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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說話,必鏗鏘有力!

謝若蘭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提問「從屬者能否說話?」(Can the Subaltern Speak?),是看到這本書標題時一直浮現在腦海的。

史碧娃克,作為一個後殖民理論者,在批判西方知識建構的觀點下,呈現少數如何能夠發聲的論述,試圖將被迫噤聲的邊緣推向主流。身為位居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女性知識份子,史碧娃克提出相當重要的提問:批判論述與實踐行為的動機與目的為何?過程中創造與生產了什麼?壓制了什麼?是誰在說話?為的是誰的利益?也因此,對於事情的洞見與理解,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不自限於「習以為常」的視野。閱讀楊翠的著作,對於她透過精簡洗鍊的文字進行歷史脈絡的爬梳所呈現的「少數說話」態度,令人振奮!

少數說話, 可以簡單的分幾個層次來理解。但在我親身經驗中,最重要的理解是不得不說。少數,經常被忽略、漠視、不看重、邊緣化、壓迫、甚至不允許,而因此不得不說。我的中文一直沒有學得很好,偏偏該屬於自己的西拉雅族群文化與語言也沒有機會學習過。在女性研究的訓練脈絡下,我成為一位權利倡議者,學會理論與行動合一之外,更重要的是不放過「說話」的機會,即使採用的是只能普通以應付的過去之華語或是英文。這樣的背景,讓我在經驗層次上可以理解個體在知識被建構的過程中,殖民主體對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與身份及其歷史的影響層面與建構模式,尤其是透過對知識話語的控制與壟斷來進行實現。

在整體社會上,包含在學術圈中,太習以為常地以「主流」(歐美、漢文化)為中心的系統話語形式生產,且被視為具有普遍性,成為一套評量價值與評斷優劣的標準。這種話語支配權力,導致「主流」以外的文化和知識不得不處於邊緣位置,甚至,就連被殖民者用以抵抗殖民主流的話語呈現也受到殖民話語的污染。這導致被殖民者在建構屬於自己的主體位置時,必然遭受到的對位糾纏,也因此,「少數說話」的內涵之多重視野與檢視,成為重要的反殖民批評論述的重要中心話題。

我不得不承認,對於「分析」與「比較」原住民族文學這件事,我一直抱有某個程度的不太理解,甚至反感的態度。在我的經驗中,看見為數不少學者以文學的形式寫作與發表,「分析」與「比較」原住民文學作品。撇開「被」研究的主體與客體的論戰不談,與其說他們是帶有「凝視他者」的優越視野或沈浸在過度浪漫的想像情懷中,我其實比較懷疑這些作者是不是很害怕跟原住民的真實對話?不論是缺乏動機或是沒有機會,沒有透過真實的接觸所「研究」出來的原住民族文學著作,缺乏了對於真實的「人」與「族群」所提供的理解深度與感情。換句話說,對於「被研究」的原住民族文學的感受「不舒服」,並非本質上的身份之挑戰,而是「溫度」的層次。

閱讀同事好友楊翠的《少數說話》,再次見證了她的多重層次的理性與感性,在堅毅中呈現熱情。本書的導論從歷史脈絡切入,精彩的回顧二十年的原住民女性文學,可以見識到她對於歷史脈絡的爬梳所具有的宏觀視野。在不同篇幅的討論中,某個程度是典型的比較分析文學的呈現,從詩集、長篇小說、批判論文等,閱讀中同時可以吸引讀者意圖再回到所分析的文本上,再回到楊翠的書寫世界來對話。當然,楊翠在文字的使用上,是相當飽和且帶有學術熱情的堅毅,同時具有值得細細品味的回甘!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後記,與其說是楊翠回憶與原住民文學的結緣,我倒是覺得提供了我閱讀本書所歷經的澎湃波浪似的起起落落後,在深夜裡獨自一人享受睡前的一樽溫米酒的小小溫馨與幸福。

這本書,讓我再次領悟到無時無刻的少數說話的重要性。找回「被」噤聲的語言之需要,就是讓少數說話可以鏗鏘有力!



導論:這二十年間的原住民女性文學

台灣當代原住民女性漢語文學的發展,是近二十年間的事。1996年,是一個關鍵年代,這年2月,泰雅族的麗依京‧尤瑪(Lyiking Yuma,1950-)出版《傳承—走出控訴》,內容包含文化論述、現實批判、族群歷史記憶、個人成長回憶,以及數篇現代詩作;同年7月,排灣族的利格拉樂‧阿烏(Liglave A-wa,1969-)出版《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內容包含家族生活記憶、原住民女性生命圖像,廣泛觸及族群、性別、階級,以及台灣歷史的多重面向,如原住民族創傷史、白色恐怖創痛史等等。

麗依京與阿作品集的出版,為當代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開啟一張地圖新頁。雖然就一個新的寫作社群的誕生、成長、成熟而言,二十年其實是相當短暫的時間,然而,無論從文類、議題、作者分布來觀察,台灣原住民女性漢語文學在這二十年間的發展成果,都頗有可觀之處。在文類方面,從最初的散文,擴展到現代詩、小說、報導文學等;主題方面,更是多元紛呈,擴及族群、性別、歷史、土地、社會文化、國族認同等大敘事,以及個人成長、情感書寫、家族敘寫、生命哲學等小敘事;而在寫作者的族群分布方面,從1996年的兩個族系,發展到如今,已有超過十族參與到書寫的行列;甚至族語文學創作,也開始逐漸發展。

二十年,也是一個適於盤點成果、掌握發展線圖、論述發展內涵的時間斷限。筆者自1999年開始關注台灣原住民女性漢語文學(為求簡潔,後文將直接稱為「原住民女性文學」),並發表研究史上第一篇相關論述以來,十餘年間,長期維持對原住民女性文學的關切,本書即是筆者長期學術關注的統整性成果。

本書以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為觀察對象與研究範圍,書題定為「少數說話」,即在突顯原住民女性文學在書寫者、書寫內容、書寫觀點等方面,都具有「少數敘事」(minority discourse)的特質。其一,無論是在當前台灣社會體制之中,抑或是主流文壇的場域生態之中,原住民女性作家的族群、性別身分都具有邊緣性,她們身處「話語權」的雙重邊緣性位置,這是我們在論述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發展時必須嚴肅掌握的現實;其二,原住民女性的「少數說話」,因而既是「做為少數者的說話」,也是「說少數者的話」,亦即,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內容、說話方式,乃至美學風格,與其「邊緣少數」的說話位置密切相關,這也考驗著研究者自身對既有美學典律的思考。美學典律,也正是主導文化的延伸與重寫,在原住民女性文學的疆界,是否應該有不同的觀察視角、審美意識,是研究者需要反省的。

目前關於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研究,尚未有全景式、全面性的研究圖景,多數都是聚焦於單一作者、特定議題的研究取徑。在專書方面,年輕世代研究者林瑜馨的《原住民族文學的非典型現象:以達德拉凡‧伊苞、董恕明以及阿綺骨為例》一書,可以說是目前所見唯一以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為主題的專書,該書觸及三位作者,並以「非典型現象」為核心分析概念;「非典型現象」指的是作品內容不以族群議題為主的一種書寫現象,然而,由於論述內容將「文學現象」與前述三位作者的「風格與屬性」交雜不清,使「現象」所應展開的文學發展時空脈絡相關論述相對稀薄,較為可惜。董恕明的《山海之內天地之外—原住民漢語文學》一書,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史長編」系列之一,其中的第四章〈漂亮的媽媽小姐 Vu-lai-vu-lai-yan—從柴米油鹽到落地窗前〉,對當前的原住民女性文學有較全面的介紹,但因僅此一章,較難開展論述篇幅,個別作家作品的論述亦僅點到為止。鄭雅雯的《聽見山海的歌聲—臺灣原住民族作家速寫》一書,也是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以「作家速寫」簡介各族作家,其中女性作者有九位,該書為普及性的出版品,因此只能以速寫的筆法,簡單勾勒作者群像。

另外兩部具有文學史規模與意義的專書,魏貽君的《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一書,是以議題性的視角,切入「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發展的複雜線圖,觀察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定義、形成、發展,以及與台灣社會、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的對話線圖,對作家作品進行論述的部份較少,女性作家更少觸及。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由於該書的歷史視角從口傳文學開始,因此僅在第十三講、第十四講中述及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作家,女作家部份則僅觸及利格拉樂‧阿烏、里慕伊‧阿紀、白茲‧牟固那那、達德拉凡‧伊苞等四位。除前述專書之外,單篇論文而以全景方式介紹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者,如劉秀美的〈臺灣原住民族女性書寫中的族群民俗傳統〉,鎖定「族群民俗傳統」,文中所探討的作家,即是前述巴蘇亞‧博伊哲努《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中所列舉的四位。

前述四位原住民女性作者中,以阿烏的相關研究最多,大多數的研究都觸及她作品中的身分認同辯證課題,切入點各有異同。侯如綺與陳芷凡的研究,均從家園、家族的視角,但提出不同觀點;侯如綺的〈從書寫家園看原住民女作家的空間書寫—以白茲‧牟固那那、利格拉樂‧阿烏、里慕伊‧阿紀為例〉一文,是較早將三位作者並置討論,並以家園、空間為分析取徑者;而陳芷凡的〈鄉愁作為一種位置:試探利格拉樂‧阿烏、里慕伊‧阿紀書寫中的家族寓言〉,則將兩位作者筆下的「鄉愁」,視為一種時空的緬懷與積極的社會運動姿態,並論述原住民女性書寫者在整體原住民書寫者鄉愁論述中的「異聲」存在。

黃心雅、簡瑛瑛的兩篇比較研究,則具有獨特的視野;黃心雅將阿與美洲阿茲特克(Aztec)的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u'a)並置論述,兩位都是混血的、在某種意義上經歷流徙的女作家,黃心雅從中間地帶、跨文化翻譯、遊徙與認同政治的角度切入,提出不少創見。同樣是跨界的比較研究,簡瑛瑛、賴孟君的〈生命書寫與藝術再現:從阿到依布的臺灣原住民女性創作〉,將阿與女性藝術家依布(Ebu)的繪畫作品,以「互文閱讀」策略,進行比較研究,關注「女性主體」與創傷、認同、療癒敘事,研究視角頗為獨特。徐國明的〈一種餵養記憶的方式—析論達德拉瓦‧伊苞書寫中的空間隱喻與靈性傳統〉,則是較早將伊苞推上學術研究場域者,其對「靈性傳統」的掌握,也啟發了後繼研究者。

除了前述諸篇之外,尚有諸多期刊論文與碩博士論文,都為本書奠下研究基底,此處不再一一檢閱。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多是以單一作家為主體,或者以特定議題貫串數位作家為研究取徑,浮上學術研究版圖的原住民女性作者,仍大多是阿烏、伊苞、里慕伊、白茲這四位,外及泰雅族阿媽綢仔絲萊渥的《山深情遙》,在筆者目前所掌握的十二位已出版專書作者中,僅及三分之一,其餘原住民女性作者絕少被關注。而關於「文學獎」,包含從1995年開始至2007年,舉辦過七次的「山海文學獎」系列,以及從2010年開始至今,已舉辦八屆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系列,兩系列文學獎中的女性作者分布狀況,亦尚未見研究者關注。

本書基於前述觀察與關照,將採取宏觀、微觀雙重視角交織並進的研究策略;一方面從宏觀視角,通過全景鳥瞰的視野,建構當前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整體圖像,包含:有多少創作者?有多少創作數量?有哪些族群參與創作?較突出的創作主題為何?另一方面,則以微觀視角,挑選當前創作數量較高,或者創作主題與美學風格較具特殊性的作家,對其作品進行細部解析,探論女性作者的美學風格差異。此外,本書所援用的理論參考體,散化在各章節之中,不在此處特別突顯,簡言之,本書的研究進路,期望能以回歸文本為主,充分並深入掌握作品的思想與美學。整體而言,本書期能以廣度為經,以深度為緯,宏觀作者的書寫語境,深入作品的肌理,構織一幅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豐富圖景。

據此,本書主體分成四輯:從宏觀全景、現代詩創作、家族史書寫、認同敘事與辯證、創傷與離散書寫等面向,建構當前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圖像。分輯說明如下:

輯一、宏觀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

1. 她們都在寫作: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總體相

2. 三個寫詩的原住民女生:論董恕明、伍聖馨、明夏的現代詩作

本輯以宏觀視角,從出版專書人數、「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收入作者及作品數量、「山海文學獎」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得獎者及作品數量等方面,建構量化資料,並從書寫族群、文類、議題取向等方面,進行內容分析,從而掌握當前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的總體相。其次,目前所見的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在文類方面,若以單篇作品數量來計算,現代詩所佔比例最高,本輯即扣緊現代詩此項文類,探析目前已出版詩集的三個不同族裔(卑南、阿美、布農)女性作者的作品,具現台灣原住民女性現代詩創作的疆域。

輯二、家族史敘寫的差異視角

1. 流變與流浪:論《山深情遙》中綢仔絲萊渥的精神構圖與敘事風格

2. 尋找安居地:論里慕伊.阿紀長篇小說《山櫻花的故鄉》、《懷鄉》中的離/返敘事

3. 女聲與原味:論里慕伊.阿紀《山櫻花的故鄉》中的飲食書寫

原住民族的「家族史」書寫,經常含攝著大歷史與小歷史,包含族群、部落、族、性別、主體、身體,以及日常生活細節、非日常的儀式文化等多重議題。目前原住民女性作者之中,曾以「家族史」視角進行長篇創作者,皆屬泰雅族,一是生於1916年的綢仔絲萊渥,一是生於1962年的里慕伊.阿紀。本輯將扣緊她們的「家族史」書寫,從部落遷移史、主體的離家/返鄉、女性與父權家園的對話等幾個視角切入,觀察女作家筆下的家族史圖像。

輯三、「我是誰」:主體認同的差異圖景

1. 認同與記憶:以阿的創作探析原住民女性書寫

2. 回到出發的地方:論麗依京‧尤瑪的政治思想與草根實踐

3. 主體終究還是遺落了—論阿綺骨的《安娜.禁忌.門》

原住民女性作者做為多重「少數」,「我是誰」是她們必須不斷被質問、自我提問,以及面對的生命課題,「認同」也就成為她們書寫中的核心母題。麗依京、阿烏、阿綺骨三位作者,分別出生於1950、1969、1983,分屬三個不同世代,隸屬泰雅、排灣、阿美等三個不同族裔,分別從三種不同的角度,來處理自我身分認同的課題。阿烏著力於族群與性別的認同辯證,麗依京將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綰結在一起,而阿綺骨則游離出族群的疆界,思索主體內在的自我認同。三位作者筆下的主體認同差異紋理,使原住民女性書寫中的認同圖景更見多元紛繁。

輯四、混血者、創傷者、游離者:兩個比較研究

1. 兩種回家的方法:論伊苞《老鷹再見》與唯色《絳紅色的地圖》中的離/返敘事

2. 父族vs.母系:三個五年級女生的自傳書寫—以鍾文音、郝譽翔、利格拉樂.阿烏為討論對象

本輯選擇兩位台灣原住民女作家,在相同主題的前提下,以其作品為主體,與不同族裔(漢族、藏族)的女性作家作品,進行比較研究,藉此更進一步彰顯台灣原住民女性作家的特殊關懷與美學風格。其一,排灣族伊苞/藏族唯色的比較研究,兩位作者均曾書寫過「西藏旅行文學」,卻有不同的視角,映襯出兩位女作家在族群文化思索上的異與同,不同的「原鄉敘事」,以及不同的離/返路徑。其二,將三位分屬不同族裔的五年級女作家:阿烏、鍾文音、郝譽翔,並置論述;三位作家的父祖輩都經歷過白色恐怖,三位作家的認同敘事都頻繁觸及家族史;筆者將觀察三位作家如何書寫父親與母親,以及如何探析主體認同的渠徑。藉著前述的比較研究,兩位排灣族女作家認同辯證的複雜心路,將更見鮮明。

而附錄則是《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一書的〈導論〉。該書是由筆者與徐國明、李淑君兩位優秀的年輕世代研究者共同合作,以實地訪查的田野紀錄寫作而成;關於本書的內容與寫作動機,徐國明指出:

寫作__寫作動機與訪談過程,主要是針對199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向及其後續發展,試圖提出探問。

……

本書歸結出五項後原運時期的重要議題:部落草根組織、族群正名運動、部落自主性抗爭行動、部落營造與青年培力。雖然,這五項議題並非原住民族女性特有的關懷視野,卻是她們以其女性身分所開拓出來的運動面向,具有相當的貢獻、價值。並且,透過口述歷史開發的女性生命史的自我述說,可供我們理解不同原住民女性運動者的行動主體,如何經由公共事務或社會議題的付諸實踐,而對於自身的生命經驗產生變化、影響,並且,又是如何深刻地培育、增能部落族人。

《後原運‧性別‧族裔—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一書的實地訪談工作與內容撰寫,是由徐國明、李淑君兩位分工負責,而筆者則負責〈導論〉的撰寫,定義「後原運」、「部落主義」、「草根自主行動」等語詞概念及其指涉意義,並試圖以宏觀視野,探析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在「原運時期」與「後原運時期」的實踐,其延續性與差異性。並勾勒一九九○年代以來台灣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的個人實踐臉譜與集體行動圖景,包括她們在部落、家庭、自我之間的拉扯與協商,以及她們的多重實踐路徑,最後更觸及草根行動者在部落文化再造、公部門資源挹注之間的複雜思考,藉以反思女性運動者做為行動主體,如何在自我、家庭、部落、國家之間,找到最好的實踐位置與行動策略。

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從1996年前後開始展開,其初發的時間性,與「後原運時期」接合,因此〈導論〉一文雖然是以「原住民族女性運動者群像」為題,但這些女性運動者開始進行部落草根文化運動之際,也正是原住民女性創作者開始寫作,原住民女性文學開始觸及部落、家園、記憶、認同等課題的時間。

這二十年間,原住民女性創作者與女性運動者,分別以創作與草根行動,為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再造,留下了什麼重要的資產,正是本書的核心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