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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後的女性解放話語

作者 : 張春田

出版社 : 新銳文創

※ ※ 無庫存

無庫存

定價 : NT 240

售價9折, NT216

內容簡介


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字」。

本書論及「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梳理了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國的實際接受情況;並分析「娜拉」形象所代表/表徵的女性解放話語在五四前後的流變。通過對「五四」的再認識,以反省我們所處的時代及其思想困境。

本書特色
1. 全面梳理介紹挪威劇作家筆下的「娜拉」被譯介到中國和傳播的情形。

2. 討論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對中國五四運動啟蒙和民初女性解放運動的推波助瀾,以及對相關戲劇、文學文本的影響。


自 序
通過「娜拉」重探「五四」

作為五四啟蒙話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及其筆下「娜拉」(Nora)形象的被譯介到中國,在五四前後發揮了特殊的推動作用。在中國新文學尤其是現代戲劇的創制中,也有重要價值。無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娜拉」都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存在。本書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視野去討論「娜拉」對於五四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想像的意義。

本書追蹤和重構「娜拉」跨語際進入中國,被傳播、被言說、被模仿的歷史與文化語境。在此基礎上,考察圍繞「娜拉」的女性解放和個人主義話語的展開過程,「娜拉」譜系在不同話語場域與文類形式中的嬗變情況及其社會文化內涵,分析它們如何受到現實環境、性別差異、對話機制的影響與制約,探討作為話語實踐的「娜拉」故事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內在關聯。

第一章,首先梳理易卜生在1910-2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的情況。一系列紙面的知識生產和舞臺的話劇表演,逐漸建構了易卜生在現代中國的獨特位置。接著討論五四時期促使「易卜生熱」生發的歷史語境。從思想革命、戲劇改良、寫實主義等角度,揭示選擇易卜生的文化邏輯。易卜生能夠被五四知識者選擇作為文化資源,因為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們的期待視野,提供了他們能引以為用的象徵資本。「易卜生熱」是五四的知識/權力機制的具體體現。最後分析《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跨語際過程中的翻譯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試圖回答「娜拉」成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啟蒙話語中,《玩偶之家》反思現代性的面相,被對於現代性的渴望與設計所遮蔽並且替代了。

第二章,討論五四啟蒙語境中的「娜拉」闡釋,並延伸至知識者關於女性解放的反應,藉此把握五四啟蒙話語的主導傾向及其內在縫隙。「娜拉」成為社會話題,與《新青年》所創造的輿論空間密不可分。第一節回到《新青年》現場,論述女性解放話語在《新青年》中的展開情況。女子問題與對家庭―宗法制度的全面批判有著密切關係,這構成了中國女性解放話語興起的特殊背景。第二節聚焦於胡適(1891-1962)的〈易卜生主義〉,具體分析女性解放與個性解放是如何「接合」到一起的。「易卜生主義」是「逆女」與「逆子」結成同盟的標誌。女性解放話語被啟蒙的宏大敘事所整合並分享,事實上造成了某種「去性別化」的效果,遮蔽了女性自身的性別意識和自覺。第三節圍繞現實中的幾個「娜拉事件」,討論知識份子們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的態度和觀點。知識份子們開創了一個言說和討論女性問題的公共空間,並且在話語實踐中,參與了理想性「新女性」的創造。在交響喧嘩的多重聲音中,知識群體的分歧和啟蒙的內在裂隙也日漸顯現出來。第四節關注「娜拉型」話劇。作為中國化的「娜拉」的文學再現,它們組成了中國的「娜拉」譜系。「出走」在「形式的意識形態」層面的意義,是解讀的重點。「田亞梅」們的「出走」,表徵出作為女性解放運動「引路人」的男性知識份子們的現代想像與性別焦慮。

第三章主要論述五四高潮過去以後的1920年代裡,知識份子和大眾媒體對於「娜拉」的進一步闡釋和女性解放的繼續追問。第一節關注魯迅(1881-1936)。魯迅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顯示了他與主導的啟蒙話語之間的區別。借助於言說「娜拉」,魯迅反思了啟蒙思路在中國改造方式上的樂觀想像,而《傷逝》中的愛情滅亡之路也對於啟蒙理性構成了深刻拷問。正是意識到改造的極端困難,難以相信簡單的進化思路和群眾崇拜,魯迅才選擇「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第二節討論周作人(1885-1967)在女性解放問題上特殊的倫理關懷。周作人以一種曲折的方式,介入到「娜拉」道路的爭論中。從「女人的發見」到「為女的自覺」,周作人始終強調女性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內在自覺。他為自己的定位是「火炬」的傳遞者而非「解放者」。第三節以《婦女雜誌》的變化為例,從「第四階級女子問題」的提出,透析女性解放話語本身的流變播遷,即逐漸從五四的個性解放話語體系中脫落和分離,開始和無產階級革命動員重新「接合」。第四節分析由闖入文學創作領域的「娜拉」們自己講述的「娜拉」故事。她們的性別書寫打破了男性作為敘述者的絕對主體性,發聲於五四女性解放話語之外。無論是周氏兄弟、眾多女性作家,還是《婦女雜誌》的作者們,他們關於女性解放的討論,都直接或間接地加入到了「中國如何現代」的文化想像之中。

結語部分簡述了「娜拉」故事在1920年代以後的一些「續集」。標誌個人覺醒的「娜拉」,被收編入整一的國族敘事,最終作為左翼革命動員的象徵,昭示走向工農大眾的道路。這種轉變看似激烈,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作為「民族寓言」的「娜拉」故事,極為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主體詢喚機制,與此同時,也發出了質疑和批判之聲。可以說,「娜拉」問題所指向的正是「中國現代」的多重難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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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春田
張春田,1981年生於中國安徽省蕪湖市,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學士,北京大學文學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哲學博士,曾在海德堡大學、重慶大學從事訪問研究,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合編有《新聞:閱讀與寫作》(2007)、《傳燈:當代學術師承錄》(2010)、《另一種學術史:二十世紀學術薪傳》(2012)、《留學時代》(2012)、《文房漫錄》(2013)等,合譯有《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2013),論文散見於《讀書》、《天涯》、《書城》、《文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現代中文學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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