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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文學論戰導讀

池上善彥 著
張婧 譯
鈴木將久 校

他(白樂晴)使得民族文學成為了有著歷史性狀况內涵的概念,在狀况改變時,它或被否定、或會被更高維度的概念所吸收,使其與將民族規定為「某種永久不變的實體與至高價值」的去歷史化的「國粹主義式的文學論述」嚴格區分開來。他將民族文學規定為「危機意識的產物」,「其民族的主體性生存與人性發展所要求的文學」,或「為了民族這一單位所涵括的所有人,或符合多數人性的生命的文學」。由此,他明確指出,民族文學不是既有以作家、知識分子為中心的文學,而是通過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民眾的參與,得以積極應對今日的歷史性課題:對內促成民主主義的發展,對外確立民族主義。

——崔元植〈為民族文學概念的確定而作〉

國民文學論戰的射程——竹內好

國民文學論戰

  確立國民文學論之必要性,是日本經歷近代化歷程以來,數次提出的課題。這裡所說的國民文學論提出於戰後,因採取了論戰的形式,被記載為「國民文學論戰」,在文學史中也以這樣的形式得到了整理。這場論戰主要發生在文學領域,論戰開始,經過兩年多得以進一步擴展,參與論戰的人也達到了空前的數目。

  然而,這一選集所收錄的多是來自文學領域之外、既有選集中未曾收錄過的文字,選取了歷史學(遠山茂樹、石母田正、上原專祿)、政治學(福田歡一)、國際關係(江口朴郎)等領域的文章。這些文字雖然有著種種不同的學術形態,但整體都以國民文學論作為問題核心而展開。如果僅僅將國民文學論看作文學論述,今天來看這些文字或許會有所不解,因為只有從整體上進行理解,才能看出這一論戰究竟有著怎樣的意義。

國民文學論戰是戰後思想性課題之集大成,它的展開與時代課題密切相關。遺憾的是,現在非常難以理解這次論戰對於文學本身而言具體產生了哪些結果。我們無法很快想到「國民文學論戰」激發了哪些影響力一直持續至今的創作。然而,下文要討論的是歷史學領域與這場論戰密切相關的一些進展,這些進展在另外的維度上給此後的討論方式賦予了一定的方向性。

  首先,我將介紹在狹義的意義上,文學領域中的「國民文學論戰」,其中也包括所提倡的國民文學是怎樣的。幸運的是,《戰後文學論爭 下》(臼井吉見監修,番長書房,1982年)一書收錄了論戰的代表性文章,就了解論戰整體情况而言,是絕佳的資料集。下文,我將沿著高橋春雄言簡意賅的說明,對要點進行介紹。

  「戰後的國民文學論在深層對日本近代文學的確立及其宿命性的性格進行了反思,在這個意義上,它對應於過去的國民文學論。它面對占領下日本文學的特殊條件而直接受到觸發」。這是對國民文學論整體的簡單介紹。戰後文學運動始於1946年,是年,《近代文學》與《新日本文學》雜誌同時創刊,兩本刊物發起了政治與文學論戰、主體性論戰、近代主義論戰等,相互對立。《近代文學》的基本主張是,「發展中國家」日本的課題為,對戰爭中被捲入極權主義的經驗以及無產階級文學政治性進行反思,由此出發確立個人主義、近代式的自我。相對於此,成員多為共產黨員以及共產黨周邊成員的《新日本文學》對此提出批評,指出《近代文學》派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同夥。高橋春雄指出《新日本文學》的批判背景是共產黨自1947年頒布的「民主民族戰線」綱領。

高橋指出,時代的大背景為,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舊金山和約》以單獨講和的形式簽訂,因而出現了歷史性的危機意識,對民族性自覺的關注隨之高漲。接著,歷史學研究會、日本文學協會一同指出討論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此外,在近代文學遭遇僵局之時,文壇受到《迴響學校》(『山びこ學校』)等生活記錄的啓發,意識到了文壇的狹隘性。竹內好對種種事態進行整理並發表評論,成為了國民文學論戰的直接契機。

  這一選集所收錄的篇目如下:

  〈近代主義與民族的問題〉 竹內好
  〈通往新國民文學的道路〉 (竹內好、伊藤整往返書信)
  〈關於民族出路的問題〉 竹內好
  〈確立同一批判標準〉 伊藤整
  〈國民文學〉 臼井吉見
  〈國土•國語•國民〉 山本健吉
  〈國民文學的問題之所在〉 竹內好
  〈關於國民文學〉 福田恒存
  〈關於國民文學〉 野間宏
  〈國民文學的展望〉 小田切秀雄
  〈國民文學論的教訓〉 菊池章一

  「國民文學論戰」始於竹內好與伊藤整的往返書信(〈通往新國民文學的道路〉)。高橋春雄在導言中指出,雖然文壇的外部曾提出過國民文學與民族文學,但這是頭一次選擇文壇的核心人物、近代主義者伊藤整,向他提出這一問題。伊藤整生於1905年,是英國文學學者,也是小說家,他翻譯了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與D.H.勞倫斯(D.H. Lawrence)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尤其是《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一書,由於其中的性描寫,該書被禁止發行,當時正圍繞此事進行審判,而且正在《日本文壇史》上連載。由此可見,伊藤整既是文壇的核心人物,又是近代主義者。

  竹內好最初提出的是,現代文學的課題聚焦於近代主義(個人主義)與反近代主義(民族、國民的文學)的立場之爭,為了克服這一點,提倡國民文學對於叩問文壇的存在方式本身具有意義。他向伊藤整詢問提出問題的方式是否有效。伊藤整對此回答道,他沒有將兩者看作對立的產物,認為為了同時評價、批評兩者,有必要確立批判標準。自此,多人參與到論戰之中,論戰規模進一步擴大。臼井吉見、山本健吉雖然基本上同意竹內好的意見,但擔心國民文學論會向文學家施加政治意識形態從而形成壓力。共產黨員野間宏基本同意竹內好的意見,但反駁道,這一任務已在日本共產黨綱領中得到了實現。福田恒存全面批評竹內好,指出這種提出問題本身就是對個人自由的强加。小田切秀雄的論文以國民文學為軸心構想明治以來的文學史。竹內好雖然最初提出了國民文學,之後也有過數次發言,但基本一直都在整理論戰。〈國民文學的問題之所在〉一文亦是如此。

  高橋春雄在導言中寫道,就結果而言,「無法否認,這一大規模論戰在文壇遭受冷遇,未能回應文學的相應要求」。然而,評價這次論戰呈現的「以批判近代主義或重新評價民族主義等目標為首的幾重意義,不僅僅要將其看作『戰後』所進行的修正,而且要放在日本近代文學得以克服其根本性矛盾的維度上進行評價」,「它雖然在更廣的範圍中呈現了日本近代出現的社會性、思想性規範論的文學式反應,然而作為文學內部的方法論並沒有充分展開……這一問題今後將仍然持續」。接著,他在最後引用了小田切秀雄在十年後寫下的文章(〈國民文學論戰十年後——所實現的與所遺留的〉),概括了國民文學論戰的主要內容:

當時的民族性危機狀况提出的課題包括:使得自明治以來一直孤立於民眾的日本文學在根本上打開與民眾關係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相對於明治,尤其是大正以來文學中的觀念移植的制約,即相對於近代主義的性格,使得隱藏在民眾內部的民族性要素和衝動與其對峙;提出打開近代性自我與民眾的關係的方法。國民文學論必須超越今天倒置的「大眾化」,走入新的狀况的根源。

  以上是文學領域中「國民文學論戰」的大致情况。高橋春雄提出結論,這一論戰在文學中並沒有充分展開,在文壇遭到冷遇,然而他評價道,論戰提出的問題作為更為廣泛的思想議題,相當具有意義。反過來說,從更為廣闊的範圍追問這一主題,應該可以理解實際發生了什麽。首先,我想通過閱讀竹內好在論戰即將展開之前寫下的〈近代主義與民族的問題〉,盡可能具體地理解他提出國民文學的原本意圖。實際上,竹內好的文章雖然採取了挑戰性的姿態,卻體現了他的深刻思考,儘管它不是直接的論戰文章,但給國民文學論戰整體賦予了方向。

(文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