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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禁聲到發聲
蘇正隆(台灣翻譯學會前理事長,書林出版公司董事長,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享有言論自由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就在30多年前,1987年解除戒嚴前的台灣,我們不能自由發聲,自由歌唱,自由閱讀,自由集會。在台灣許許多多的流行歌曲是禁歌,許許多多的小說、學術著作,許許多多西洋文學中譯,許許多多的雜誌都是禁書,那是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禁聲、禁書的年代。
當時沒有隨著國民政府到臺灣的中國作家,稱為附匪文人,作品一律禁止。即使已過世的中國作家,如魯迅,如果受到中共吹捧,他們的作品也列爲禁書。
基於對近代中國文學的興趣,我在大學期間常託香港僑生寒暑假回香港時幫我搜購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因此重要作家的作品,如魯迅的《阿Q正傳》、《彷徨》、《呐喊》 ,錢鍾書的《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曹禺的《日出》、《雷雨》,巴金的《家》、 《春》、《秋》等我都有,也常熱心將這些珍藏圖書借給朋友,但總覺得流傳的範圍有限。
1977年,我和台大外文系同學在學校對面成立書林書店/出版公司,但翻印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在當時算是「為匪宣傳」是要坐牢的。不久我發現書店附近有人擺地攤販賣翻印書籍,為了讓30年代的經典文學作品能夠流傳,我決定將藏書公諸同好,冒著風險,我分批將藏書借給一位姓賴的地攤攤販去翻印。很快地這些書籍在全台大學校園廣為流傳,也因此,我遭受一場小小的牢獄之災。1978年元月的某一天,我的大喜之日,警總一大早就將我帶走,經過十多個小時的偵訊才釋放,讓我趕赴喜宴。
也因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有這樣的經歷,因此閱讀羅伯特.伯恩斯坦的《發聲》這本書時我特別有感觸。《發聲》這本書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事業與志業。許多人「事業」成功,卻不一定有值得我們敬佩的「志業」。曾任蘭登書屋董事長及總經理的伯恩斯坦,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兩者兼顧。身為出版家,他領導蘭登書屋24年間,出版許許多多極有意義、影響深遠的書,營收從4,000萬元成長至將近9億美元,在事業上有出色成就。但他更以關注人權為志業,從1970年代初期致力營救遭受迫害的蘇聯作家,讓沙卡洛夫等異議分子受到全球關注。1970年代關注中南美洲人權,1980年代後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全力協助中國流亡海外異議分子,傾注時間、心力與財力而無怨無悔。
羅伯特.伯恩斯坦的心路歷程會讓對文字、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對出版有更深的理解;而他以人權為志業的精神也值得效法,可以帶給我們心智上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