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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胡適無疑地是第一人,而且樂在其中。1941年11月13日,他應邀在美國「記者協會」(the Sigma Delta Chi)在路易斯安那州所舉行的年會上作了一個演講:〈在現代中國辦報、編雜誌的快樂〉(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r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他在這篇演講裡說:

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幾乎所有中國這五十年來在社會、思想、教育、與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報章雜誌鼓吹出來的結果。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一心只在於宣揚他們的理念。

毫不意外地,胡適用來作為例證的報章雜誌,就是《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以及他在1930年代主編的《獨立評論》。同時,胡適特意表彰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的特質。他以《獨立評論》是由同仁認捐而辦起來的事實作為例證,證明他們不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而永遠是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

胡適在這篇演講裡的盲點當然很多。首先,「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這句話就似是而非。只有在特定的意義下,這句話才有其意義。然而,其所在在顯示出來的,是胡適的菁英主義,以及他以「文」概全的傾向。其次,「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並不就表示他們是獨立和超然的。只要是人,就會有立場、有意識形態。胡適所自詡「獨立」的《獨立評論》亦然。蔣廷黻在1934年12月28日給胡適的一封信,就一語道破了這個事實:

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經夠灰色了,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

蔣廷黻承認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右、經濟立場偏左。他批評《獨立評論》有「沒有主張」──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的立場,更有投稿的人有「不敢有所主張」的立場。他所期許的,是《獨立評論》應該要有「指導輿論」的抱負。這就在在地說明了《獨立評論》不是超然的,而是有它所希望的「立場」出現的「立場」。事實上,騙子不可怕,鄉愿才可怕,面善心惡的人更可怕。同樣地,一個人有立場不可怕,說他沒有立場的人才可怕,說自己立場超然的更可怕。

《獨立評論》是研究胡適在1930年代言論最重要的資料。研究這些資料的論文著作已經是多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然而,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卻仍然是一個亟待釐清的領域。造成這個矛盾的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受到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於是錯把這先入為主的觀念作為前提,從而去尋找符合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的資料來證明這個前提。第二、沒有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因此不能瞭解他的某些觀念之間的連貫性。第三、墮入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謬誤,不知道除了胡適自己思想的脈絡以外,還需要去追尋胡適從美國所擷取、挪用過來的思想的來源。

受到先入為主觀念誤導的例子,最直接的,莫過於胡適及其所主編的《獨立評論》。歷來研究胡適的人,認定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們於是就接著認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一定是自由獨立、站在超然批評政府的立場的人。他們不知道自由主義也有激進與保守之分。同時,他們更不知道1930年代的胡適已經一面倒地擁護蔣介石。因此,胡適所主編的《獨立評論》固然有其「自由」與「獨立」的一面。然而,它所楬櫫的,是一個保守的政治哲學。

這個時候的胡適不但已經跟蔣介石妥協,他的政治哲學,已經從1920年代初期的「好政府主義」降低到「有政府就可主義」。為了作到「有政府就可主義」,胡適寄望蔣介石能夠建設出一個新的政治「重心」,以便使中國能夠至少走上「有政府」的第一步。由於胡適認定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的「重心」、還在剛剛踏上「有政府」的篳路藍縷的階段,因此他才會楬櫫「無為政治」的理念。

如果先入為主的觀念讓研究胡適的人視而不見他保守的政治哲學,不懂得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就讓他們對「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只能瞠目結舌,而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了。事實上,要瞭解「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就必須追溯胡適從1920年代初期開始楬櫫的「好政府主義」。他這個「好政府主義」,後來會從有「目標」、有「計畫」、進化到他在1930年代末期所嚮往的「專家政治」。如果胡適覺得當時的中國連「有政府」的門檻都還沒有跨進,「專家政治」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正因為如此,作為「幼稚園政治」的民主政治,就正是最適合用「無為政治」來撫育出「有政府」的幼稚中國了。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跟「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就像是一副對聯一樣,必須連在一起看。不管缺的是上聯或者是下聯,意思就不完整了。然而,要瞭解下聯,光看胡適自己在《獨立評論》裡的論述是不足的。由於中國對胡適而言是「幼稚園」,他當時自然就沒有申論「研究院」的「專家政治」理論的必要。一直要到他1939年10月去紐約參加杜威八秩壽辰祝壽學術討論會上,他才把他「專家政治」的理念闡述給他心目中的「研究院」裡的模範生的美國觀眾聽。胡適認為他是在幫杜威引申他自己一直沒有發展出來的「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他萬萬沒想到,他在會中被杜威的大弟子抨擊,以至於怏怏地離開了會場。但是,胡適那篇論文,最後還是發表在杜威八秩壽辰祝壽論文集裡。那是胡適「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的定論。

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對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還有一個重要的誤解,亦即,胡適對日本的策略。大家談得最多、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胡適對日本的「低調」,主張對日本妥協。會有這個誤解的緣由,就是因為沒有好好地、全盤地細讀胡適在那個階段的文章。這種誤解,就好像諺語「瞎子摸象」所嘲諷的,剛好摸到什麼地方,就說胡適是那個樣子。事實上,胡適對日本的策略不只有一個或兩個,而且不只是變過一次或兩次。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9月蔣介石派他去美國從事宣傳。六年之間,他對日本的策略就改變過八次。

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哲學

胡適在1932年5月22日創刊的《獨立評論》的〈引言〉裡,如此形容他們創刊的理念: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正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八、九個朋友」是誰?他們如何達成共識出刊《獨立評論》呢?根據蔣廷黻的回憶,他是發起人。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蔣廷黻在北大也兼一門課,每星期上課一次。他說由於他當時也是英文《中國社會政治學評論》(Chin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編輯,所以常常進城,跟北平的知識分子長相往來。有一晚,大家在「清華俱樂部」聚餐。參加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當時「九一八」已經發生了。大家很自然地談到了國難期間,知識分子能作什麼的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政論性的週刊。在座諸人多表示反對,包括胡適。既然連大家引為龍頭的胡適都反對,蔣廷黻就打了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