的現象應會持續下去。正因為很多地方都落後,窮鄉出外謀生的青年沒挑選工作的本錢,「餓了麼」APP在兩百個城市才不缺送餐小弟。

其實,台灣看中國若抱平常心,看它落後就可以理解,看它光鮮亮麗也不必自慚形穢。大家各有各的困難,各有各的長處,如此而已。

重點是,彼此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真的不多。不值得效法,有什麼好自慚形穢的?

只要搞清楚自己問題在哪裡,就知道哪些國家才是值得我們自慚形穢的對象。如果問題是民主不夠優質,那優質民主的國家可多了,英國、德國都是。

至於產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可以效法的對象就更多了,例如瑞典之於流行音樂、荷蘭之於電視製作、以色列之於高科技研發。中國卻起碼還要十五年,才會遇到我們已經遇到的經濟瓶頸,真的還不值得我們自慚形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