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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受敬重的學者寫出了暢銷書,提出了這種觀點:地理這種固定不變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人類的命運。這些學者包括二○○五年出版《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一九九七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戴蒙(Jared Diamond)。薩克斯指出,國際間的財富差異,主要是跟國家與赤道的距離以及是否有可通航的水域有關。但也有學者寫出暢銷書駁斥上述觀點,例如二○一二年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的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Robinson)。他們表示,地理根本與此無關,真正重要的是歷史和文化建構出來的制度框架。一方會說,歐洲變得富裕,而且成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誕生地,是拜它的降雨形態、鋸齒狀海岸線和生態多樣性所賜,而中國則是受平滑的海岸線和該國的水文情勢拖累:前者不利於航海,後者則需要中央集權和科層式的國家治理,不利於自由市場和個體的積極行動。另一方會說,強調私有產權以及國家與區域權力分散的制度創新可能只是碰巧出現於歐洲,結果形成帝國主義力量,壓榨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地區(如印度和中國),直到最近還抑制這些地區的經濟,而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型殖民社會則截然不同,其開放性刺激了自由市場體制下的經濟成長。學者圍繞著這些主題,建構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人類歷史:想想湯恩比的巨著《歷史研究》(在該書中,環境造成的挑戰和人類的反應是歷史轉變的根源),或是戴蒙近年意外大暢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在該書中,環境決定一切)。

我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與上述兩種傳統觀點皆不同,而這主要是因為那兩種觀點根本是錯誤的。我說它們是錯誤的,不是因為它們搞錯了細節(雖然這是很明顯的,例如中國的海岸線是否平滑和歐洲的海岸線是否為鋸齒狀,完全取決於地圖的比例),而是因為它們有關何謂地理的定義根本不合理:其定義倚賴對自然與文化的笛卡兒式人為分隔,但現實中我們在土地和街道上,不可能辨明自然在哪裡終結和文化從哪裡開始。倚賴一種虛假的二分法,是致命的錯誤。地理呈現文化與自然的統一;它並非像許多人所講的那樣,是某種因果互動的產物。這種虛假的二分法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政治和社會災難。

一如中國最近的歷史顯示,世界的地理並非固定不變,而是變動不居的。例如運輸速度和成本的變化,便一直在重新界定全球經濟的相對空間。如果不是因為新的運輸和軍事宰制技術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時空座標(鐵路和汽船的應用尤其重要),西方國家便不可能自十八世紀起持續榨取東方的財富。真正重要的是相對空間,而非絕對空間。當年漢尼拔為了運送大象越過阿爾卑斯山而吃盡苦頭,但在辛普朗隧道(穿越阿爾卑斯山、連接瑞士與義大利的鐵路隧道)落成後,商品和人員要在義大利北部與歐洲多數地區之間流通,已變得非常方便。

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我希望找到一個框架,用來理解世界地理的創造和再創造過程,以及這種過程對人類生活和地球環境的影響。我說的是「框架」而非條理嚴密的具體理論,因為世界地理持續在變──一來是因為人類會以積極的行動創造有利於其生產模式(例如資本主義)再造的環境,二來是因為與此同時,其他的力量也正在改變世界的生態系統。這些變化有一部分(但絕非全部)是人類行為造成的意外後果,例如全球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臭氧層破洞、空氣和水品質惡化、海洋垃圾、魚類資源萎縮,以及物種滅絕等等。在此同時,新的病原體和病毒(例如愛滋病毒、伊波拉病毒和西尼羅河病毒)出現了,舊的病原體有些遭消滅(例如天花),有些則看來仍難以控制(例如瘧疾)。我們所處的自然世界也處於持續的運動中:地殼板塊移動可能導致火山爆發、噴出熔岩,也可能引發地震和海嘯,而太陽黑子也以多種方式影響地球。

地理環境的再造以許多不同方式發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奧斯曼設計的巴黎林蔭大道其實也是一種軍事設施,是為了方便掌權者在軍事和社會上控制向來不聽話的城市人口。土耳其眼下的水壩建設潮也有類似的軍事目的,主要是為了製造洪水摧毀庫德族獨立運動的農業基地,並在安納托利亞(土耳其的亞洲地區)東南部建起許多壕溝,藉此阻礙庫德族游擊隊的行動。在這兩個例子中,建設林蔭大道和水壩可以消化過剩的資本和勞動力,看來完全是附帶結果。文化觀念和習俗不斷以各種具體方式融入景觀中,而景觀本身則成為昭示身分認同、社會和集體意義的一系列符號(例如巴黎聖心堂或像白朗峰那樣的山峰)。在義大利的托斯卡尼區,山頂建有小鎮和村莊;在韓國,某些山頂因為被視為神聖的地方而空無一物。如此多樣的事物,根本不可能塞進單一的連貫理論中。但這不代表地理之創造是人類完全無法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我們可以試著建立某種「框架」來理解新地理環境之產生,城市化和地域發展不均(為什麼有些地方興旺,有些地方沒落?)的動態,以及這一切產生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後果(對地球生物的總體影響,以及對鄰里、城鎮和區域中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為了建立這種框架,我們必須探索基於過程的探究哲學,並且樂於採用一些比較辯證的方法;在這些方法中,典型的笛卡兒式二分法(例如自然與文化之二分)化解為歷史與地理創造性破壞的單一流程。起初這或許顯得難以理解,但我們確實有可能認清一些關鍵的事件和過程,因此比較能夠推測如何在危險的海域航行,前往未知的陸地。當然,沒有什麼能保證這種框架能防止我們的船失事或因為無風而停下來;它也不一定能防止我們陷入流沙中,或因為屢遭挫折而沮喪到放棄努力。任何人想想當代中東各方糾結的關係和互動,便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本書貢獻的認知地圖提供了一些踏腳處和把手,有助我們調查各種亂局如何發生,或許還能幫助我們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方法。這是很大膽的話。但在目前這種艱難時期,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勇氣和能夠堅守信念。此外,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們肯定會犯錯。在這裡,學習意味著擴大和深化我們頭腦中的認知地圖。(摘錄自本書"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