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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口上的刺青

──在身上用刺青寫DNR,是不具法律效力的,但這是患者最清楚的願望和最堅定的懇求。



凌晨一點四十分。在救護車上待命的我們接到無線電的呼叫:「七十七歲男性,心臟驟停……」心臟驟停(Cardiac Arrest),是最緊急、也是優先順序最高的醫療緊急事件。因為心臟係負責將血液輸送到全身的器官。人體內的各個器官在沒有持續氧氣供應的情況下,可以存活的時間長短不一:若沒有氧氣供應,腎臟和肝臟細胞約十五到二十分鐘後會步入死亡;骨骼肌大約是六十到九十分鐘的時間;血管內壁裡的血管平滑肌,則可以在二十四到七十二小時內仍然存活。人的腦細胞最為脆弱,在心跳停止後四到六分鐘就會死亡,十分鐘後就會腦死。因此,這時候救護車必須啟動警示燈與警笛,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

凌晨的紐約市有許多地方雖是燈火通明,交通卻沒有白天來得擁擠。

救護車按址急駛至事發地點,幾分鐘內就到了一棟看起來有點老舊的公寓大門口。我們迅速地拉了擔架,帶了電擊器和其他基本配備,直往患者家中去。

大門開著,一名中年男子在門口焦急地張望,一看到救護員就立刻帶領我們經由大門,穿過客廳,進入臥房的浴室。我們看到倒臥在浴室地上的老先生,似乎沒有呼吸和心跳。當我用隨身攜帶的剪刀剪開他的上衣準備電擊時,赫然看到老先生的胸口上大大的刺青,刺著:Do Not Resuscitate(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Do Not Resuscitate,簡稱DNR,通常是指病人或法定的家人所簽署的一份同意書,同意當病人臨終、瀕臨死亡或沒有生命跡象時,不施予心肺復甦術,也就是不急救。

這是一份需要本人、見證人及公證人共同簽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通常,在事先有準備的情況下,醫療人員與病人及家屬會針對是否要急救的議題進行討論。如果病人和家屬有共識,希望在上述情況時不要急救,即可以簽同意書。原始文件會由病人或家屬保管,醫療機構也會留一份影本存檔。但是,在緊急醫療事件中,除非當場看到具有法律效力的DNR文件,否則緊急救護員還是以搶救為優先。

我當下很確定,在身上用刺青寫的DNR,是不具法律效力的,但是……面對這麼清楚的訊息,是患者的願望和堅定的懇求,也是希望在他無法親自傳達此一訊息的重要時刻,用洗不掉的刺青寫在急救時不可能看不到的胸前,來明確表明他的意願。

心肺復甦術(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簡稱CPR),是在患者心臟停止跳動後,用人工的方式按壓胸腔,和從患者口鼻部位吹進氧氣的急救方式。在急救的過程中,需要用極大的力量重複在患者胸腔上施壓,有人甚至用「暴力」來形容這個過程。常聽說在CPR 過程中壓斷患者肋骨的事件,被壓斷的肋骨也可能刺傷到其他器官,如肝臟或腎臟。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有些重症末期的患者或家屬會願意簽署DNR,實際上是為了減少病患承受一些不必要折磨的不得已選擇。

當時我愣了一下,隨即很快地看了一下旁邊的人,並大聲地詢問:「有DNR 的證明嗎?請問你們有患者的DNR嗎?」一位老太太坐在床邊,好像在驚嚇之中還沒回過神來。帶我們進來的中年人像是患者的兒子,站在門口一臉困惑:「DNR?」但馬上又激動起來大聲嚷著:「什麼DNR,趕快救啊!還在等什麼!」

「不要急救。」突然間,老太太開口了,她既沉重但穩定的聲音與凌亂的現場和兒子急切的呼喊聲成了強烈的對比。

「我們曾經討論過了。這幾年他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病痛不斷。現在能夠這樣走是他的福氣。」

「病痛不斷?你在說什麼?!」兒子一臉不可置信,氣急敗壞地嚷嚷著:「我從來也沒聽你們說過啊!救人要緊!」說著,衝到我的面前抓住我的手,大力搖晃並用近乎尖叫的聲音大聲吼著:「你快救啊!」

「你住那麼遠,不清楚我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確實討論過了,他就是希望當有緊急情況時,可以不被干擾,平靜地離開人世。他也怕找律師簽什麼同意書要花很多錢……所以特地在胸前刺著『Do Not Resuscitate』。

老太太走過來,抓著兒子的手,指著老先生胸前的DNR刺青給兒子看,說:「這就是你爸爸的心願。」

「什麼?」兒子顯得六神無主,但還是堅持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現在什麼都不管,先救人再說!」

我再次跟老太太確認:「你們沒有簽不要急救的相關文件嗎?」老太太搖搖頭。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一定要急救。我一面跟老太太解釋,一面著手電擊。看著上千伏特的電流通過老先生身體,把他震得從地上彈起。老太太轉身離去,兒子留下,目不轉睛地看著整個急救過程。在一連串的電擊、CPR、再電擊之後,老先生又有了心跳。一旦有了心跳,我們立刻將他移上擔架,進入救護車,駛往醫院急診室。一路上,我們還是得繼續用人工的方式幫助他呼吸。兒子跟著我們上救護車一起到醫院,老太太則選擇留在家裡。



◎人,經常被自己的想法所侷限



心理學是科學嗎?在目前的大學裡,心理學大都屬於理學院。心理學可以用科學的方式研究,而科學研究中必要的條件之一,是用可觀察、可客觀測量的方式取得證據。心理學的領域非常之廣,有些比較容易用科學方式研究,例如,經歷壓力時的生理反應:心跳、血壓、皮膚電阻,甚至腦造影或腦電波,都可成為研究工具。但一般提到心理學,許多人都會認為這跟我們心理的感覺和想法脫不了關係。而屬於我們個人的主觀感受與想法,要用客觀的方式測量,常常需要比較間接或推斷的方式評估。

無論用何種方式,都可以從「事實」開始評估。在這事件中的事實有哪些呢?第一,患者將DNR 刺青在胸前,也是他身上唯一的刺青。第二,患者並沒有正式簽好的DNR 文件。第三,母親與兒子對於患者接受DNR的意願,認知分歧。

我們可以就這三點,來推論與思考一下。

首先,患者將DNR 用刺青的方式在胸口呈現。之所以選擇刺在胸口,是因為急救用電擊或做心肺復甦術(心臟按摩)時,一定會看到的地方。由此或許可以推論「不要急救」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也可以說是很重要的。然而對自己認為如此重要的事,怎麼沒簽有法律效力的同意書呢?對一個沒有刺青習慣的老年人來說(身上沒有其他刺青),難道簽同意書會比刺青還要困難、還不方便嗎?

人,經常可能被自己的想法所侷限,對自我的認知太有信心。所以,老先生或許認為這是最有效的方式,可以避免不小心洗掉,且在急救時一定會看到,不像文件會弄丟,臨時找不到或沒帶。他可能對自己的想法非常確信,問都不問他人的意見。其實,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事,多問一句有什麼損失呢?

一週後,我又回到當初送老先生去的醫院。詢問後得知,當天雖然急救後老先生恢復了呼吸心跳,但再也沒有醒來過。在加護病房住了數日,最後家人還是決定拔管。我想,假若這位老先生在生前能利用到醫院的時候,順便詢問一下醫院的醫護或社工人員,取得關於不要急救的正確資訊,當天的事件是否會有不同的發展?

再者,母親跟兒子對於患者的意願,有不同的看法。現代社會中,有許多子女都住得離父母有段距離,從跨國到跨洲,或雖同在台灣,但分別住在北、中、南部不同的城市,總之,就不是住隔壁或在同一個屋簷下。但生活常常是由許多瑣碎的細節所組合而成,若是分居兩地,要了解對方的生活,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

我有個朋友住在美國德州,結了婚後,有自己的家庭。雖然平常忙著工作跟照顧孩子,還是很孝順地常常惦記著住在台灣的父母。有一次我回台灣,他要我幫他帶些父母會用到的東西回來:有訓練記憶的小遊戲,做運動時用的各種器具等等。

當我來到他父母親位於台北市東區的家時,看見大大的房子裡只住著兩老,有一間房裡面,堆滿了子女們託人帶回的各樣東西。我有些遲疑地將朋友託帶的記憶遊戲拿出來講解,卻注意到伯父的視力似乎已經弱到無法閱讀;當我再取出做運動的器具時,看到伯母需要用拐杖才能從沙發上站起來,餐廳旁邊還放了一張輪椅。伯父的視力不是忽然變弱的;伯母也沒有經歷意外,從能夠正常活動到需要使用柺杖和輪椅,也不是一天兩天的轉變。

生活,是由每天、每時、每刻,平凡中的點點滴滴滴累積而成的。偶爾的連絡,會著重於敘述不平凡或是值得提出的特殊事件或經歷。雖然現在科技發達,隨手一個按鍵就可以經由網路看到對方,卻很難透過這樣的對話想像對方生活中平凡的瑣碎事務,如:父母未必會提到,我現在幾乎都不會一覺睡到天亮,半夜一定會起來上廁所,有時甚至不只一次,所以睡不好;現在食量不比從前,晚餐吃三粒餃子就飽了;最近雙腿無力,以往天天去參加的社區晨操,已經有一個禮拜沒去了……這些,是閒聊的時候才會提到的生活分享。不住在一起,偶爾地探訪或聯絡,要察覺或得知這些生活上的轉變不是很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

優質時間(quality time),或是具有高品質的相處時間,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努力的方向。無論你有一小時、一天或一週的時間,將注意力放在與對方共處上,可以讓彼此在沒有壓力的狀態下呈現自我,分享生活。這其中的要點,在於自處(being)和相處(being with)。

自處的時候,是敏銳覺察自身與當下所處環境中的關係與連結。注意力與思緒不放在回想過去,不放在計畫或擔憂下一刻,而是放在自己的感受與現處的環境中;相處,是把範圍從自我擴大至陪伴在身邊的人。在一起的目的,不是要做什麼,也不是要趁在一起的時候,對彼此有任何實質上的幫助,如買菜、處理家務、維修物品等等。在一起時,將重心放在對方與自己的互動上,「專心」地在一起,才有可能獲得優質時間與高品質的互動。若是抓住這個重點,其實在一起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對互動有太大的影響。無論是一起散步,逛街、換電燈泡、做飯,都可以樂在其中,分享生活中的細節。

人是群居的動物,對自身與他人的互動可以相當的敏銳,很細微的反應都可能很快地被察覺:我們說話時對方有沒有在聽,是不是在敷衍我們,對於這些,我們其實都可以很快地感受到。

因此,專心與人相處,彼此都會有明顯深刻的經歷。優質時間可以讓人在心情放鬆的狀態下,促進生活中的交集感。







十三號星期五的夜晚

──對那個被刀刺死的男孩的家人而言,他們的生命與生活再也不可能跟從前一樣了。



主任發下這個月的關懷師值班登記表,讓我們登記時間。我正在想著資格考,因此沒有完全注意到房間中發生了什麼事。當登記表傳到我手上之前,其實已經在房間中傳了一輪。所有的日期都已經被登記了,除了一天:二月十三號,星期五。嗯……我希望不要週五來值班,要不然我就得更改其他已經訂好的計畫,我心裡這樣想著。

「有人可以值這天的班嗎?」我問道。

沒人回答。

「我很樂意換一天值班」,我說。有人看看天花板,有人看著地板,還有人彼此交換著奇怪的眼神。

現在是怎樣?

突然,我想到了!但……不會吧?不應該呀!

「十三號星期五,是因為十三號星期五這樣嗎?真的假的!你們都是關懷師啊!相信上帝,而不是迷信啦!」

有些人不安地笑,有些坐立難安的樣子。

「真是不可思議!好吧,我來值這天的班!」我說,同時把我的名字寫下去。我是一個接受科學訓練的研究生,在一個以科技為導向的醫院工作中,我絕對不會對毫無根據的古老傳說和迷信讓步。

二月十三日,星期五。我早上八點二十五分準時到達醫院,從前一位值班的關懷師手中接過呼叫器。當我走下樓到地下室,進入值班室時,看到幾個醫生在交誼廳那邊看電視。剛剛和前一位關懷師交接時,他所說的話,還留在我的耳中:「加油,今晚是月圓。」

在這段時間以來,我從醫生和護理師那裡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從來不會祝對方有一個「好」班,或是一個「好」的夜晚,因為這樣的祝福,幾乎絕對會帶來一個忙碌和無眠的夜晚。「從不例外!」一位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的護理長如此宣告過。

月圓,又剛好是十三號星期五,這樣的機率是多低呀?我一邊用識別證上的磁扣開門,走進寫著「值班關懷師」的小房間,一邊自己這樣想著。那是一個很小的房間,房內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一台嵌在牆壁上的電視—幾乎像個大學宿舍。我放下過夜用品袋。突然間,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拜託喔,我是關懷師耶,不要被這種事難倒!」我跟自己這樣講,想要解除心中那種怪怪的感覺。

結果,我們那天晚上有十三個創傷病人—創下了醫院的新紀錄。急診病患滿到專科醫生必須暫時關閉醫院的「急重症外傷外科中心」;甚至還需要請一架正飛往我們醫院的醫療直升機,改道將病人送到另一個創傷中心去。

美國紐澤西州的面積,是台灣本島的百分之六十三左右,只有三家一級急重症創傷中心,而我們是其中之一。因此當我們暫時關閉後,這州就只剩兩家一級創傷中心在運作。那天,十三號星期五,一直到清晨四點,我才有機會走回值班室,脫掉外套,鑽進被窩裡。

結果呼叫器又響起來了。我掙扎著起身,讀著那個小小的螢幕。

「早上四點十九分。代碼四十。地面運送。四分鐘。刀刺傷。心肺復甦術。」那是清晨四點十九分,一個創傷病人正要被救護車送來,預估四分鐘之後會抵達。病人被刀刺傷。急救人員正在做心肺復甦術。我爬起來,快速地穿好衣服。

當我到達急診室的時候,病人已經到了。他們在休克/創傷室裡,就直接用手術刀,打開了他的胸腔。一把刀插在他的胸口,血噴得到處都是。

房間裡大概有超過十五個人在參與治療。創傷外科醫師看到我,對我揮揮手:「來來,關懷師!此時此刻,妳也許是唯一可以救他的人!」

幾分鐘之後,這位創傷外科醫師走出來,脫下他的手套。我知道這表示這位病人已經「過期了」(Expired)—這是醫院中所使用的,一個表示病人已經死亡的詞彙。

「過期了」,好像在描述一盒過期的牛奶一樣。每當我聽到這個詞,就會想像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行走時,額頭上都貼著一個使用期限標籤的樣子。想想,這個詞彙或許並非完全不正確。

因為這是一件兇殺案,需要由警方,而非醫院聯絡病人的家屬。我走回值班室,穿著外套就睡著了。

三十分鐘之後,我收到呼叫器的訊息,要到急診部和家屬見面。當我正走出值班室,另一個訊息又進來了,寫著:「我們需要妳,馬上!」

醫生剛剛跟這位十九歲、心臟上插了一把刀的年輕人的父母,告知了這個惡耗。「為了試圖救他,我們在他胸口做了一個切口,但是他的心臟上面有一個大洞,我們實在無法修補。」

那位母親不可置信地大叫。他的父親,表情一片空白,一滴眼淚也沒有。他在外面來來回回踱步,不希望任何人靠近他。

我努力地想擠出一些有用的、有幫助的、安慰人的話,但是腦中一片空白。我走向那個媽媽,她緊抓著我,大哭地說:「噢,我的天,噢,上帝呀,我怎麼能接受?我再也見不到我的兒子了。今天早上他離家的時候,我不知道那居然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面。」

在清理過他的身體(胸口也大略地縫合了),用布蓋上,並且擦拭了房間中的血跡之後,我陪著這對父母去看他們孩子的遺體。父親慢慢地走過去,看了他兒子很久的時間,然後輕輕地將臉頰放在他兒子的額頭上。此時,眼淚緩緩不停地從他的臉頰滑落。

母親坐在她兒子的身邊,握著他的手……

「請為媽媽睜開眼睛,好嗎?就算是最後一次。」她開始告訴我:「他真的是我的心肝寶貝,一個非常貼心的孩子。每當他晚上回到家,有時爸爸值晚班不在家的時候,他總是會來看看我,確認我一切都好。」

「他昨天才剪的頭髮。」她一邊用手指梳過他的頭髮,一邊說。

接著,不可避免地,所有的「如果……」都出來了。

「如果當時我阻止他,不要和朋友出門。」

「如果他晚上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去接他。」

「噢,老天,那時無論他在哪裡,我都可以去接他……」

就像一部影片,播放各種不同可能的結果,她非常努力,用意志力強迫改變事實,希望這一切都只是個噩夢。

當死者姊姊衝進來的時候,我正站在創傷室裡,面對著門口。她以為弟弟只是受傷,沒預料到會有更糟的情況。她看起來很擔心,但是很急著要看看弟弟。

媽媽看到女兒來了,說:「妳弟弟,他已經不在了。」

姊姊看起來很困惑。

媽媽一邊哭,一邊重複地說,「妳弟弟,他不在了!」

我真但願自己當時並沒有站在那個位置,就不會看到這位姊姊表情的轉變過程—從混亂、困惑、到失落、到搜尋答案,終於,到了解事實。經過了幾分鐘的沉默後,她突然尖叫了起來,更像是哭嚎,是一個讓任何聽到的人,都會打從心底感到顫慄的慘叫……然後她就崩潰了,整個人無力地攤在地上。她持續尖叫著:「我弟弟,他們把我的弟弟帶走了!噢,天呀,這不是真的,怎麼可能?這是我這輩子最慘的一天!」

我和這個家中的三個成員坐在一起,直到下一位接班的關懷師前來。

早上八點三十分,我值完了這個十三號星期五月圓的班。這真是來自地獄的一次輪班。無論這結論是不是符合科學—我絕對不會再接一個十三號星期五的班。

當我通過旋轉門,要離開醫院的時候,外面的陽光讓我睜不開眼。陽光普照下,我看看四周,眼睛適應著明亮的戶外。外面是個忙碌的世界。人來人往,大家似乎都忙著自己的事。附近也有孩子在遊樂場玩耍。這是美麗的一天。世界顯然繼續在運轉。

讓我不禁想到昨天進急診室的病人和家屬們。相信他們本來都以為今天自己會像別人一樣,早上起床,繼續過他們以往的日子。那個被刀刺死的男孩呢?對他而言,生命就到此結束了。對他的家人而言,他們的生命與生活也不可能再跟從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