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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方法論文集

韋伯方法論文集

作者 : 馬克斯.韋伯

作者 : Max Weber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無庫存

無庫存

定價 : NT 800

售價79折, NT632

內容簡介


韋伯─近代社會學之父
西方現代社會學及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

本書對於瞭解韋伯在「哲學」與「宗教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概念,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學的反省,值得關心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哲學概念的讀者費心細讀。更重要的是,韋伯探討的主題不侷限於一般所說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擴展到了知識理論與邏輯學的分析、乃至更根本的「知識」或「科學」的意義問題。
在〈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一文中,韋伯使用直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實例探討許多相關連的「基本的邏輯-方法學的問題」。〈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則討論「理想典型式的概念建構」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對於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探討的主體:「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如何被建構及研究的議題,可自〈「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一文中一窺端倪。。對於如何掌握「歷史學的對象是什麼」及「歷史學之邏輯上的本質」這類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的問題,韋伯也在本書中作了詳細討論。
本書另外收錄韋伯對當時新康德主義法哲學家史坦樂(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及德國國民經濟學家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 1844-1931)著作的評論。其中論及韋伯的方法論思想中最重要的側面,包括如何在文化研究中對「經驗上的詮釋」或「釋義學上的詮釋」這二條進路做出區分、「事實」與「價值」的區別、「價值關連」學說、研究客體之建構,以及「理想典型」的概念等。
最後,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中,韋伯提出對於「價值中立」這個概念提出最深入、細膩、且完整的分析與論述。韋伯認為知性、倫理與心的判斷各有其必須遵守的法則,不能以知性的認知結果去譴責心的感受或倫理判斷。心和倫理判斷是不受指揮、也不能被指揮的,也由此可知,知性的法則的侷限。這種「知、情、意」三分而各有其「固有法則性」的想法,可以說是韋伯的思想的「人學基礎」。


◎延伸閱讀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
《社會之經濟》
《國家學體系:社會理論》

◎中譯導讀(節錄)
本書與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
本書翻譯的,基本上都是收錄於韋伯的《科學學說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以下簡稱WL)中的文章。但是,這本書無論是書名還是其中收錄的文章,卻都不是韋伯親自決定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對這部著作形成的歷史做些交代。
在1919年11月間寫給他的出版商Paul Siebeck的一封信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到了自己想要出版一本「方法論-邏輯學文集」(eine Sammlung der methodologisch-logischen Aufsätze)的想法,並說他認為可以考慮收錄進該文集的文章包括:
《文庫》中所有這類的東西(導論文章、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邏各斯》諸文章(‘Logos’-Aufsätze)、以及一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Psychotechnik der Arbeit)的文章。
信中所提到的《文庫》,指的自然是韋伯與宋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和雅飛(Edgar Jaffé, 1866-1921)於1904年接手主編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以下簡稱《文庫》),而「導論文章」指的則是韋伯為該刊物新系列定調的重要文章〈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至於「與E. Meyer, Brentano, Stammler等人的論辯」,則是指分別於1906、1907、1908年發表於《文庫》中的三篇文章:〈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以及〈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邏各斯》諸文章」指的是分別於1913與1917年發表於《邏各斯》上的二篇文章:〈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和〈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科學之“價值中立”的意義〉。而那篇「為社會政策協會寫的關於勞動的心理技術的文章」,則是指在1908-1909年間分四期發表於《文庫》的長文〈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
但是,一直到韋伯於1920年6月14日辭世為止,這本構想中的《文集》並未出版。韋伯辭世後,韋伯的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870-1954)才將韋伯的一些性質相近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並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WL的第一版出版於1922年,但內容與韋伯的構想並不完全相同:韋伯提到的〈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並未收錄其中,反倒是收錄了幾篇韋伯並未提到的文章,包括:(1)韋伯於1903-1906年間,分三次發表於施莫樂(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主編的《德意志帝國的立法、行政與國民經濟年鑑》(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以下簡稱《年鑑》)的一篇論文:〈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以下簡稱〈羅謝與肯尼士〉);(2)1909年發表於《文庫》中的文章〈“能量學的”文化理論〉;(3)一篇選自《經濟與社會》第一部份第一章的前六節的文章,並冠以〈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的篇名;(4)韋伯於1917年於慕尼黑演講、1919年修改付梓的講稿〈科學作為職業〉;以及(5)由遺稿整理付梓的〈〈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一文之補遺〉。但這本文集為何會定名為《科學學說文集》,而瑪莉安娜又是根據什麼觀點或想法選定這些文章的,則毫無說明。1951年,WL發行第二版,除了將〈社會學的方法學基礎〉這個篇名改成〈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並通讀一遍、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註解與說明並附加「索引」之外,文本上並無改變。
瑪莉安娜過世後,Johannes Winckelmann(1900-1985)才在他1868年編輯出版的WL第三版中,加入了二個新文本:(1)瑪莉安娜於韋伯遺稿中整理出來、並於1922年發表於《普魯士年鑑》的文章〈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2)將〈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擴充到第七節。Winckelmann在第三版的〈前言〉中說,加入前者的理由是:〈正當的支配之三種純粹的典型〉乃是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之思想上的直接延續;而加入後者的理由則是:第七節乃是為使「正當秩序的學說完善」所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Winckelmann還放棄了第二版所加的註解、說明與索引,恢復第一版的「純文本版本」型態(原先的構想是要另外出版一本《說明卷》,但始終未見完成)。此後的各個版本(1973, 1982, 1985, 1988等版本),書名與收錄文章基本上都沒有改變。這就是今日多數學者研究韋伯的方法論所依據WL的文本的由來。
在新編的《韋伯全集》(Max-Weber-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WG)中,規劃將收錄韋伯有關邏輯學-方法論問題的文章、編輯評註、書評、討論稿、意見書等等文字的,共有二卷:第7卷與第12卷。第7卷定名為《關於文化-與社會科學之邏輯學與方法論》(Zur Logik und Methodologie der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第12卷原先定名為《關於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與價值判斷討論》(Zur Methodologie und Werturteilsdiskussio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1984年改為《理解的社會學與價值判斷中立:1908-1920著作與發言》(Verstehende Soziologie und Werturteilsfreiheit. Schriften und Reden 1908-1920)。事實上,這二卷收入的文字,除了原已收入韋伯著作《社會學與社會政策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中的討論發言稿、1913年為在「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內部討論「價值判斷」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書、以及一些編輯評註和書評之外,基本上與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並沒有什麼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MWG中,〈論工業勞動的心理物理學〉一文獨立成冊(MWGI/11),並未列入上述二卷中。至於〈科學作為職業〉一文,則與〈政治做為職業〉合為一卷出版(MWGI/17)。
我基本上同意Friedrich Tenbruck(1989: 102)的說法: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應被視為韋伯授權的、表達其方法論思想的版本,並且其中所收錄的文章不只是一些零散的「沒有深刻的統一性與意義的爭論與機緣之作」,而是貫穿著一個「涉及了所有科學的整體之種種基本問題」之「相連屬且統一的提問」;換言之,其中事實上包含著一套有系統的「科學學說」,只是沒有有系統的解說而已。
由於韋伯夫人瑪莉安娜曾經研究過費希特──她第一本出版的著作是《費希特的社會主義及其與馬克思的學說的關係》(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ältnis zur Marx’schen Doktrin)──,也許有人會認為她將韋伯的這本文集命名為“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多少與費希特的 “Wissenschaftslehre”(中文一般譯為「知識學」,事實上就是費希特心目中的「哲學」)概念有關。其實不然。“Wissenschaftslehre” 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流行的語詞,可用以泛指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說。例如本書頁[111]註1中所提到的W. Hellpach的Zur Wissenschaftslehre der Psychopathologie(《論心理病理學的科學學說》)一書的書名,就是在相同的意義下使用“Wissenschaftslehre”一詞的。也因此瑪莉安娜會將韋伯信中所沒有提到的那些文章也收入論文中。相反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便顯得與「科學學說」不太相干了。
因此,本書基本上將以瑪莉安娜1922年編輯出版的WL所收錄的文章為準進行翻譯。惟其中1913年的〈關於理解的社會學之若干範疇〉一文,因與方法論的關係不是那麼密切,比較適合與1921年的〈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一文放在一起對照著讀,以掌握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的概念的發展,因此不收入本書中。至於的溫克曼所加的部分,跟「方法論」更不相關,我就不翻譯了。但由於瑪莉安娜編輯的版本已不易找到,且學術界長久以來都以溫克曼編輯的版本為引註根據,因此本書亦採用之,以方便讀者查考。我根據的版本是1982年出版的WL第五版。另外,〈科學作為職業〉這篇文章,由於已有不錯的譯本可讀,我就不再重譯了。其他所有收入WL中的文章,則將依照時間順序安排,一一譯出。這樣一來,由於本書所譯的文章,都是韋伯較為扣緊方法論主題的著作,將本書命名為《韋伯方法論文集》,就顯得更為恰當了。為了方便懂德文的讀者查考原文,本書將以“[]”標示譯文所根據的德文版本的頁數。
但若嚴格依照文章發表的編年順序安排,分別於1903、1905與1906年分成三篇文章發表的〈羅謝與肯尼士〉一文,卻又將被分隔開成二個部分。因此,為顧及文章的完整性,本書將把〈羅謝與肯尼士〉一文的三篇文章放在一起。除此之外,本書還收錄了一篇韋伯於1904年與宋巴特、雅飛接手主編《文庫》時,以編輯群的名義所寫的期刊新系列發刊詞〈弁言〉(Geleitwort)。這篇短文為WL所無,收入本書的理由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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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德國國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儘管是法學出身,一生從事的正式教職都是國民經濟學的教職,且在1903-1918的長達15年間,韋伯還是一個學院外的學者,但韋伯的學術興趣與成就卻幾乎涵蓋了整個的文化與社會科學,其著作對後世的影響既深且廣,難以歸類。韋伯生前著作多以文章形式發表,直到過世前不久才開始集結成書,死後由其遺孀與學者陸續集結出版。韋伯不僅是在學術上多方面具有原創性的學者,也是在政治上具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除了是「理解的社會學」的建立者,並在許多社會學分殊領域(如: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支配社會學、音樂社會學等等)有重大的貢獻之外,在經濟史、社會史乃至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等方面也都有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他對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政策以及俄國革命的分析與論述,也都是不可忽視的精神遺產。韋伯最著名的著作,乃是《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本書翻譯的文章,則主要收錄於《科學學說文集》。新編的《韋伯全集》分三部分(「著作與演說」、「書信」與「講演與筆記」),預計出版47冊,1984-2012已出版33冊。

張旺山(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1956年生於台北縣烏來鄉。台大哲學系、哲學研究所畢業後,先後獲教育部公費及德國自由民主黨Friedrich-Naumann-Stiftung獎學金,於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 Bochum)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副修政治學與社會學,博士論文為《文化實在與文化科學:韋伯的方法論與價值學說》(德文)。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一年的約聘助研究員,1994年8月起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任教迄今。主要興趣是政治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哲學、十九世紀德國哲學以及韋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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