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找過以下的關鍵字

尚無搜尋紀錄

導讀

胡芷妡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記憶中,開始對猶太人產生好奇,應該是在大學上英國文學時。教授談到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活,說:「在美國第一天上課,打開教室門進去,第一個會和你打招呼的一定是猶太同學;因為他們覺得只有中國人才和他們一樣有悠久歷史,而且只有中國人才和猶太人一樣聰明。」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年紀小,並不太懂這段話,因為那時對於猶太人的所知,頂多是來自小時候去上主日學聽聖經故事得來的矇矓印象,要不就是念二次大戰歷史時,知道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畢竟,在香港或臺灣,誰會在生活中遇到猶太人呢?

大學畢業後,我到英國念中古史。理論上我是歷史系的,但幸運地可以在地理系和幾個研究生共用一間小小的研究室。推開研究室門進去後,第一個和我打招呼的果然就是一個猶太人:伊塔馬爾。

伊塔馬爾來自以色列,研究的是南非愛滋病,曾在南非待過好一陣子。之後有大約一年他就坐在我隔壁,我才開始逐漸對這個實事求是的民族有了認識。從左派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其實他還算滿右派的。有次和他聊起他的研究,我問他:「是不是由於我們這些生活在發展社會中的人剝削了落後地方的資源,所以才造成他們的貧困?我們能怎樣去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呢?」畢竟,跟我這種只待在檔案

館裡研究死人歷史的人比起來,我想他的田野經驗應該能夠解答我這種鬼問題。結果他說:「這個問題其實涉及很多層面.」然後嘆了一口氣,接著說:「當然,我覺得當地人也有活該的地方。」這句話聽在我很多知識份子朋友耳中是大逆不道的(我所處的學術環境是個左派大本營),但我卻覺得伊塔馬爾說話還挺直接明快。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這間研究室裡有些人並不太喜他。除了他的「直言不諱」之外,

有次大家聊天時,他也坦言日後只會娶猶太女孩,其他女生他沒有一個打算認真交往的。這對於研究室中其他左派女性主義者而言,當然又是個不可饒恕的大罪。

有一年十月,我到柏林旅遊,回來後和伊塔瑪爾說我去參觀了集中營。沒想到他和他的以色列朋友兩人搖頭說這是很遊客的活動,他說他們猶太人是不會做這種事的。我還很納悶地問:這不是很好的歷史教育嗎?讓大家知道如何避免再發生戰爭,而且也可以讓你們猶太人知道你們有過悲慘的歷史啊!結果,他和他的以色列朋友再沒說什麼,只相視而笑,然後補了一句:「我們猶太人是不做這種事的。」說來,我和他在研究室共處了一年,也沒聽說過他去過甚麼紀念猶太人受迫害之類的活動。

後來,我機緣巧合翻譯了一本和猶太人有關的歷史書籍。書中描述的是中世紀在德國居住的猶太人如何成為宗教下的犧牲品,我才明白了伊塔瑪爾的意思。在整個歷史上,猶太人有過太多苦難,猶太人很記得自己的歷史。如西門‧夏瑪所言,猶太人以身為猶太人自豪,無論他是相信神或是無神論者。

歷史上自羅馬時代開始對猶太人都不友善,可能是因為經濟、宗教又或是文化上的原因。猶太人雖然被趕離了耶路撒冷,但卻從來沒有忘卻自己的身分,藉由《妥拉》(猶太律法)以及之後發展出的《塔木德》,流落在天涯海角的猶太人仍然可以團結起來。他們隱身在不同的宗教之中,卻仍保持他們的傳統信仰。正如西蒙‧夏瑪在本書所言:「猶太人在這一時期(羅馬)建造的最偉大、最持久的並非石頭建築,而是『字符』的大廈」。所謂的「字符」,指的就是口傳智慧,而拉比們就是守護者和傳承人。

看完西蒙‧夏瑪這本書,我終於明白為什麼伊塔瑪爾和他的朋友不需要到集中營弔唁他們的同胞曾如何受到迫害。因為僅憑著文化傳承,猶太人已建立牢不可破的民族團結感,這是一個沒有敵人能摧毀得了的無形神廟。

與其導讀,我想不如讓讀者自行遊走於西蒙‧夏瑪的歷史故事中。不過也許會有讀者好奇伊塔瑪爾後來怎麼樣了?他後來搬到了美國,娶了一位猶太女醫生,生了三個孩子,孩子在假日都戴著猶太教的圓頂小帽在猶太會堂的主日學下西洋棋。

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堅固的神廟。



前言(節錄)

那是一九七三年,阿以贖罪日戰爭剛剛爆發。儘管以色列軍隊並未示弱,但卻一改七年前的六日戰爭 結束後一直持續著的那種樂觀氣氛,顯得十分嚴肅。這次最後的衝突就像一場勢均力敵的賽跑,在勇猛的埃及人越過蘇伊士運河進入西奈半島期間更是如此。局勢像沙丘般不斷移動,原來安全的地方不再是安全的。本來見證猶太歷史上一個個太平盛世的戰後歲月,變成了對勝利情結的強烈的自我反思。《聖經》考古學發生了劇烈的轉向存疑。痛苦的氣氛瀰漫開來,與一九四八年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發生的情形毫無二致。長期占領直至最終不得不面對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的現實粉碎了人們的美夢。

猶太歷史的話題完全被巴以衝突的現實所淹沒,要想和非猶太人談論這個話題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可以理解的是,焚屍爐高高的煙囪上仍然掛著悲劇的煙幕。不管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記憶中那場慘絕人寰的災難似乎要求他們在其巨大的陰影面前保持沉默。

無論打破這一局面(二戰後猶太敘事蒼白)的代價如何,沉默都不應該是一個歷史學家的選擇。我覺得,如果能為普通讀者寫一部後中世紀猶太史,一部全面評價猶太人的共同經歷,而不是一味地講述迫害和大屠殺悲慘故事的書,那麼我就能作為一個對話者,告訴讀者(以及歷史大綱的編寫者):無論歷史研究的主要關注點是何時何地,如果缺少猶太人的故事,任何歷史都不完整;並且除了集體屠殺和拉比文獻,猶太人的故事意味著更多的東西,是由古代的殉教者和現代的征服者共同寫成的。

這個願望一直縈繞心頭。我的父親非常著迷於猶太歷史和不列顛歷史,悠遊於兩者間。如果我的父親能寫下一部歷史書的話,書名必定是《從摩西到〈大憲章〉》。然而,他沒寫成。

我也沒有寫成,至少在一九七三年是如此。我嘗試過,試圖接著塞西爾‧羅斯的敘事思路書寫下去,但不論何種原因,這一承接工作一直沒有完成。然後,我就開始了四十年的學術流浪,當然並不完全是在曠野荒漠中,而是進入了遠離我猶太背景的地方,去了荷蘭和南卡羅萊州,去了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和雅各賓(Jacobin)的巴黎。但是,在這四十年中,我本來應該宣講的故事的絲絲縷縷,一直時隱時現地縈繞於我的思想與記憶的深處,就像親人在家族的婚禮或葬禮上輕輕地但又堅定地拉扯我的衣袖(他們有時的確會這樣做)。永遠也不要低估猶太長輩那特別的關懷的力量,別低估那位沉默而耐心的母親的責備。

直到二○○九年,當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亞當‧坎普(Adam Kamp)安排會面,要我談一談關於新系列電視紀錄片「你心中為何愛恨交織」(which you’ll either love or hate)的想法時,還沒等他開口,我就已經有點明白即將發生什麼了。我承認,那一刻我就像飛馳的約拿(Jona)。我心中有一個聲音說:「下到約帕,遇見一艘船,要往他施去。」但是,當時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呢?就這樣,我懷著萬般的感恩與忐忑之心重新找回了我在幾十年前放棄的使命。這一次,這部書稿將得到電視媒體的強力支援,借助紙質和膠卷這兩種具有有機聯繫但受眾不同的媒介,我希望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受眾之間建立起一座我在四十年前一度放棄的橋梁。

雖然要面對各種難以想像的挑戰(把三千年的歷史濃縮為五個小時的電視節目和兩冊書),但這一直是也仍 然是一次偉大的愛的勞作。不僅如此,與傳統講故事不同,我欣喜於這種講述的方式,特別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文本及視覺資料的傳播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考古發現,尤其是《聖經》時期的各種銘文文本(這些文本大部分已成為人類的共同遺產),讓人更了解經文是如何產生的。從世界各地猶太人定居點出土的各種鑲嵌畫,不僅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對猶太會堂和禮拜的看法,也使我們更了解其他宗教和早期基督教分享這一宗教形式的程度,並感到驚歎。如果不在敘事中融入那種感覺良好的虔誠,如果不能淡化故事中星淚點點的悲傷情懷,那麼如此展開的歷史就是一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史,或是一部悲劇的史詩。

這部書稿和電視節目充滿了文化的啟示和詩意的描述,有散文也有詩歌:中世紀開羅的一本兒童希伯來文練習冊上畫的小丑,西班牙的一部裝幀豪華的《聖經》上的貓鼠大戰插圖,公元前五世紀一個埃及女奴與當地一位猶太聖殿官員結婚時可憐的嫁妝,一名士兵在一個被巴比倫人圍困的山頂要塞中束手無策,約西亞策,約西亞(Josiah)王統治時期,以古希伯來文雕刻在一件小小銀質護身符上的祭司祝福詞。

當然,這都是一些小事,而猶太人的故事是非凡的。猶太人所經歷的歷史,尤其是他們能夠存活下來並向人們講述的這些故事,本身就是其他民族也曾經歷的巨大不幸的歷史中,最感人的版本,是一部在連綿不斷的驅逐和攻擊中,用獨特文化頑強地反抗滅絕、重建家園和習俗、書寫生命詩行的歷史。

正是這些,使得猶太人的故事既獨特又普世,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共用的遺產,是對人類共同人性的記述。閱盡繁華與哀痛,經歷一次次的災難與無限的創造之後,接下來講的這些故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都不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之一。



內文選摘(節錄)

西元前五世紀中葉由於具有轉折、重塑的意義而十分重要。

在此時期,一些建築得以造成,且不僅僅以磚石為材。《尼希米記》中記載了當時的興建工程:房梁直而正,石板裁切整齊,廢棄物受到妥善處理,門框裝上了厚重而堅實的鉸鏈,而鎖匠們則忙得團團轉。《尼希米記》還列出了城市各毀壞區建造小組的分工及其工頭和大人物:「修造糞廠門的,是管理伯-哈基琳,利甲的兒子瑪基雅;他立門、安門扇和閂鎖。修造泉門的是各荷西的兒子沙崙,他是理米斯巴的管理者;他立門、蓋門頂……其次是提哥亞人又修一段,對著那凸出來的大樓,直到俄斐勒的牆。」

這段文字令我們宛如與尼希米一起騎馬巡視施工現場:敲擊聲不絕於耳,負責人要確保自家的文士仔細記錄所有的施工細節,記下所有參與建造和裝飾的人,就像現代的捐助人一樣,他們期望自己的名字能刻在感恩牆上。

建造工作進展迅速,面對當地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和憤怒,各建造小組不得不隨身攜帶武器以防不測。尼希米為勞工們提供了全套配備,他們一隻手握著瓦刀、鏟子,一隻手提著刀劍或將其倚放在石頭上。他還要時刻盯著那些農民和商人,防止他們利用突然增加的需求哄抬食物價格,尤其更要防止當地的猶太達官貴人,敲詐、勒索那些通過抵押橄欖樹林和牧場參與建造工作的人。修復城牆的工作,只用五十二天就完成了。

如此形塑邊界、共同體的感覺,無法只透過那些冷冰冰的石頭、木料、磚塊、鐵器和砂漿表達。從根本上講,這座代表共同命運的聖所,如它往後幾千年的命運一樣,是由一字一句的記錄,由「字符」(words)構成的。

在完成城牆修復工作後一個月,舉行了第二項正式由「字符」為主的銘誌活動。

根據尼希米不可思議的精確統計,提斯利月初一,全耶路撒冷有四萬兩千三百六十位猶太人及其男僕和女僕(另外的七千三百三十七人),以及兩百四十五位男女歌手(若缺少了音樂,以色列人的宗教便是過去不興、現在不存),聚集在剛剛修復的水門前的大街上。儘管這些統計數字無疑有點誇張(當時,生活在整個猶地亞和撒瑪利亞地區的猶太人大概還不到四萬人),但場面肯定有些擁擠。

這場活動是精心安排的,也是猶太身份自我認定的第二階段,因為站在人群中心的,是以斯拉。而與眾不同的是,他既是祭司又是文士,這樣的雙重職位非常重要,因為文字記錄這一事業,即作為聖職獲得認可。以斯拉手裡捧著「主耶和華授予以色列人的《摩西五經》」。全體會眾(尼希米甚至說,這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並且像所有的早期文獻記載的一樣,男女並未分群,所有人都站在一起)都知道,莊嚴時刻就要到來。以斯拉站在修復的防護牆上一個高高的木台上,這個木台或許是專為當天紀念活動而臨時搭建的。他左右兩邊,各站著一群祭司和利未文士,他們俯視著靜靜等待的人群。當以斯拉打開那卷羊皮紙時,在場諸位皆默然肅立。開始誦讀之前,「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門!阿門!』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然後,以斯拉開始誦讀。那些站得太遠聽不清的人,身邊隨時有利未人予以複述。尼希米詳細地紀錄、列出了這些複述者的名字,彷彿他們也參與了這次誦讀、這整篇「話語」的創制,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由於許多聽眾的第一語言是亞蘭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所以需要透過利未人「讓聽眾理解」,即讓他們負責翻譯和解釋工作。

如果以斯拉的誦讀並未精確地傳達並使人共鳴,就體現不出聽眾強烈的參與意識。對於上帝的「話語」,聽眾並不只是被動地聽講就行了。尼希米(公認的官方組織者)說,是會眾自動地「聚集起來,像聚成一個人那樣」,他只是作為發起者,延請文士以斯拉帶來耶和華借摩西之手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這種誦讀者與聽眾之間積極的互動關係,在古代中東地區還是比較新鮮的,因為那裡的民眾更習於麻木地聽從國王發布的莊嚴而神聖的「話語」的召喚,他們必須出席他舉行的判決儀式,必須頂禮膜拜他的形象。然而,猶太教儀式的崇拜核心卻是一卷文字寫成的羊皮紙,他們用所有的虔誠膜拜之,並親吻覆蓋其上,一條祈禱披巾的邊穗(這樣的披巾本來是披在偶像身上的)。不僅如此,這還是一個沒有國王的時刻,聽眾的熱情和誦讀者的激情緊密融合,成為一個靜穆誦讀與虔誠傾聽的統一群體。在對中和以色列人的宗教元素與其鄰人傳統、習俗和偶像之間的差異的學術圈關注中,很容易忽視也極其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子民」與其獨一的上帝(他的臨在[presence]是通過神聖的「話語」體現而出)直接立下受保護的「誓約」。無論不忠還是順從、悔過還是無心,他們都是自己歷史舞臺上的主角,而不是任祭司、王子和文士呼來喝去的,沒有個性的無知大眾。猶太教從一開始就十分獨特,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宗教。

在水門前公開誦讀是重演口頭背誦這一古老習俗。用希伯來語高聲誦讀,意味著在聽眾面前高聲吟唱:「qra」一詞的字面意思是「高喊」,而以該詞為詞根的「miqra」則是「聽眾與誦讀人聚集在一起」的名詞形式。於是,遵守同樣的誦讀義務成為聖殿之外猶太人獨有的習俗。由祭司階層召集的聖殿獻祭是等級分明的有組織活動,而誦讀從本質上講,卻是一種共用的、共同的經歷,高聲誦讀所產生的震撼甚至遠遠超出了其字符內容本身。正是這樣一次次的誦讀形成了如今的書面文獻,而這些書面文獻又因一個個珍貴的誦讀時刻而凝練、昇華,此般時刻可追溯到摩西本人直接從全能的上帝那裡領受指示。《申命記》曾指出,摩西當時受命:「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將這律法念給他們聽。要召集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使他們聽,使他們學習……」以斯拉高高地立於全神貫注的聽眾之上,並不只是為了簡單轉述摩西的原話,也是對其場景的一種具有自我意識的再現。

尼希米將其描述為,這彷彿像是在面對一群重新覺醒的人,在這之前,他們迷失了自己,失落了對這些「字符」本原意義的了解。通過這種公開誦讀的形式,律法和歷史宛若新授,歷歷在目,重新燃起了公眾對生活的熱情被。羊皮卷本身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精巧的卷軸意味著可攜帶的記憶,就好像是災難灰燼中留存下的某傳家物。

作為這項活動的總指揮,尼希米當然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目標為何。儘管美索不達米亞的律法文書,在建立王室作為主權國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巴比倫和波斯的宮廷儀式(通常在某個紀念雕像前舉行)主要是做給人們看的。在這次活 動中,以斯拉的任務是負責「說」和「聽」,即賦予「字符」以生命力。誦讀 猶太哲學的方式並非靜靜默讀,這是很早就形成的慣例。在這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刻,猶太人用希伯來《聖經》的風格進行誦讀時,並不是採取獨自默讀的形式(這是基督教修道院的發明),也不是為了加強自我反思意識(儘管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這一點)。猶太人的誦讀是一字一句地高聲朗讀:社會性的、聊天式的、生動活潑的、慷慨激昂的,是一次旨在使聽眾從接受轉化為行動的展示性公開活動;是一次具有重要的、直接的人性意義的誦讀活動;是一次尋求爭論、評說、疑問、打斷與闡釋的誦讀活動;也是一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誦讀活動。猶太人的誦讀從不禁談任何事。

以斯拉的角色是把律法文本(即《妥拉》)的嚴格規定呈現於集體公共領域:展示其神聖性。這是重新獻祭和重新覺醒的「三幕劇」高潮:首先是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牆;然後是在原址上(in situ)建造第二聖殿;最後是公開展示「摩西律法」。如果缺少最後一幕,前兩幕將毫無意義。在這期間發生的每一項活動都不僅只具有紀念性,它們串聯起來意味著宣稱一種無可爭辯的猶太獨一性:耶和華的子民是與眾不同的。重建的城牆是一個建築宣言:耶路撒冷依然是大衛的城堡,即使猶地亞已經不再有國王,但已經重新樹立了王室崇拜耶和華的核心。重建的耶和華居所將作為猶太人唯一、真正的聖殿巍峨矗立,禮儀習俗是否恰當的裁判者和頒佈的「聖地法」(Law of the Land)就是猶太人的憲法。《妥拉》的「字符」賦予猶太民族的獨一性以綱領性的內涵,所以不再需要一位世俗的國王,更不需要一位上天的國王來保證其權威性。在 這些「字符」的背後,是對獨一的、無形的耶和華的堅定信仰。晚近的《塔木德》學者甚至將耶和華描述為:在創造宇宙之前,他也曾求教於一部先存的《妥拉》!

羊皮書卷本身作為正統忠誠的對象,其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如今被以斯拉提升到律法和歷史的高度。正是當時創制的這種經卷崇拜和共同高聲誦讀的義務,超越了對唯一神的崇拜,從而在當時當地使這種以色列人的耶和華宗教從根本上與眾不同。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那頓也曾宣佈崇拜唯一的太陽神,並清除了他除太陽圓盤之外的所有形象。埃及人、巴比倫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崇拜都是通過圓雕和浮雕的形式來表現的,通常安放在特定的神龕和神殿中,而最偉大的史詩性碑文,即宣佈神的旨意和國王的智慧的文字,同樣也是(用楔形文字)刻在不可移動的紀念石碑上。每當亞述和巴比倫軍隊出征時,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對代各種神靈和神化的國王的形象,目的無非是為了鼓舞鬥志。然而,以色列人卻完全不同,他們受命要隨身攜帶著神聖的羊皮書卷。

以色列和猶大王國的祭司、文士階層的天才們(以及他們的自由人侍從、巡迴的先知及其保護人國王,當然,他們與這些人時有爭執)要用標準化的希伯來「字符」將可移動的文獻神聖化,從而作為耶和華的律法和他子民的歷史精華的獨特載體。以這種方式記錄並確定之後,口傳(並記憶下來)的羊皮書卷,就能並且將會比紀念碑和帝國的軍事力量更具有生命力。這樣一來,它就成為精英階層和普羅大眾共擁有之物,並且不再受政治興衰和領土變遷影響。荒漠中的帳幕聖所據稱是最初存放《妥拉》的地方,並因此被認為是耶和華與其子民共處之地,但那也不過是頂略加裝飾的普通帳篷而已;裡頭存放的約櫃的尺寸,甚至比你家廚房的碗櫥還小。然而,這正是以色列書卷宗教(book-religion)的創造者獨具匠心之處──他們就是要讓《妥拉》無處不在、無可逃避。他們不將其安放在某個神聖的地方,而是以微縮的形式,以隨時隨地取用;他們不將一個神化的動物或人物掛在門柱上驅逐惡魔,足以保護猶太人的安全的,是門柱經卷(mezuzah)中的《妥拉》「字符」。他們還製作了小小的經匣(teffilin),甚至在會眾祈禱時可以把《妥拉》的「字符」直接戴在額頭或前臂上。標誌著幸運和健康的護身符通常繫在脖子上或掛在胸前,內容同樣也換成了《妥拉》中 的「字符」,而在其他宗教,同樣的位置很可能是掛一尊神像。總之,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每一個住處乃至每一個人,都離不開這份羊皮書卷。

《妥拉》就是易攜帶、可移動的歷史、律法、智慧、詩歌、預言、安慰和自我勉勵的嚮導。正像聖所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建造起來、在危機中拆除一樣,口傳的羊皮書卷甚至能夠在烈火中保存下來,因為那些記錄、編寫經文的文士已經將其口傳傳統和文本作為基礎教育的一部分,令大眾牢記心中。圍繞著「mazkr」這一角色的準確性質,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在詹姆斯國王欽定本中,將其不恰當地譯為「使者」(herald),但以色列人沒有使者。這個詞的詞根是「zkr」,即拉比希伯來文的「zakhor」,意為「記憶」,所以這樣一個角色,無論是俗人還是祭司,只能是一個「記憶者」或「記錄者」。通過同時使用書面文字和大腦記憶,耶和華的子民雖被擊垮與屠殺,但他們的書卷卻能夠永遠流傳下去。

書卷本身作為有形物,在希伯來《聖經》中某些最震撼人心的場景下一再出現,我們不應驚奇於此。當然,這裡指的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書,其早期形式是一種零散的和折疊書頁的抄本:有連續的書頁,有故事情節的版本,是羅馬時期才出現的。羊皮書卷是希伯來《聖經》採用的一種適於保存的神奇形式。性情古怪的祭司兼先知以西結(《以西結書》很可能是在流亡中寫成,因而寫在羊皮紙上的內容特別多)曾經夢見有隻手舉著一卷羊皮紙,上面寫滿了警語和哀歌,有長著四張臉、四個翅膀的「活物」(夢中描述這個活物說不是要讀這卷陽皮紙,而是要吃,以西結也就真的咯吱咯吱地吞了下去)命令他:「『人子啊!要吃我所賜給你的這卷書,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其甜如蜜。」只有當食經者在物質上用書卷塞滿嘴,並在文字上消化了其內容之後,他的這張嘴才能成為先知雄辯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