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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 魯迅、郭沫若、高長虹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舉隅: 魯迅、郭沫若、高長虹

作者 : 廖久明

出版社 : 新銳文創

※ ※ 無庫存

無庫存

定價 : NT 410

售價9折, NT369

內容簡介


總之,寫文學史確實應該抓大放小,否則便是一種「『博覽旁搜』,以量取勝」。不過,寫文學史應該先研究再篩選,而不應該先篩選再研究,只有在對所有對象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該抓、哪些該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為不瞭解而放棄那些本該抓住的內容,卻讓那些本該放棄的內容濫竽其間。並且,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並不單獨地存在於某種時空之中,而總是表現於此物與它物間的關係之中。」就是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現象,也應該將其與相關作家和現象聯繫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現象的意義所在。這一切,都離不開史料工作。
——廖久明




就中國現代作家而言,《魯迅全集》至少應該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於寫作《一群被驚醒的人──狂飆社研究》的需要,筆者在通讀《莽原》週刊和半月刊時竟然發現有近20則廣告未收入2005年版《魯迅全集》(不包括12則《正誤》)。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收錄了部分廣告、劉運峰編輯的《魯迅全集補遺》收錄了30則廣告的情況下,竟然在魯迅主編的、著名而常見的《莽原》上發現這麼多魯迅佚文,筆者不能不感到驚訝。筆者由此想到,由於魯迅一生辦了不少刊物,在魯迅主辦的其他刊物上應該還能發現魯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餘地顯然十分有限」 的魯迅佚文仍有挖掘的餘地。
與《魯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極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 。為了「用具體事實說明重新出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筆者曾經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資料》中的《郭沫若著譯系年》提供的篇目,運用電腦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結果令我驚訝萬分:「單就『系年』收錄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余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發表卻未收入『系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發表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麼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 需要強調的是,這「1700餘篇」僅指已經收入《郭沫若著譯系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系年」的文章,哪怕筆者已經發現也未將它們統計進去,如:《郭沫若書信集》和《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共收郭沫若書信838函,但筆者只統計了270餘函,意味著還有560餘函未統計進去。試想想,依據這樣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出的結論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筆者研究較多的第三個作家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那麼受重視的高長虹。儘管高長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受重視,筆者在研究他的過程中卻有意外收穫。首先,通過比較高長虹的《幻想與做夢》和魯迅的《野草》筆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管人們如何評價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語體』散文或象徵主義散文詩的源頭,儘管稱高長虹為『散文詩集的開先河者』與事實不符,卻完全可以稱他為開創者之一」;通過比較高長虹的《土儀》和魯迅的《朝花夕拾》筆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朝花夕拾》開創了現代散文『閒話風』創作潮流與傳統的說法屬實,那麼開創現代散文『閒話風』創作潮流與傳統的系列文章應該是《土儀》而不是《朝花夕拾》。」如果筆者的結論可以成立,那麼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的以下說法便應該修改: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閒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 。其次,筆者提出了「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觀點。筆者在閱讀高長虹作品過程中發現,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1925年的北京出版界有過一次「思想運動」:「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為特殊的時局的緣故,思想上引起一個小小的運動,這運動因為藝術的色彩比較多些,所以一般讀者們都難於認識它的真象。從事運動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說,所以直到現在世間還像沒有什麼也者。但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那樣普遍,但比《新青年》運動卻深刻得多,它是會慢慢地踏實地表現在事實上呢。其中雖然也不是沒有派別,但當時的精種卻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說,可分為《莽原》、《語絲》、《猛進》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覺而表現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體上又都是同樣的目標」 ;「去年的出版界是有過一次運動的,大致由對外而轉為對內,由反章而轉為反現代評論社,對內與對外,是號稱全國一致的,然而在我們好談思想的看起來,卻是反章,尤其是反現代評論社的意義深且遠。這不但是被壓迫者反壓迫者的運動,而是同情於被壓迫者反同情於壓迫者的運動,是士人中的不闊氣的士人反闊氣的士人的運動,是藝術與思想反士宦的運動,是真實反虛偽的運動,是人反非人的運動」 ;「大家想來知道當時引人注意的週刊可以說有四個,即:《莽原》,《語絲》,《猛進》,《現代評論》。《莽原》是最後出版的,暫且不說。最先,那三個週刊並沒有顯明的界限,如《語絲》第二期有胡適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現代評論》有張定璜的《魯迅先生》一文,孫伏園又在《京副》說這三種刊物是姊妹週刊,都是例證。徐旭生給魯迅的信說,思想革命也以《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種列舉,而辦文學思想的月刊又商之於胡適之。雖然內部的同異是有的,然大體上卻仍然是虛與委蛇。最先對於當時的刊物提出抗議的人卻仍然是狂飆社的人物,我們攻擊胡適,攻擊周作人,而漠視《現代評論》與《猛進》。我們同魯迅談話時也時常說《語絲》不好,周作人無聊,錢玄同沒有思想,非攻擊不可。魯迅是贊成我們的意見的。而魯迅也在那時才提出思想革命的問題」 ……看了這些文字後再來看胡適、魯迅等人1925年前後的文章、書信,筆者驚訝地發現,1925年前後,面對「『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的社會現實,胡適、魯迅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將《新青年》未竟的使命繼續下去的主張:「我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基礎建築一個可靠的基地」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 。很遺憾的是,這次思想革命開始不久五卅慘案便發生了,人們的注意力再次由思想革命(「啟蒙」)轉向了嚴酷的現實(「救亡」),「救亡」就這樣再次壓倒了「啟蒙」。儘管人們對「救亡」與「啟蒙」的關係有較大爭議,但是就五卅慘案與「第二次思想革命」而言,筆者認為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總之,寫文學史確實應該抓大放小,否則便是一種「『博覽旁搜』,以量取勝」 。不過,寫文學史應該先研究再篩選,而不應該先篩選再研究,只有在對所有物件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該抓、哪些該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為不瞭解而放棄那些本該抓住的內容,卻讓那些本該放棄的內容濫竽其間。並且,結構主義告訴我們,「現實的本質並不單獨地存在於某種時空之中,而總是表現於此物與它物間的關係之中。」 就是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現象,也應該將其與相關作家和現象聯繫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現象的意義所在。這一切,都離不開史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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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廖久明
廖久明(1966-):文學博士,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樂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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