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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

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

作者 : 康正果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可訂購

定價 : NT 350

售價79折, NT277

內容簡介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今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絕不可無一二真知灼見之作問世。此書由聯經推出,可謂奉獻了一部「紀念民國百年」的上乘作品。」

民族主義、民國世代、國共鬥爭、兩岸統獨
一波波的政治狂瀾
牽動著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命脈
本書詮釋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議題
也重審了中國現代史的意義

文化譜系是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命脈,作者透過六大議題,對中國百年來的文化譜系作了初步的梳理:
文化譜系是百年中國社會的命脈,本書透過六大議題,對近代激進民粹思潮顛倒扭曲的價值序列作出了初步的梳理和矯正:

一爲痛訴暴力土地革命貽害,辨析脫貧與致富的悖謬;
二為細説兩岸統獨是非,審視從威權到民主的經驗教訓;
三為探源民族主義真諦,揭示極權政體的精神焦慮;
四為縱論民國世代風貌,發掘走向共和的民德資源;
五為重建民族記憶,呼喚歷史觀的根本轉變;
六為構建人文精神光譜,薈萃民國人物的風神精彩。


導言
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


本書所收六篇長文大多數寫於我那本自傳──《我的反動自述》──出版之後,各篇文章的寫作動因及其論題的側重雖各有不同,但對於「如何詮釋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中心議題則關注始終,並以遞進展開的走勢在各篇間構成了一定的連貫和交響的呼應。用「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來命名這本文集,自信還算切合内容而突出要點,儘管它印上封面擺到書店裏未必特別搶眼。

2011年即將到來,兩岸當局都在為迎接那可慶賀的一百週年做各自的準備。媒體上最近已就此展開政治造勢的熱議,文化市場為製造賣點也有了相應的動作。面對此「百年中國」話題的眾聲喧囂,再環顧身邊的老少中青,出生於四十年代的我不由撫今追昔,紛雜的思緒中驟然有一種生命和歲月的季節感溢於情懷。正如春有春的氣韻,秋有秋的風味,不同年代的人群都具有各自特殊的代徵。四十年代的中國之命運曾充滿希望的曙光,但後來卻逐步被導向了致命的歧途。我不遲不早,正在此由希望轉向危機的關頭來到了人世。我說它「不遲」,是強調我至今還記得大陸未被「解放」時某些溫馨的情景,即使在已進入「新社會」的最初幾年,民國世代的氣韻還殘存於當時的日常生活,也體現在很多親屬長輩的身上。又說它「不早」,則是慶幸我不像父祖輩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在他們於土改、反右等運動中頻遭衝擊的日子裏,我因年齡尚小,不只幸免於那一波波政治狂瀾的攪擾,且有機會在祖父的花園内靜心讀書,趕在文革大破四舊前,及時博覽了家藏的經史子集和民國年代出版的不少名著。好比是黑暗酷寒降臨前一霎溫煦的晚照沐浴了我的身心,讓我在精神貯備上得到了足夠自強的充電,以致我後來雖被打成反動分子,長期被迫勞動改造,但在我心裏,卻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麽,也從未真心接受那強加的改造。就我當初的年齡和水平來説,我那個「思想反動」,哪談得上有什麽明確的政治觀點和獨特的思想,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過是我這類天性的人在當時的情勢下很容易招惹的一種罪過,是由於我比其他人更固守一己之區區喜好,因而不可避免地與黨天下主流趨勢發生了不幸的碰撞。幾年前,《我的反動自述》在海外出版,每當與讀者談話時被問及我那個「反動」的内涵,我常以「性情反動」的自我界定作答。

性情反動的人喜不喜歡什麽,乃發自他的内心感受,而非取決於利害的權衡。他不會為表現積極,追求入黨而把自己明明認爲的「是」說成黨所判定的「非」,把自己心悅的「好」說成黨所誣衊的「壞」。是非好壞之辨,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向來都屬於良知和常理的範疇,是普通人無需置疑的做人準則。但在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事情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顛倒。之所以會有那麽多人一批批被揪鬥、監禁,甚或殺害,就因爲武力奪權的中共集團硬要把良知和常理認爲的「是」和「好」橫加上「封建」或「資產階級」等一系列屬於反動的罪名,從而方便地扣在需要批判和打倒的敵人頭上。很多依然行其所是而流露其所好的人便在那顛倒黑白的風暴中遭到迫害,從身心受損直到枉送掉性命。而更多的人則於大勢所趨下或被迫作僞,或積極表態,在互相欺瞞中捲入一場場政治運動。我頗感幸運的是,顛簸造次中基本上還算保持了我那個性情反動的本色,直到六四後舉家移居到美國,在拉遠的距離外回顧走過的道路,才對我硬挺著走出來的世界漸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倘若說我所秉持的性情反動是我的父母、家世和那個出生年代給予我身心發展的人格遺澤,是我個人情意結構的硬核,是我在撰述自傳過程中體悟到的生命根基,那如今我進而要對百年中國的曲折歷程作此一譜系敍述的嘗試,便可説是從個人經驗出發,帶著我充沛的感性深入到國家民族命脈的系絡中辨別是非曲直,去努力糾正被顛倒的價值序列了。

是非好壞的判斷本植根於價值序列的構成,人們喜歡或不喜歡、認同或不認同的事物之可被喜歡或不被喜歡、值得認同或不值得認同,不只固有其客觀存在的高低優劣之分,同時也與不同的人自身質地的高低優劣之分存在著一定的對應和聯係。常言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不仁不智者不惟無視於仁和智,且會在更多的情況下趨同不仁不智的事物。由此可見,越是高等的價值,越不易感受識別,越少有人直覺到它的可貴,反而是較低層次的價值常容易為更多的人賞識和接受。這樣看來,由通俗或庸俗向低俗惡俗的下降也就只差一兩個臺階。我這樣來描述價值序列的結構,並無一味崇「高」和專斷貶「低」的用意,價值序列所顯示的只是高低的等差及其排列,連帶著各行其是的運動。這一差別的普遍存在與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現代觀念並無對抗性的矛盾,只要它處於各安其位,各正性命的穩定狀態。在傳統社會中,陽春白雪不管多麽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不管多麽粉絲衆多,也不曾有人站出來煽動群衆,號召他們用暴力顛倒兩者的位置,更不至於給前者扣上「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帽子,給後者戴上「人民大衆文藝」的桂冠。這種連不同層次的品味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始於中共所倡導的階級鬥爭,自從閙土地革命起,他們便以窮人翻身作號召,開始在中國社會的根基上打眼放炮,最終炸翻了固有的價值序列。



這種顛覆價值序列的方式讓我想到了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對「善」與「惡」、「好」與「壞」兩組道德觀念追根溯源的討論,以及對弱者的怨恨心理所作的病理分析。與古代中國的世家大族重門第修家譜的傳統相類似,在古代西方社會中,譜系或譜系學(genealogy)所關注的乃是領主和貴族的血統和家世,通過確立代表譜系的家徽,可以顯示合法的財產和權勢。是尼采最先借用譜系學這一追根溯源的方法,對當時流行的道德觀念展開顛覆性的批判,建立了革命性的價值理論。按照尼采的説法,「好」與「壞」的觀念屬於主人道德,蓋指主人對自身的良好感覺,是他們對自己的強力意志之肯定。這種以第一人稱自居的心態使主人享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相對而言,「壞」只是自我肯定的主人對奴僕居高臨下,保持距離的俯視眼光。對主人來說,「壞」屬於被排除在外的範圍,是他自我肯定的光圈外無關緊要的陰影,而真正值得重視的乃是,要保持體面的身份,他必須通過充分發揮個體的生命力來維繫自己的良好感覺。因此,在他的眼中只有競爭的對手,並無可恨的敵人。對手間只存在強力的較量,即使你身為統治者,也需在較量中砥礪志氣,磨練人格。一旦在格鬥中失敗,便只有放下架子接受教訓,承認對方的勝利。在這一性質的競爭中只有高低之分,並無什麽對錯可言。毋庸否認,尼采對主人道德的陳述在後來一直引起不同的質疑和非議,這裡無暇涉及那些枝節問題。我在此對他的部分説法特作發揮,並無意求諸歷史的實證,而是要藉以描摹一種不局限於階級劃分的人格狀態,突出其普遍存在的,並非為某一特定階層所獨有的血性倫理價值。

與主人的自我肯定正好相反,奴僕必須通過他人來界定自己。主人的那個「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奴僕則渴求投機和變天。他因對主人心懷羡妒而滋生了怨恨情緒,尼采稱其爲ressentiment,即一種因缺乏強力而壓抑自己所產生的負面反應,一種情感的消化不良症慪成的有害酸氣。奴僕的貧困感不只緣於自己的貧窮,更使他難堪的是與主人相比,他深感自己太窮。主人因此而成爲他打心底仇視的對象。但又由於他深知自己無力打倒主人,便只好在意念上把主人當作敵人,在一邊詛咒其「邪惡」的同時,一邊把自己設想成受苦受難的「好人」。這樣一來,對方被說得越邪惡,他自己就相應地顯得更美好了。由此可見,對比主人的重對手而無敵人,奴僕則需通過樹敵以立己,且本能地懷有醜化敵人的強烈傾向。必須指出,讀了尼采所描述的奴隸狀態,實不必硬拿去與古希臘羅馬存在過的奴隸制掛鈎。就我的讀者反應來説,還是更傾向從廣義的和比喻性的含義上理解其中的道理。比如説,任何人一旦遭遇貧窮、無力、低賤、被剝奪、受難、病痛和醜陋等不幸,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肯定的強力,以至精神上受到奴役的創傷。這樣的情境人世上隨處皆有,不管誰都有陷入的可能。由此而滋生的怨恨也一直都存在著,並在不同的程度上對有關的人群及其生活產生毒化的作用。但那一切只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僅在局部的和個別的範圍内自生自滅。不幸在精神奴役創傷無比深重的苦難中國,隨著中共掀起的階級鬥爭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日常生活性質的怨恨才被全面引爆,裂變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量。



關於這種怨恨發生的恐怖連環爆,可從本書首篇討論三農問題的文章說起。三農問題的成爲熱門話題,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它此後一直在持續惡化,迄今未從根子上得到解決。我自2001年冬開始接觸這方面的材料,便從我曾經落戶農村的感受出發,把聯產承包制以及鄉鎮弊政的當前危機置於中共農村政策和農業路綫的脈絡中作尋根究底的考察。當時雖未有意運用上述的譜系探源方法,但就我父母兩家雙料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和我在農村接觸父老鄉親的經驗而言,我很早就對黃世仁、周扒皮之類醜化地主形象的電影和小説懷有直覺的反感。與其說那是我作爲「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共產黨鬧革命的仇視,不如說是我對革命的反現實主義虛假美學自發的本能抵制。我的「思想反動」其實始於我在表達方式和審美趣味上與中共及其庸眾的尖銳對立。有關土改中的暴力和罪行,雖説都是從近年來不斷公佈的材料中瞭解到的,但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從我身邊很多可親可敬的地主活人身上,我已感性地確認了他們與文藝宣傳上那類刻板的地主形象迥然不同。對誇大性污衊他們的宣傳,我自發地保持著漠視的距離。諷刺的是,回憶我在農村落戶多年的經歷,我發現,反倒是貧下中農的積極分子中,尤其是生産隊的大小幹部中,卑劣粗俗者竟然爲數不少。由此也可見,中國農民,無論是富還是貧,大體上還是以淳厚勤勞者居多,樂於分他人財產和甘心寄生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上的劣質農民,顯然只佔極少數。甚至可以說,就連那一部分少數,也多是中共階級鬥爭的風浪中增生出來的渣滓。如果說現代農民的素質已呈現出劣化的趨勢,那也只能説是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結果。因此我認爲,討論當前的三農問題,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只局限於當前造成諸多問題的語境,而應上溯到公社化以及土改的倒行逆施中檢討其根源,追究始作俑者的罪責。毛澤東路綫所導致的現代化歧途也不應只從反右算起,實際上自新中國建立開展土改運動,三農就被導上歪路。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經濟文化長期落後,到底是不是地富對貧僱農的剝削造成的?經過研究和對比,有充分的數據和事實證明,是土地資產不能轉爲工商資本,農村的剩餘勞力無法轉入非農業生産的瓶頸導致了普遍的貧窮和長期的落後,由此引發了貧富之間的衝突。這一矛盾本可通過發展現代化經濟,在農村實行和平的社會改革來逐步解決,但在大革命的二十年代,中共為乘勢壯大武裝奪權的力量,竟盲目在南方的局部地區首先發動土地革命,結果激化了本可以緩和的衝突,導致了國共長期的互相殘殺。

中共的不少領導人均出身地富家庭,包括毛澤東在内,他們這些地富子弟爲什麽甘願背棄家庭,熱心領導窮苦農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讓我們再回到尼采的道德批判。尼采批判基督教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針對著當時歐洲流行的利他主義(altruism)學説。批判利他主義,並不意味著尼采完全排斥現實生活中普通人利他的行爲和態度,他的批判立場基於他對人類正當的利己心之捍衛,他極爲不滿的是那些通過宣揚利他主義理論來充當教義監護的激進者所作出的高調姿態,及其偏重後果的功利主義取向。他認爲這種過分擡高他人重要性的取向一旦過頭,必然貶低個人的價值,阻撓個人的充分發展,促成集體主義的膨脹,最終致導致人群的劣化。蘭德(Ayn Rand)有幾句話可為尼采的不滿和擔憂作一生動的解釋。她說:

應不應該給乞丐一個硬幣並不是問題。問題是假若你沒給出這個硬幣,你是否還有權活在世上,問題是你是否要沒完沒了地施捨硬幣給不斷向你伸手的乞丐,問題是你得拿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道德目的抵押他人的需要。難道人必須成爲自我犧牲的動物?每一個自尊的人都會回答「不」,而利他主義者卻説「是」。

尼采和蘭德抨擊的利他主義思潮未必與中共的土地革命有直接的聯係,但正是挺起了類似的教義監護人高調姿態,手握了剝奪他人財產的正義旗號,早期共產黨中投入農運的激進分子硬是把紅色的打富濟貧奉為救助勞苦大衆的崇高使命。須知,在那個讀書人仕進無路的時代,革命其實也是一種新興的職業,參加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為某些無業的文化青年提供頗爲理想的出路。革命固然不是請客吃飯,但不可否認,大量的革命者都是到革命隊伍中謀飯碗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一時間組織起成千上萬人的紅軍隊伍,軍糧、軍費以及整個革命團體的總開支從何而來?瑞金的蘇維埃政府又沒有財政收入,到底有哪個利他主義的個人或團體曾捐獻錢財資助過紅軍?

翻檢記錄當年蘇區真實情況的材料,特別是曾任紅軍高級將領的龔楚回憶錄,我才發現,原來打土豪分田地並非救濟窮人的利他活動,其真實的和現實的目的是從富人家中搶到糧食和錢財,用來養活紅軍的隊伍和草創中的蘇維埃政府。而大量入夥的紅軍士兵,則來自本應轉向非農業生産,卻因經濟凋敝而無處可去的農村剩餘勞力。中共這支小米加步槍的武力之得以日益壯大,其強力意志的資源汲取了被昇級的窮人怨恨,其人力資源主要來自未能妥善轉化的農村剩餘勞力。兩股資源的低劣質地決定了其蠢動的盲目性和浪費性,革命於是被閙成一場燃燒怨恨的烈火,它消耗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最終也破壞了本來已很凋敝的農村經濟。紅軍的武裝鬥爭還另有一至關重要的國際資源,它來自布爾什維克的蘇聯。正是從那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紅軍獲取意識形態和物資上的補給,照搬囘黨和軍隊的組織形式,並不斷地接受任務,按莫斯科的指令展開種種危險的行動。兩種劣質的本土資源在錯誤的外來導向下就這樣殺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其富國強兵的衝動和努力固然不容否認,但它的實現過程卻敗壞了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也扭曲了初步引入的西方文明,造成了低下暴力對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野蠻踐踏。



因此,你若真以爲中共很民族主義,具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明確意識,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在〈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一文中,我從探源英倫的民族國家之形成及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出發,對民族主義的内涵和要旨稍予梳理,粗略勾畫了它向四方傳播的概況。從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可以看出,中共集團在求取幸存的整個過程中,其所作所爲不只一點也不民族主義,且有損於國家利益,拖累了民族的新生。但中共善於利用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那情緒也正好具備供其長期寄生的條件,因此中共才得以從中激發出打擊敵對一方的動力,一步步壯大了自己的聲勢。

中國的民族主義焦慮源於國人的他者心態,一種用別人的眼光看自己,把自己視爲他人的心態。未受西方衝擊的中華帝國一直以天朝自居,你不管認爲它多麽落後和專制,它畢竟持有自我肯定的民族元氣。及至晚清屢受列強侵淩,國力衰弱的事實終於使國人──特別是知識人──在西方文明的鏡子中照出了自己很不起眼的影像。那就是國家貧弱和國民愚昧的形象,一種用外來標準自己把自己定格成「他者」的形象。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開始把國家的貧弱歸罪於中華傳統。這一他者心態的文化論述首先為中共打倒封建地主和一切舊權威的暴民導向提供了順理成章的口實。對比日本較爲成功的現代化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在保持傳統價值序列的情況下向現代社會轉型,不但有益於社會的穩定和民族元氣的維護,且易於有效地吸納和融合自主引入的西方價值。不幸在中國,他者心態泛濫成災,隨著傳統的價值序列在暴力革命中遭到破壞,底層的粗暴力量隨即以沉渣泛起之勢佔據上風,湧入權力中心。

這一價值顛倒的過程分三個階段完成。其一,通過内戰的獲勝,中共武力奪取政權,顛覆了上承辛亥革命的民國價值,截斷了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正道。其二,通過反右,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群體踏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腳下,背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將辛亥、五四、抗戰幾代精英人物摧殘殆盡,扼殺了共和國真正實現「共和」的生機。在評論李劼的文章──〈從傳統到現代的悲愴變奏〉──中,我特別提到林昭的同學李雪芹談及林昭的一幕,李雪芹所說的那段話再明顯不過地顯示,來自農村的女學生初入高等學府,乍一面對資產階級情調的民國女子,其微妙的心理所聯係的政治判斷:她這一邊私下那樣豔羨,但另一邊轉臉便換上不以爲然的面孔。毛澤東其實就是一個拔高放大貼金塗彩的李雪芹,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受難,就是林昭個案漫無邊際的擴散和株連。反右後的大陸社會儘管已一片肅殺,但民國畢竟上承中華數千年文明傳統,趕走國民黨政府,批臭資產階右派,並不等於就徹底消除了舊社會在新社會深遠的影響。李雪芹一類人物盡可以通過入團入黨在政治和權位上提昇身價,卻無法以他們的是非好惡扭轉普通人的是非好惡,甚至連自己的是非好惡都難以踏實放心地把握。所謂「階級鬥爭處處有」的那個焦點就膠結在這裡:粗鄙低下者是號稱當家作主了,但「外行領導内行」的他們仍不具備自我肯定的良好感覺,仍需沿襲奴僕界定自己的方式來加固他們做主人的姿態。他們之所以在價值的確認上不惜採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的運動方式,是因爲他們必須通過全面否定的方式從物質上,甚至人體上毀壞消滅了讓他們感到壓抑的價值,才得以肯定他們那個並不具備實質内容的無產階級文化。第三個階段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在毛澤東的一再鼓動下全面引爆。對毛本人來説,更重要的是,要用被動員起來的紅衛兵怨憤暴力趁勢打倒黨内一大批使他產生李雪芹那種不適感的人物。毛所顧忌的那些老人,借用陳丹青的説法,多屬於共產黨人内的「民國範兒」。長期以來,面對他們獨當一面的領導能力,對比他們的品位和風範,毛澤東有時候難免爽然自失,致使他一種相形見絀的困窘如芒刺在背。由此可見,價值序列的客觀存在及其與主體人格的對應和聯係多麽形影相隨而難以僭越,即使位尊如毛澤東者,戴上了黨國的皇冠,仍無法祛除那個妨礙他充分肯定自己的沐猴陰影。僭越的罪過必帶來自戕的災難,毛澤東在黨的九大上躍居頂峰的那一刻,即已開始了紅太陽的隕落。

綜上所述,中共的種種作爲,實在是既不國家,也不民族的!這個集團自稱以民富國強為己任,所積累的富如今已相當可觀,但卻更多地富到共黨一族身上,所鍛造的強也不可小覷,但都最大限度地集中於對内專政機器的強化,至今尚未能有效地武裝起一個崛起的大國應具備的強大國防。六十來年的發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到的和自誇的實在還有很大的差距,僅從這一點來評價,就不符合英倫民族主義增強國民財富的經典内涵。至於要檢討中共在民族主義作爲上對外的表現,對比一下同樣是極權專制的蘇俄在維護領土完整和衛國戰爭上的赫赫武功,再查一查中共與蘇共合作過程中就國家利益上所作的交易,中共還有臉談什麽愛國和主權!能暫免於賣國主義罪責的起訴,就是他們很僥幸的現狀了。



在評論胡志偉、李劼和周劍岐三位作者論著的文章中,我除了繼續揭示中共在百年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道路上所導引的歧途及其惡果,更重點討論了三位作者的論述所突出的民國價值,評述他們如何通過價值觀的矯正,洗刷了中共抹黑已久的歷史真相。

胡志偉是一位深具民國情懷的作者,多年以來,他勤奮致力現代史研究,編著了很多有關國共鬥爭史的通俗讀物。直到胡志偉那些揭示歷史真相的書籍陸續在海外暢銷的日子,大陸民衆還很少知道,抗日戰爭的勝利,對國民政府和中共集團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和後果。後者因此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贏得勝利之後,立即面臨維持戰後殘局的嚴重危機。但前者卻在國軍浴血奮戰期間,抓機會鑽空子發展壯大了兵力,進而趁勢將政府的危機推向絕境,最後打贏了内戰。國民政府不管為贏得抗戰勝利付出了多麽慘重的代價,遷台後都只好作爲打斷的牙齒吞入肚子,蔣介石忙於鞏固他在那裏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那段經歷,此後便成爲有所忌諱的痛史而很少提說。但對摘取了桃子的中共來説,卻正逢勝利者編寫歷史的大好年月,在政府統一頒發的歷史課本上,從未參加一場大會戰的中共至今仍被頌揚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包括我這樣「思想反動」的人物,移居美國多年,對於誰打了抗戰誰基本上沒打的史實,也與幾乎所有的大陸民衆一樣因缺乏瞭解而稀里糊塗。這的確是一個可悲的反諷,在大量的海外大陸移民中,不管是反共的還是不反共的,我發現,由於長期接受學校的黨化教育,每論及有關國共兩黨的歷史問題,常顯得是非混淆而觀念模糊,仍囿於黨史所灌輸的説法。近年來,我的寫作内容之所以轉向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出於排解此類困惑的求知衝動。我本是中文系出身,興趣和專長多限於文學研究和批評,近年來轉向現代史方面的閲讀和寫作,就是要以個人在黨化教育歷史觀上的突破來帶動更多讀者的突破。對我這樣一個常在網絡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來説,提高價值識別的水平,構建正確的歷史觀,自然要比埋頭學院的學術研究更刺激,更富挑戰,也更貼近一個走向晚年的生命在知性上的熔煉。在我閲讀補課的大量書籍中,就有胡志偉正面書寫國軍抗戰功績和揭穿中共黨史謊言的幾本讀物。

華夏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謂一史的文明,自古以來,史書的編寫和傳閲始終發揮著政治倫理的警戒作用。每一代新朝都有責任為前朝修史,不管那個滅亡的前朝有過多大的罪過,修史者都須嚴守古今一致的褒貶原則:對於君主的賢明昏聵和臣屬的忠義奸佞,俱應秉筆直書,持論公允。這裡面仍然是對手與對手較量的關係,勝歸勝,敗歸敗,即使由勝者書寫雙方較量的歷史,也絕不容許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把髒水全潑向失去話語權的一方。中共最缺德,也最無史德的一點就是違背了這一嚴正的修史傳統,長期以來,全靠他們那一整套歪曲事實的黨史來維持其「偉光正」的形象。胡志偉則以私修國史為己任的勇氣與中共的僞史針鋒相對,窮追不捨,必欲揭一個底朝天而後快。他採取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做法,以列傳的方式為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重訂褒貶,恢復了古代「以真僞論人品」,而「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品評標準,重建了被篡改的價值序列。如今,隨著中共偽史工程的日漸剝落,現政權寒磣的過去已越來越多地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說胡志偉最初發表他那些編著的年月,曉得中共沒打抗戰的國人還十分之少,而自五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至今,中共的抗戰空白史便越來越露出貧乏的箱底,其衣不蔽體的窘態已無所逃於天下。今日,凡看過幾部新編抗戰電視劇的大陸觀衆,都對那事情略知其一二,儘管官方還在吃力地維持既定的説法。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僞裝終被剝去,連現行歷史課本的編者似乎都不好意思再完全沿用以前那些已騙不過人的假話,在敍述抗戰史的課文内容上因無所適從而只好含糊其辭,一筆帶過,致使課堂上老師可講的現代史内容被刪減得越來越少。最近出了個有名的歷史老師袁騰飛,針對那内容貧乏的課本,他挺起南史氏無畏的胸膛,把揭穿中共僞史的課堂演講搬上網絡,已通過視頻傳遍了國内外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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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康正果
美國耶魯大學中文教師。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重審風月鑑》、《交織的邊緣》、《鹿夢》、《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和《肉像與紙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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